一
　　 叔叔当选为村长那年，我正好离开父母所在的城市，到省城一家杂志社打工。
　　 父亲一共三兄弟，还有一个是我的伯父，虽然不是祖母亲生，却是祖母一手抚养大的，跟亲生的一样。但很不幸，伯父在他四十五岁那年得狂犬病去世了。父亲把全家迁出来后，伯父的儿子勇仔就搬到了我们原来住的老屋，和叔叔一家住到了一起，好歹有个照应。退休后，父亲要是有时间，碰上心情又好，每年总要回老家看看，多则半月，少则一个星期。每次还没有去之前，叔叔也会不时打电话过来催他，不是说家里的鸡长大了，塘里喂的鱼可以吃了，就是说现在正好事情不多，可以陪他到处走走，或摸摸字牌搓搓麻将。父亲听了心里一痒往往就去了。父亲每次回来脸皮就会黑上一圈，但每次都会带着一种意犹未尽的表情，告诉我们许多关于老家的信息。譬如说，村里已经修好的那条马路，都经过了哪些人家的屋门口；每家每户都装上了电话；村里有信用社，还设了邮政储蓄代办点，寄信和存钱再也不用跑远路了；新修的高速公路占了村里多少亩地，国家又补贴了多少钱；谁家发了大财，存款上了几位数；叔叔这个村长当得如何如何等等。这些都是好的，也有不好的，又譬如：谁家的房子在年前失了一次火；哪个老人家去世了；谁谁正在闹离婚等等。每次我从省城回来，父亲就会主动跟我说起这些，我曾在老家呆过十六年，父亲提到的人家我大都记得，常听得一惊一乍。尤其是伯父的儿子勇仔，自己在村里办起了一个加工厂。父亲在说到勇仔的时候，眼睛里都泛着光。父亲还说，叔叔经常挂在嘴边的有两个人，一个是勇仔，一个就是我了。自从我混到省城后，叔叔就把我当成了名人，在村里逢人就说他有个侄子在省城里当记者。
　　 这天，我正在办公室里忙着编辑下一期的文稿，突然很意外地接到父亲打来的电话，父亲在电话那头着急地说：“刚才你叔叔来电话，说勇仔被派出所抓起来了，具体情况我没听清，但无论如何你要帮着想想办法。”
　　 刚和父亲说完，叔叔家里的电话就打过来了。
　　 叔叔在电话里无奈而又愤愤不平地告诉我，勇仔在一个星期前被当地的派出所抓起来了。
　　 我啊了一声：“怎么会这样？”
　　 叔叔在那头有点气喘地说：“本来我以为自己能够解决，所以一直没有打电话给你，现在眼看过去一个星期了，情况不但没有好转，反而形势对勇仔越来越不利了，实在没办法才来找你的，你是省城里的记者，舞了这么多年的笔杆子，见识了那么多的人，一定是有办法的。”
　　 这件事来得太突然，有没有办法我当时心里一点底也没有。我的真实身份只是一家杂志社的文字编辑，虽然也揣着一个记者证，但这个记者证除了平时出门在外行个方便之外，平时基本上没派过什么用场。但勇仔就像是我的亲弟弟，我这个做兄长的自然是责无旁贷。
　　 我用尽量短的时间梳理了一下自己被打乱的头绪，然后问他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叔叔这几年的村长算没白当，他不但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得清清楚楚，还加入了强烈的感情色彩。
　　 由于他的讲述里夹杂了许多家乡的方言，怕读者听不明白，我只好在这里稍作处理后再复述一遍：
　　
　　 二
　　 一个星期前，勇仔在他岳父家里玩。那天正好下了一场大雨，晚上等雨停了之后已是后半夜了，他岳父想把自家田里的水放掉一些，他岳母娘不同意，说他年纪大了身体又不好，晚上一个人出去不放心。勇仔和他老婆就睡在隔壁，听到说话声就起来了，主动提出要岳父呆在家里，由他去田边放水。他岳母娘就把正在酣睡的小儿子小武也喊了起来，要他陪姐夫一起去。
　　 勇仔扛着一把锄头，小武打着手电跟在后面。他岳父家的水田挨着一口水塘，勇仔和小武放了水后就往回赶。在回来的路上，他们碰到了一个人，跟小武是一个村的，是那口水塘的主人。因为是熟人，他们相互之间打了一个招呼。回到家里后，已快凌晨两点钟，他们就各自睡下了。
　　 大概是早上六点多钟的样子，水塘的主人再去塘边时，发现塘里的鱼全死了，翻了一塘的白。当即就到派出所报了案，说有人在他的水塘里下了毒，并一口咬定是勇仔和小武两个人干的。
　　 下午四点多钟的样子，已回到自己家里的勇仔正准备到村里的刮板加工厂去。他走到离刮板加工厂不到百米的马路上时被两个穿便衣的陌生人叫住了。勇仔问什么事，两人只是说了一句“跟我们到派出所走一趟”，然后一边一个架着他往停在路边的一辆破吉普车走去。当时站在加工厂门口的一位工人看到了，开始以为是业务上的事情，就没有在意，直到他们上了车之后警灯亮了起来，才知道不对劲，马上打电话给我。
　　 当时，我和几个村民正商量在村东头搞一个花卉园的事，还准备把勇仔也叫过去的。接到电话后，我急忙打勇仔的手机，但手机已关机。
　　 我和花妹（勇仔的老婆）赶到派出所后，勇仔已关在审讯室里。我们根本见不到人，问派出所，也无人搭理。
　　 人关了三天后，花妹才接到派出所的一张拘留通知，并允许她和勇仔见一面，顺便送些钱和换洗衣服过去。见勇仔那天，我也去了，不过三天时间，勇仔就被折腾得没个人样了，他本来就瘦小，身体又不好，再这样下去，只怕是吃不消。勇仔告诉我们，他之所以被抓与毒死的那塘鱼有关，那天晚上他们只是去放水，根本就没下过什么药，现在塘主一口咬定就是他和小武毒死的，因为那天晚上塘主在路上只碰到他们两个经过他的水塘。派出所也认为是他们干的。在这三天里，派出所的人根本不把他当人看，还从勇仔身上搜出了一张六千元的活期存款单，说是作为这次的办案经费，通过一顿拳打脚踢后从勇仔的口里撬出了密码，把这笔钱从银行里取走了。
　　 我是看着勇仔长大的，深知他的为人，他是绝对不会干这种偷鸡摸狗的事的，放毒的一定是另有其人。后来我了解到那个塘主原来是派出所所长的一个亲戚。塘主的用意很明显，无非是想找个替罪羊，挽回自己的经济损失。派出所正好也乐得就汤下面，勇仔这两年虽然没赚到钱，但名声在外，他们想趁机敲一竹杆也不是不可能。为此，我先后找过乡党委书记、县政法委书记，但都没有什么用。现在当官的都是官官相护，一个个又忙得很，如果没有很铁的关系哪个来管你，但这些关系是要用钱去铺路的，我没钱，勇仔家里也没什么钱，有点钱也被他丢在加工厂里了，带在身上的一张存单是准备用来进材料的，结果都被他们搜走了。我这个当叔叔的除了一肚子火，也实在想不出什么办法。万万没有想到，在审到第四天的时候，本来躲过一劫的小武竟然从外面跑回来了，并主动到了派出所，他的本意是想给姐夫作证的，结果他这一去正好被他们逮个正着，也关了起来。更要命的是，小武被迫承认了他和姐夫在塘里下毒的事实！
　　 依照我的估计，小武一个细伢子根本就不懂事，再加上派出所的人连哄带吓，这个说你姐夫已经承认了，如果你还不承认就等着坐牢吧，要不就是只要你承认了有这么一回事，我们就放你回去。这样一来他能不承认吗，还懵懵懂懂地按了手印。当然，这是我个人的猜测，但这种猜测完全是有可能的。现在倒好，事情变得越来越复杂化了。
　　 幸亏勇仔到现在还没有松口。昨天我又去见了他一面，我问他吃了饭没有，他说没吃，怎么不吃呢，他说哪里吃得下。我还试探着对他说：“勇仔，你一定要跟叔说实话，这事要真是你犯的就早点认了，要罚款也好，要坐牢也好，都怪不得别人。”勇仔冲我直摇头，他跟我说：“叔，我没干过那种事，他们就是打死我，我也不会承认的。”当时听得我的眼泪都要出来了。现在有的派出所跟土匪差不多，只要被抓进去了你就得脱身皮。
　　 勇仔被抓之后我是一天也没睡过安稳觉。你想想，村里本来有一大堆事，现在他的加工厂也没人管了，停一天就要损失好几百，我得给他去打招呼吧，花妹虽然是个泼辣人，一旦遇上这样的事她就乱了方寸，只知道找我出面，你也知道，平时在村里我都是有商有量，如今碰到这样的事我一个小小村长能起什么作用？
　　 你是省城里的记者，又是勇仔的哥哥，先暂且不说勇仔到底有没有在塘里下毒，令人气愤的是派出所的一些做法，我虽然是个不懂法的人，但他们好像比我更不懂法，你抓人总得有个说法吧，不管青红皂白，说抓就抓了，到了第三天才看到拘留证，这个程序应该不合法吧。另外他们凭什么将勇仔身上的存单搜走，还把钱取走，这难道不是知法犯法吗？你再看看勇仔那副样子，一天比一天瘦，连背都直不起来，表面上看不出什么，说不定早已被他们打成内伤了，这些人别的不会，一个个打起人来都是内行……我觉得，你们当记者的完全可以来采访，他们这些人除了怕上面就是怕记者。
　　
　　 三
　　 听着叔叔的叙说，我的头跟着就大了起来。我没想到事情会搞成这样，跟叔叔的心情一样，我也是又急又气，但一时半会还理不出个头绪来。在叔叔看来，仿佛我这个记者只要一出面，事情就会迎刃而解，但我这个记者与报社的记者完全是两码事，现在即使是报社的记者出去采访事先也得由报社分派，采访的也大多是一些典型性的大事件，像这种尚无定论的小案件是很难见报的。再说，现在的记者还能唬得住谁呀。但我还是问叔叔要了那个派出所长的电话号码，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拨了过去。
　　 电话通了。所长问，是谁。听对方的声音，应该是四十来岁的中年男人。我说，我是省城的一名记者。他愣了一下，然后问，你有什么事。我说，听说一个星期前你们派出所抓了一个叫勇仔的人。我话还没说完，他果然就冷冷地撂下一句，我们现在不接受记者的采访。我刚想说几句，那头的电话就啪地一下给挂了。
　　 这个电话非但没起一点作用，反而激怒了那个所长。
　　 叔叔第二天又打电话过来，说派出所长问他，是不是有个亲戚在省城里当记者。叔叔说是有一个，是勇仔的哥哥。谁知派出所长一巴掌拍在叔叔的肩上，态度一下子强硬起来，说你以为有个记者亲戚就能吓住我，你看我这个派出所长是吓大的吗？
　　 我操了派出所长一句。叔叔说那天他也气得裤裆里直冒烟，但他忍住了，还陪了那个所长一副笑脸。
　　 我从老家出来的时候，勇仔已经没有读书了。他只小我两岁，懂事却比我早，初中还没念完就谈起了恋爱，那时学校对恋爱管得特严，结果他和那个女同学因为不小心暴露了一百多封情书而同时被学校开除。那年，勇仔十五，那个女同学十四，勇仔的成绩在班上排第一，女同学排第二，两棵读书的好苗子，因为在读好书的同时没有耽误恋爱而被学校粗大的手给掐断了。女同学刚到村里来那会，怎么看也是属于营养不良一类，只有那张脸青春逼人，红晕晕的，见谁都笑。两人正是情窦初开，却对爱情有了比成人更为深刻的理解。这样说你或许不会同意，但当你看到被开除的双方毅然决然地走出校门同居到一起时，你就不得不佩服他们的勇气了。女方的家长自然是死活不同意，但这个叫花妹的女同学更倔，最后闹到了断绝父女关系，两人最终还是走到了一起。村里人原以为这样的爱情不会长久，但这么多年过去了，他们无论贫富贵贱，感情始终如一。
　　 刚开始两人的日子很不好过，田土少，而花妹的田土又没有过户，尽管也勤劳但收成上不去，只是花妹的脸仍然是红晕晕的，倒是勇仔，个子倒是长了一些但就是不长肉，一张瘦脸仿佛是菜油浸过的。日子开始好转是在勇仔学会了麻鱼之后，有两年时间，勇仔每到傍晚的时候就会背着一个麻鱼机出门，田边、塘边、河边，一路麻过去，往往要到第二天凌晨才会回来，每次回来都是一篓子，泥鳅、黄鳝、鲫鱼白花花倒了一脚盆，麻药过后，一桶水淋下去，这些鱼翻过身子又活蹦乱跳起来。等天也像鱼一样泛白之后，勇仔就和花妹把鱼拿到集市去卖，卖完回来后，勇仔就蒙头大睡。这样的日子约摸过了两年的光景，小两口不但日子过滋润了，还有了五位数的存款。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女方的家里人才慢慢接纳勇仔。
　　 勇仔正准备再接再厉的时候，河里的水被上游的造纸厂污染了，鱼都死得差不多了。再说村里人也不干了，无论是田边还是塘边，只要看到勇仔背着一个麻鱼机过去就会说上几句，这对勇仔的自尊心是个打击，这样的次数一多，勇仔就再也不好意思出去麻鱼了。
　　 没想到几年后勇仔会牵头在村里搞起一个刮板加工厂。三年前勇仔还专门到省城来找过我，说是来征求我的意见。那时他正在县城的一个私人加工厂打工，学会了冲压技术和简单的模具设计。那次他很兴奋，说这个私人小厂生产的刮板经常是供不应求，那神情仿佛那个加工厂就是他的一样。还说这一年时间来他通过对市场的了解，发现有一个村子全村人采取手工制作的方式生产这种刮板已有十几年的历史，全村人的生计就靠这一种产品养活，另外县城生产这种产品的厂家也并不多，市场始终得不到饱和。说着说着我就明白他要说什么了，这小子想跳出来单干。对加工方面的事我是个门外汉，对他的想法我既不表示支持也不表示反对。只是应付式地说，前前后后你可要想清楚了才干。他是上午来的，下午就坐火车回去了。我挽留过他，说我们俩兄弟好久没在一起说话了，明天走不行吗。勇仔却坚决要走，说想好的事情不马上去干他会睡不着觉。把他送走后，我才反应过来，勇仔来找我的本意是打算向我借钱的，不知是什么原因，他始终没开这个口。可能是他感觉到我刚到省城不久状况也不大好，或者是不好意思，也有可能是因为我对他想开加工厂的事没有明确表态。后来是叔叔在一次电话中跟我提起这事我才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