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的日头当午，太阳的光焰被一片昏暗阻挡，地上面依然有炙烤过后的热浪。在筒子楼里面的过道里，都留下一阵阵困境的脚步声，地面被洒上了水也阻挡不了热气。每天，我就与认识的，不认识的人这么打招呼。我的头上面止不住的汗水从各个方向流下，浸满了靠在墙边的四方木桌上，瞬时被烘干。过道上，除了女人以外，男人们都光膀子在水泥地上穿梭。老张把旧框的老花镜别在鼻子正中，把报纸拿到另一只手上，使劲地朝袒着的胸前摇曳着芭蕉扇，而眼前则录播着录音机里面的最新的上海独角戏；老张的愣儿小张我从小认识，这次南下广东我是打工，他是任职。他在屋内阳光的曝晒下露出臂膀，肋骨和筋条的形状像在一根树干一样，他瘦削的脸上驾着一副新款的小镜片眼镜，是八十年代新流行的产品。自八年前的全国统考以后，他更不和我交流了，小张毕业以后得到一份踏实的国企工作，这些天他应该都是忙忙碌碌的样子，不忙的时候，在家里我也是打扰不得他的。他正注目的看着书，只是用手不住的擦着臂上的水，把书本上的钢笔字迹弄脏了，这天气太热了。
　　 我有一个和这个季节相符的名字，又觉得“夏天”这个名字太过朴素，以致被热浪烧心，烈火焚身的劳苦命终身。八十年代的夏天，我离开了苏北的山区，不再想被联产承包的计划生活所累，几年前刚恢复高考，以我恬不知耻的水平居然也蠢蠢欲动，亲身经历的结果自然是名落孙山。所以，我觉得车间里面的生活比较适合我，打工，赚钱，养活自己最重要。
　　
　　 其实，在这深圳的筒子楼里面，我也只是一个过客，作为一个从偏远城市奔来的没文化的打工仔，因为口音的冗杂，我自然只能混迹于三教九流的社会环境里面。外面的机器声还是一样，是挨得较劲的不远处工地传来的，日夜不停的运作，作为八十年代未来希望的沿海城市的开发圣地，天空的昏暗俯视着苍凉的一切。我知道我的脚下的土地只是一段短暂的休憩，我刚刚打开录音机，把手巾放在被汗湿的肩上，正准备听崔健的摇滚的时候，被房东太太一再催促着那气管炎的敲门声所打扰，工作了一天的晚上，到这个临时的家里还是无法消停，我已经不想再留恋这个聒噪的地方了。
　　 “吵死人了，夏天。”有人对我吼道。不过之后就不这么说了。
　　 “吵死人了，死尸！”我被隔壁的一声詈声震慑住，是另一种对我的口吻，这大概是小张邻居对我的日常用语，今天他不在单位宿舍，而是在筒子楼里面。
　　 今天我买了几张半市斤的粮票和肉票，小心而谨慎的把这些“朋友”叠好，再夹到上面印着列宁格勒图案的花黄的日记本上，这日记本上我很少动笔，只是用来涂鸦和记账用的。
　　 “一九八五年，七月十三日，晴。日用三块五。”“一九八五年，七月二十日，星期五，日用七毛?”我翻来翻去，除了几个数据就是数据下普通的日子，要想改变这一切，只有不停地往车间的流水线上跑。夜晚，我突然听到风的声音，暂时让楼里与外面开始宁静而安详。窗户外捎进了雨水，气候是时候朝着沿海的水汽的心情而走。今晚，我居然盖了层被子，极热的天气下是极冷的凉气，我仿佛冷到了冰点。夜里我听到了雨水拍打在屋檐与水泥地上的声音，工地桩上的机器矗立在低矮的厂房和大字牌的标语旁，它们被世界的屋角盖住，像疲惫的旅人沉沉的安睡。
　　 我醒来后大概已经是三天后，衣服上已经没有汗渍，身上无法感知燥热，荒凉与寒冷却被侵袭。日历上还是七月，我吃力的看了看，我已经误了三天的工厂的流水作业。
　　 反正一开始我就听着小张的骂声了，这个从小认识的小张现在是我单位的科长，自然官大气粗，我也没办法。没事的时候，与我也无话可说。
　　
　　 其实早上我是被筒子楼里面的吵闹声围住，我想深圳的这些旧址，即将被拆迁的时候也不会忙碌。不是因为别的，是住在我隔壁的I君，死在了自己的简陋的卧室里面。说是卧室，其实就是和我一样的三十平米的小房间里面，我不知道在雨夜的雷鸣里面听到些什么，也不知道在极度燥热的空气中他吐露过什么，只看见他的脸上是一副扭曲到极限的形状，事后有说闷死的，也有说心脏病死的。可我分明看见他的脸上的梦魇，不规则的黑褐色布满阴郁而冰冷的脸上。我想要不是房东太太，谁也不会知道他在五天前就已经去世，尽管他的房门紧闭，屋内被七月的空气挤压发出恶臭，旁人只会无奈的走过经营自己的事业，把窗户用力的栓好。谁也不会去怜悯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即便认识，那又怎么样呢？I君的死亡证明开出以后，我有一种不自然，我没看到他的亲人，谁也没有留意他的死。他们只说，这里有死尸。骂活人时如此，死了倒真成死尸了。
　　 当然，我也一样。谁也没有留意我这样活着，卑微还是高大，都与人无关。早晨我只是按照惯例洗完头，凉水的冲击让我精神抖擞，几分钟以后，蓝色的工厂厂服又被热汗渗透，雨水以后比之更加闷热的天气依旧，让人无法呼气。
　　 来到工厂，我被小张劈头盖脸的批评，写了检查，就差写辞职报告了。回到家的筒子楼旁，我看到老张，我打算和他打一下招呼，我觉得他年纪大了耳背，所以我对他说了三分钟的话，他一句都没有理我。至于小张，连正眼都没看我，头也没抬起来，只顾着在看书。
　　 然而出门在外，总会认识几个人，就像几年前刚来深圳打工一样。而I君则是我在筒子楼里面认识的其中之一，也许仅仅是因为邻居的关系而认识，但我想我们应该是朋友。
　　 以前的夜晚，我总是游离在工厂车间与筒子楼里面，戴着袖套和蓝色的工帽，像机器一样回家，吃饭，睡觉。我洗了三十分钟的手，浪费了八千毫升的水，终于把手上的机器油污给冲洗干净，疲软的躺在一米宽窄的依靠在墙上的木质床上，等待明日的自鸣钟把我唤醒。
　　 其实几分钟就有声音把我吵醒，这是隔壁的屋主人的惯例。不是锅碗瓢盆，倒是一声声的乐器传来的声音，无奈的只好让我捂住耳朵使劲敲墙。
　　 “咚！”我终于使劲的揣了几下他家的木门，声音总算消停。可是等我转身回到租住的房子里面的时候，声音再次响起，自然又是临门一脚。
　　
　　 我暗自得意，没有了声音，门却开了。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个稚嫩的面孔，头发粗糙没有打理，穿着一件简单的白色T恤，鼻梁上戴着一副宽边的眼镜。这是一副穷酸的知识分子的样貌，他年龄估计和我相仿，在二十多岁左右。他或者在哪个科室上班，又或者在哪个学院上学。当然我没好气的冲他嚷嚷，他只是愣愣的，一直没有回答我什么。我看到他屋子里面摆放着一把手风琴，这应该是刚才吵到我的声音所在。
　　 “大晚上的，以后别吵。”我瞪了他一样，夜色已经变暗，楼道灯光也很暗。他对着我傻傻的没有说话。
　　 “死尸。”我转身骂完以后，喝了一口搪瓷杯里面的开水，终于睡去。
　　 他就是I君，至于我叫他I君的来历，那已经是后话。原因是他档案的identity的首字母而得，因为他的名字写得太过潦草，以至我现在也不知道他姓甚名谁，所以我只好这样写。当然得知他档案的信息，只是因为他也是我的同事的原因，这完全是之后才知道的事情。
　　 好多天，我都会在下班的楼道里面看到他，我不以为意，他也如此。我想作为陌生人都是这样，只是认识他以后，他还是一头愣愣的雾水，根本不说话。又一次，我在筒子楼里面的小饭店里面看到他，他独自坐在一个人的角落吃着米饭。我手里拽了一张一两粮票和五分钱，打了一份油条的便当，坐在他的面前。
　　 “我说，你这个东西沉不沉。”我看见他的肩上背着一把略旧的小吉他，背带上勒出一滩汗水，“你喜欢听音乐？”
　　 I君没有说话。
　　 “说实话，那天我敲你门骂人是我不对???”我想了想，觉得应该向人家道歉。
　　 他只顾着吃着饭，头也不抬。我就这样无趣的自问而没有自答。因为每晚能从隔壁传来吵闹的音键声的缘故，反而引起了我对他的好奇。
　　 “我说，同志?”我张出一只手，继续打算和他友好地搭话。可他却站了起来，完全没理我，吃完饭撂下筷子走开了。
　　 我突然怀疑他性格有问题，甚至怀疑他是个哑巴，之后我发现自己的直觉是对的。
　　 其实对于他生前的很多事情，我还是不得而知，我们都在扮演别人眼中的匆匆过客，谁都无法走进谁的内心世界。
　　 那天I君被火化的时候，我看见了他的母亲，鬓发已经非常的白，I君的母亲一动不动，眼睛里已经没有泪水。她跟我说她其实早就知道I君的心脏状况，但其实很长时间，我都不认为I君有心脏病。
　　 但没法改变的是，我的夏天依然很冷，对于我的名字，也是一样。
　　 我几乎好几次撞见I君，I君的眼神，我看得出来是没有精神的，尤其是一直闭口缄默的样子让我无法不好奇。有时候，我会拍一下他的肩，他却像一张白纸一样，苍白而无力。当然更多的时候，我只是与他擦肩而过。最后，我还是想到自己的生活，我还有一个月的房租需要解决。那天，我碰到了一口粤语的体型臃肿的房东太太。
　　
　　 “我想和你打听点事？”我把几张纸币递到房东太太的手心，她的眼睛一直没有离开她的手掌，我说，“就在我墙边挨着的，就是我的邻居，你知道他是谁吗？”
　　 “谁？”她的眼睛没有看我，像是心不在焉的敷衍了我一句。
　　 “就是一个戴着大镜框眼镜的年轻人，喜欢在夜里拉手风琴，他经常吵到我。他大概和我差不多，二十多岁的样子。”我说，我站在她的门外，穿着背心被热烈的七月日照的汗水腐蚀。
　　 “哦。那怎么了？”
　　 “我想，当有人吵到让你无法休息的时候，你会和他争执吗？”我一本正经的说。
　　 “各管各的，谁顾得上谁啊。”她没好气的和我说，马上就要关门。
　　 “唉，等等。”我制止了她，房东太太给了我一个怒不可遏的眼神，“我想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他，他这里有问题。”房东太太指了指自己的太阳穴，“他是一个神经病。”
　　 “神经病？”我大惑不解，日光照在我的脸上，肌肤被曝晒成一团黑褐色。
　　 “是啊，他脑子有问题，所以和你一样。”在我不解凝想的时候，房东太太把门关上，发出很响的声音。
　　 我愣愣的站在远处，想了想，大概是如此。说实话，我每天傍晚回家，推着自己那辆二八凤凰自行车遇见他，仅仅也因为脸熟，除此之外，根本不想说别的。所以等到夜晚被音乐声音吵到不行的时候，我才会去敲他的门，别无办法，除非他在弹最新的崔健的音乐我还听上一会。
　　 我不知道夜里他在拉弹什么，却总是不唱。直到有一天，我在工厂看到他，才知道他也是我的同事，而不是某个学院的学生。他的工作服很脏，看得出来他在操作机械方面不是很熟练，我走了过去拍了拍他蓝色的工服。
　　 “我来帮你吧。”我扯开了嗓子对他吼，车间的机器声很吵，足以让对面一米的人听不见声音。他愣愣的看着我，配合这副眼镜像个傻子，我接过他手中的板子，替他拧好了螺丝，他就一动不动的看着我的背影，不说一句话，当然他的话也许我没有看见。
　　 我想他是刚接触工作的年轻人，只是很少与人交流罢了。在工作之余，老同志和年轻人的群体里面好像很少有人和他在交流。那天我看到I君在宿舍进进出出，我准备进去，里面一个人都没有。
　　 里面很安静，就摆着一副吉他。我看了看桌子上摆着一些数字一样的排序，和跳动的符号一起串联成一段段声音。其实那就是曲谱，只是我根本看不懂，上面的五线谱像一条条充满希望的悠扬曲线，的确可以在工作之余放松身心。
　　 “你，出去吧。”他不知什么时候出现在我的身后，我转过身看着I君的戴着大边框眼镜的痴傻的样子，他穿着一件汗衫站着。
　　 “这宿舍怎么就你一个人。”我不解的问他，“原来你不是哑巴，我一直以为你不会说话。”
　　 “我叫你出去，没听见吗。”不容我说话，I君继续不知好歹的厉声说。
　　 我不知道原来他是这样的人，除了让人心生不快就是让你憎恨，我想怪不得他会没有人缘。从任何角度分析，他就是一个哑巴加傻子无异，纯粹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
　　 “神经病。”我撂下这句话就走了，我想我没必要和这种人套近乎。
　　 在筒子楼里面的过道上，我时常会看见他，他的出现会让我吹着的哨子停顿一会，然而，我与他擦肩而过，我的眼前的目光根本就把他这个人剔除掉了。
　　 过了几天，天气晴，六月底。这些天，我一直没看到I君。
　　
　　 “小夏，你知道吗。今天你在我们厂里面被评为先进标兵了。”孙师傅探出头，对我笑着说，孙师傅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头，是工厂的门卫，也是我的苏北老乡，因此乡音总能让我在异乡感到亲切。老孙他眼睛不花，头发上还是浓密的黑色，很有精神。每次看到他，自己也矍铄起来。
　　 “你好，老孙。”我笑着跟他打招呼，从工厂出来，反正都把喜悦挂在脸上了。这是我南下深圳的第一笔财富，我自然想把七月的燥热散去，属于了一个和自己名字一样的真正的夏天。我穿着蓝色的工帽和车间服，戴着袖套的手推着二八自行车，把它停在老孙的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