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脚好像是断了。痛痛的感觉从脚踝一直漫到腿部，遍及全身。我诅咒这个该死的路面，一道蓝色的钢板竖在路边，挡住了里面修建和开挖的工程。有一个小坑不小心留在外面，我的脚就是踩在这里，整个人像墙倒了一样无力地跪了下去。
　　 我刚刚处理完一堆拥挤的数字，把它们整齐地排放在表格中，把这个电子表发给市局，推出自行车回家。自行车是儿子上完初中留下的，不是那种轻便的女式的,而是座子很高,我的脚刚能勉强够到踏板。初中刚毕业的儿子身高1.85米，他喜欢骑赛车，缠了我一年才买下。他倒是潇洒地穿梭在上学的路上。现在上了高中，钟爱的这个赛车一直却闲置在地下室里。我今天要赶制一套报表，吃过饭就骑着它匆匆到了机关。现在总算是做完了季度报表，好像卸下了久负的行李。
　　 我是骑着这个自行车准备回家的，脑子里还涌出我那个写了一半的文章。李老师说决赛就剩下八天了，好不容易冲进征文决赛，一定要好好准备一下。我沿着靠近路边的直线，慢腾腾地骑着这个和自己年纪完全不相称的时髦赛车，前面就是十字路口，我分明看到了绿灯。这时一辆面包车从右边斜驶过来，挤占了本不太宽的路面，我被这个猝不可防的状况搞得失去了判断。那个面包车差点把我撞翻，我连忙紧急刹车，本想一只脚踏在地上，结果骑车的技术不佳，座子又高，脚没有踏在地面上，在自行车斜翻的一瞬间，我踩在这个小坑的边上，车子和我摔在一起。
　　 我试着收回压在车子下的脚，它却痛得我动弹不得。我无助地张望，希望有个支撑的东西，或者看见一个熟人也好。这条路因为铺设地下煤气管道，前面设置了“铺设管道车辆绕行”的牌子，来往的车辆不多，而且奇怪的是行人都很少。那辆面包车被迫停在我的前面，隔着玻璃我能看到司机从容不迫的脸。那是一张年轻的脸，他摇下车窗，探出头看看了四周，又看了看倒在地上的我。我想他在考虑是不是下车扶我一把。
　　 一枚黄叶飘在我面前，是那种长着五个角的叶子，我想捡起它夹在我那本《蓝色记忆》的书里。这个浪漫的事情现在做起来这么困难。本来是脚伤了，胳膊却伸不到。我想站起来，脚跟像裂了一样，我觉得一会它就会肿得像西饼屋里的充气面包。就在这时，我的眼睛与这个有着俊朗面孔的司机有了几分钟的对视，我看到他露出一丝鄙夷和嘲笑的神情。
　　 “你下来把我扶起，你就走吧！”声音低到只有自己能听见。从他不屑的眼神看到自己的“可耻”，我是那个碰瓷的人！
　　 司机没有说话，坐在驾驶位置呆呆地看着我，他不相信能骑这么狂的自行车的人，倒了会自己起不来。他在等我站起，挪开那个倒地的自行车，让他尽快离开这个难堪的境地。
　　 我想跟他说，我真的站不起来，我的脚脖子可能扭伤了。
　　 这句话他能信吗？
　　 我恨死了这个该死的路，不然我应该是回到暖和的家，坐在电脑前敲打我的文章，它再有一千多字就可以完稿了。或者我可以做点小菜等着老公开车回来，让他夸夸老婆的手艺。
　　 但是我站不起来，我想告诉他，你的车是逆行，为了避开你，我摔倒了，你差点撞翻了我，而我的脚的确是痛得厉害，我不敢想是不是骨头伤了。
　　 我的脑子里想起的不是那篇竞赛散文，怎么突然看到春晚开心麻花的那个小品《扶不扶》，路人B骑着自行车飘过，他的台词：这么跟你说吧！哥扶过仨，哥以前开的是大奔！妈呀，我是那个车子还没有擦边，自己就倒在地上的那个大妈吗？
　　 连我自己都相信了。
　　 也许我的脚根本没有问题，我坐在这里，就是一个传说中的讹诈年轻人的大妈，我用沾满尘土的手差点捂住自己的脸。我用这个好腿要站起来，但是另一只腿根本不配合，成了一只丑陋的三脚猫一样的造型。我觉得那只扭伤的脚开始逐渐充血了，我要在这个不争气的脚肿成馒头之前离开这里。
　　 司机还没有下车，他的脸上出现一种奇怪的表情，像在观看一出好戏一样，让我感到了自卑。
　　 我的心里没有气愤，只想尽快摆脱这种尴尬。
　　 办公室的同事围着我，又是摸又是揉，夸赞这件漂亮的风衣，它是天空的颜色，纯净得让我只能看到阳光。我穿着它坐在办公室，闻着花的芳香。这样得意的我，此时这件天空一样颜色的风衣就在我的身上，它沾满马路上的泥土，像乌云遮盖了天的瓦蓝。此时快下班了，我的同事会从这里经过，看到一个狼狈的我。
　　 我鼓起勇气对这面包车说：“你下来，把我扶到路边，你就可以走了。”
　　 “你能走就走呗！”英俊的脸好不容易伸出玻璃窗，“你到底要坐多久啊？非让我下去讹诈我是不是？我真服了你了！”
　　 我要告诉他，我是一名公务员，是有素质的国家干部。
　　 拉开皮包，我取出手机。“要叫人是不是？”他不屑地大声喊。
　　 我的手缩了回去，触摸到自己的工作证，那是我的职业证明，每天我都携带着它上班，上面写着我的名字、年龄、职务，负责我局统计系统报表工作。这个许多人看起来光鲜亮丽的工作证，这个我引以为自豪的工作证，此时我却不愿意拿出来给他看。
　　 我要吓唬他吗？
　　 我的手碰到一个证件，那是我市作协的会员证。我要告诉他我是一名作家，我有做人的底线。
　　 “这是我的证件，你看了会知道我是干什么的，我不会讹诈你，我有起码的素质。”平时笔下生花，此时语言表达起来怎么这么生硬？像做工作报告、年度总结一样，连自己都觉得没有说服力。我突然觉得语言没有文字更方便于表达。
　　 司机忸怩半天，下了车，一双铮亮的皮鞋跺到我身边，他接过我的会员证，翻来覆去看了一下，递给我说：“还是个作家呢？摔地上就不想起来了。”
　　 我指着前面的一处空地，说：“把自行车推到那里，你走吧！”
　　 司机扶起自行车的动作很潇洒，我想起儿子，他经常这样拎着它走进楼宇门。
　　 司机把自行车架在一侧，走近我认真地说：“我没有碰你，是你自己技术不好摔倒的。”
　　 我点点头。
　　 “你记住我的车牌号也没事，我不是肇事逃逸。”
　　 我点点头。我能站起，能走路的，我对自己说。
　　 又想起那个小品《扶不扶》。演员郝建举着手机，请摔倒的老太太对着手机说一段话，证明不是自己撞到的。艺术真是来源于生活啊！
　　 “那我走了？”我点点头。坚强地想要站起，脚开始有点充血了，我有这种感觉，稍一用力，就像断掉一样的痛。
　　 司机转过身，留下一个很帅的背影，走进了驾驶的位置，车门拉上的声音好刺耳，我听到他发动了车。
　　 我扶住这个蓝色的围墙，用好腿支撑着身子，那只痛得不能忍的脚悬空地垂在腿下，不敢着地，只感到憋得难受，痛得穿心。我感觉这只坏脚快要把皮靴撑满了。
　　 司机拉开车门，走了下来。铮亮的皮鞋走近我，他伸出手。
　　 司机搀扶着我到路边，把我坐在一个废弃的马路牙子上。 “可能年龄大了，我缓一会就能走。什么事也没有。你忙去吧。”我客气地对这个帅气的司机说。
　　 “真的什么事也没有。”我挥挥手，淡淡地看着车尾留下一股青烟。
　　 我脱下皮靴，轻轻地抚摸一下扭伤的脚，脚掌不能着力。不知道骨头伤着了没有，伤处发烧一样地痛。多亏今天把报表做完了，只要两只手没事，即使不能走路，我可以在家敲打我的文章。我庆幸地想。
　　 我取出手机，给老公打了电话，让他接我。
　　 几分钟后老公打电话说车停在对面。他走过来看到气质动人的老婆，居然衣衫不整灰头土面地坐在路边，惊讶了半天，这才心疼地问：“你还能骑这个自行车呀？怎么不小心呢？”“是不是哪个糟糕的小子开车挂了你？”
　　 “你哪来那么多话，我脚伤了，都肿了。“我嘟囔着，在老公面前，那个扭伤的脚好像更不能动弹了。
　　 车子放在后备箱里，一半还露了出来。老公搀扶着我，后来干脆背着我，好不容易把我弄进车，我也是痛得哭爹喊娘的。他看着痛得脸型扭曲的我说：“我们去医院！”
　　 我呲牙咧嘴的表情一定很难看，人在疼痛的时候表情是最丰富的。那只伤脚又红又肿，像擦了油一样。拍了片显示有轻微裂缝，胀肿的原因是肌肉韧带拉伤，医生建议回家静养。
　　 那个写了一半的文章在脑子里适时地钻了出来，我终于能回家写文字看书看电视，远离这个讨厌的气味浓烈的地方。
　　 这时候老公的手机响了，他到外面接了电话回来告诉我，小姨的三轮车把一个老太太撞了，就在这个医院，而且在我就诊的房间不远处。
　　 这真是令人糟糕的消息！
　　 她是老公的小姨，是个可怜的女人。我认识她的时候记得她总是穿着别人淘汰衣服，衣服或长或短或肥或瘦，偶尔还大红大绿的，我总觉得她像杂技里面扮演小丑的演员。小姨和姨夫种着几亩薄地，他们开着一辆二手三轮车卖些自家田里的果蔬杂粮，有几次顶着烈日给我送几只嫩黄瓜和玉米。她是个善良的女人，还给我们小区看门的大爷送过黑芝麻，大爷有脑血栓后遗症。
　　 老公搀扶着我找到了小姨。她依旧穿着一件黑白相间的不知道谁淘汰给她的衣服，和姨夫站在楼道里无助地张望，好像我俩是他们的救星。小姨刚一开口，眼泪就迫不及待地流了出来，那里事先积攒了太多的委屈，看到救星才得到了宣泄，她诉说着比划着，不时地用那个黑白相间的袖子在脸上胡乱抹擦着。
　　 小姨是和姨夫卖完了一车茴子白，姨夫发动三轮车准备掉头的时候，挂到了一侧正在行走的老太太。老太太受到惊吓，血压骤升，善良的小姨两口子立即将老人家送到医院抢救。
　　 小姨哭诉骂着“该死的”姨夫为什么不长眼睛，一边有点哆嗦地着从口袋里掏出一把皱皱巴巴的钱。我坐在一边的椅子上，看她对着我老公喋喋不休地唠叨着，今天卖菜的钱，零碎在一起只有一百多，老太太要五百元检查身体，一季的茴子白白种了都不够。
　　 姨夫在旁边闷了半天冒出一句：“我没有碰她。”
　　 “没有碰人家怎么会摔倒？你还有理了。”小姨的嗓门好高，姨夫不敢吭气了，他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只知道背着苍天拜着土地。
　　 老公跟着小姨和姨夫到病房里跟他们谈判，我坐在过道的长椅，把那只受伤的脚轻轻放在上面，医生说要抬高，免得充血。过道里穿白大褂的护士，有的是患者家属来往穿梭，让这个小小的空间显得嘈杂拥堵。小姨突然从病房里捂着脸冲出来，她一屁股坐在我身边情绪激动地抽泣起来，好像有了什么突发状况。
　　 我拍着她的因哭泣不停而耸动着的肩膀，安慰她：“怎么了？有我们俩你怕什么？什么也别担心！”
　　 小姨猛地转过头 ，她的脸上还挂着泪：“就是因为你俩来了，现在涨成两千了。”
　　 “刚开始他看到我俩寒碜，要伍佰元检查费。现在看到宏来了，知道来了城里的亲戚，非要二千块。这不是讹人吗？”宏是我老公的小名。小姨说到伤心处，不顾旁人放声大哭起来。
　　 我们四个人聚在一起愁眉苦脸，一时没有好的办法。姨夫闷着头蹲在地上自语：“我没有碰她呀！”
　　 这时有人从病房里走了出来，对着我老公严肃地说：“你们在这里哭我妈就能好了？先别说钱不钱的，办理住院手续再说。”这个熟悉的声音让我一下子想起那个面包车，我转过脸，在光线不太强的过道里看到一张帅气的面庞，他不久前曾经坐在一辆面包车的驾驶位上和我对视了好久。
　　 我有必要去咨询一下医生。对面病床上的老太太有没有必要住院，她到底伤到了哪里？
　　 老人家除了血压偏高，输点液体就没事。医生说，而且她很可能一直都有高血压和高血糖。
　　 我挣扎着让小姨搀着我，一只脚悬着，像战场上退下来的伤兵一样走进了病房。老人家躺在门诊部临时搭建的床上，安祥地闭着眼睛，似睡非睡，等待住院治疗。
　　 我取出自己的X光片子，连同五百块钱递给她儿子：“一点钱给老人家输点液体。这是我的片子，这个世界真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