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个又在飘雪的冬日，几个且喜舞文弄墨的好友浅酌，海阔天空里就聊起了我的“触摸华夏”，褒贬不一中，不胜酒力的那个说：“描摹风景里的地理人文、所感所悟的，才是游记，这个故乡映像的系列，就不该纳入散文游记的序列……”这帮家伙喋喋不休争执的，是我的《东流西上》。
　　 另一个酒酣耳热的，捏着残缺不全的半只鹅掌敲击着餐台：“景致风物皆可游，不过是一方水土，外乡人游得，山中人就游不得？哪个就规范了思乡神游不可记……”
　　 本已被蛊惑恍惚了的我，豁然“又”悟，还原了本真——人生本来就是一场生命的盛大旅行，从呱呱坠地，我的旅行就已经开始，一切入眼的风物，都该是我在这一程生命的孜孜追索里，且行且清晰的“香格里拉”！
　　 “用我虔诚的灵魂，触摸圣洁的华夏”——我在我的澄明中窃喜，端了那半杯的清雅“洮南香”，一饮而尽，笑美滋滋：“走啦，回去琢磨我的《明月故乡》去喽……”
　　 新家所在的那一条长白山腹地的山谷，南高北低的直指木其河北岸，那个拥有中心校的小镇，所以这个几百人的小村庄，就被响亮的叫成了大气的“河南”。
　　 开学的那个早晨，我没有走依然冰封的河面，而是郑重其事地选择了从那座大木桥上走过，走进了镇子里，那片黑榆树荫祐下的新校园，去读我初中剩下的一个半学期。
　　 宽大而平整的院子里，是三排土坯砌就的规整校舍，分别住着十几个小学班和两个年级的四个初中班。晨阳，映照着冬日里教室明亮的玻璃窗子，映照着一大排炉筒子里袅袅升起的青烟，比起之前马家沟村校的狂野邋遢，乡镇的校容校貌一下子温馨安详了起来。
　　 敲开教研室的门，大眼睛的文老师一边大量着我的瘦小，一边收下了我的转学通知书。这个跟母亲年龄差不多，梳着齐耳短发的利落女老师，就是教我们语文的班主任。
　　 教室里我们初一·一班的同学，跟我原来的同学一样地高高大大，那一张张陌生的脸孔微笑着，友好热烈的鼓掌，在一片藏青为主的冷色调里，用抖动着的一抹抹红艳艳，温软着我的拘谨。大声地报了自己的名字，坐稳了课桌后，我才看清了那一片红艳艳，是六十多名同学，差不多每人臂膊上都戴着的红袖标。
　　 大湾里的小学，我们戴的是红领巾，叫红小兵，初中后的马家沟就不再戴这样的标志了，只是听说不知道多远的将来，会有红卫兵的组织可以参加。我仔细地看了同桌的袖标，上面果然清晰地印着繁体金黄的“红衛兵”字样。
　　 我拿出报纸包了皮的语文书，等着新学校崭新的第一节语文课的开始，文老师举起的，却是一本红红的毛主席语录。
　　 “同学们，新学期第一周的语文课，是复习上学期学过的毛主席语录——《老三篇》，学习委员带着大家朗读背诵，班长管好课堂纪律！”班主任干净利索又铁面无私地布置完功课，走下讲台，开了门又回头：“谁是值日生？看好炉子别灭了火。”一边微笑出两颊上一对美丽的大酒窝：“谁要是背不下来，就到操场的雪堆里去给我冻着……”一边带上门回了她的教研室。
　　 我手忙脚乱地翻出来毛主席语录，一个高挑清秀的女同学，已经在讲台上领读了起来：“为人民服务……”
　　 《老三篇》倒是不陌生，稍加温习，大部分同学就都背了下来。于是接下来的语文课还有政治课、自习课，叫“波子”的班长就领着一大帮“红卫兵”们，帮助“二俅子”、“大钦”他们几个背不下来的淘小子，让他们在讲台上一遍又一遍，你方唱罢我登台地念来念去。
　　 二俅子的父亲是镇政府的“笔杆子”秘书，大钦的爸爸是供销合作社的一把手，学习委员“娟子”的爸妈都是大钦爸爸的手下，所以就不敢怎样奈何这几个家伙。班长波子，是我们校副校长的儿子，按说应该可以震摄住这帮“顽主”，却偏偏跟学习好的镇上“柳会计”的儿子“老疙瘩”还有二俅子他们几个是好朋友，于是一伙人每天就半真半假的，在讲台上演着双簧逗乐子。
　　 语文课，过了关的大部分人，就这样看着“顽主”们乱七八糟的折腾，跟着人云亦云地起哄，跟着没心没肺地轻松快活。
　　 腋下夹着木质大三角板的数学老师，高高大大的留着小胡子，是隔壁初一·二班的班主任。那个自制的三角板中心，巧妙地拓出来一个刻度精准的半圆量角器，无声地彰显着主人的睿智与博学。
　　 胡子老师在黑板上潦草地涂沫了一个山谷的断面，指着谷地相对的两面三角小旗，铿锵有力：“本学期我们学习山地测量，重点是掌握梯田的修建技巧，为我们家乡的农业学大寨储备有用的知识。”
　　 我狐疑着看了看同桌的数学课本，原来我们这所教育改革的试点校，学的是正儿八经的“海龙教材”，里面的测量内容，除了密切的理论联系实际之外，每一个章节的开始，都以鲜明耀眼的“毛主席语录”开篇，跟我在老家带来的课本廻然迥异！
　　 胡子老师拿出了一卷细绳，指点着几个同学每隔一米系上一根红布条，做成了测量用的米绳，下课的钟声就“铛、铛、铛……”的响了起来。
　　 从此以后的数学课，我们就经常溜过冬季冰冻的大河，或是涉过夏季凉爽的河水，去我家河南谷口的小迪子山，插旗拉绳地玩着不亦乐乎的游戏。老师的那个充满了灵性的三角板，就总是有了闲暇，躺在讲桌上睡它自己香甜的大觉。
　　 文老师的婆家，在山里一个叫西北岔的村子里。春天，我们跟着她去哪里帮助生产队薅玉米苗，采山野菜。薅玉米苗，可以换来生产队给安排的几天白吃白住，采山野菜，老师说是要解决班费。到了秋天，也是为了班费的问题，我们又跟着老师去西北岔剥玉米、捡核桃。
　　 经常跟我一起放学走大木桥回家的“眼皮”，是前面说到的“国瘸”的三哥，这家伙眼皮长也“鸡贼”的很，书包里总揣着他二哥的旧课本。我们去小迪子山插旗的时候他不去，说肚子疼在教室翻旧书看。我们去捡核桃的时候，他就装着肚子拉稀跟我说，我才不去呢，好几百块钱就买了几把破笤帚，班费都让波子他们溜须给老师家了。
　　 也是啊，人家二班，就从来也不采野菜也不捡核桃——我迷惑着，却还是每次都要跟着波子他们去老师的婆家村。
　　 高中的校舍，建在北山根的脚下，全镇的高中生都汇聚到了这里，所以人多了班级也多了，我的同学朋友也跟着多了起来。只是这个全镇唯一的高中里，老师们总是朋友一样的跟那帮二十来岁的大小伙子们，打篮球下象棋。每个学期都讲不完的课程里，我唯一还能坚持着自己都翻完的课本，除了语文，就是有世界各地图片的地理和有故事的历史书了。
　　 学校的后面，省冶金矿采矿丢弃的废料堆下边，有一大片棠棣子林。一丛野玫瑰下，山泉汩汩流淌着甜丝丝的矿泉水。大学生和老师们没完没了的球类对抗赛的时候，谢老二、一比一、卢子还有老疙瘩我们一小帮，就去棠棣子林旁的松树下，玩一分钱的“三打一”，那时候我们的兜里，都会揣着采山菜、捡核桃、捉蛤蟆换来的几块钱。玩不上的，就吹着哨子在废料堆上走队列，清一色的灰布上衣，远远的看去，仿佛一队军仪俨然的新四军，雄赳赳地杀进了那个不学无术的年代里。
　　 中午饭，我们就掏出各自带来的咸菜大煎饼，在野玫瑰下的山泉边聚野餐，跟我最好的卢子，家住木其河上游的帽儿山，带来的炸林蛙煎小鱼儿，总有我的一份。
　　 放学时依旧跟我同路的眼皮，跟着我们一起，却从来也不参加我们的游戏，一个人歪躺在棠棣子林里看他的书，这个懒家伙有了时间也不进山发小财，瞎摸胡的就知道看他的破书，难怪他的兜里，总是比脸还干净着。
　　 伏天里的星期天，家里没有活帮着做的空档，谢老二和一比一就会约了我沿着木其河上朔抬喇蛄（小龙虾），两个人在急水流的地方撑好了抬网的木柄，叫伊平的一比一就拿了一把二齿钩子，钩动大块的卵石，那些原始野生的喇蛄们，就会懵头转向地撞进我们的网子里。
　　 大半天的功夫，每个人能分到大半水桶，回家敲碎了壳滤出的浆汁，加了鸡蛋蒸出的喇蛄豆腐，那份鲜美，就成了清贫岁月里，一家人难得的牙祭。
　　 高二的上半年，我们终于明白了头一年恢复的高考，已经彻底击溃了那个“白卷先生张铁生”创造的神话梦幻，开始了不到一年的临阵磨枪。
　　 看着眼皮这时候的信心满满，看着眼前形同天书的课本，我知道，从“海龙教材”开始，到“玫瑰泉”边的放纵胡闹，这三年里学业的荒废，已经让大湾里那个一直尖子生的我，败给了恶劣环境里懒惰的我自己！
　　 高考的结果可想而知，我们这一批几百人的应届考生，只有眼皮，考取了白城粮校，让我的母校，摆脱了那一次全军覆没的尴尬。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归根结底啊，用在学业上，何尝不是如此？
　　 二十来岁身强力壮的同期学哥们，可以回乡务农；“红粮本”的干部子弟可以去当几年兵，然后回来接班安排工作。其时还不足十五岁瘦小单薄的我，却不知道该何去何从？
　　 不学无术的我，在那个夏天里，常常坐在木其河中的大石头上，一任西流入江的河水，冲击着我的没着没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