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二那年，学校为我们准备参加高考的同学按文理科重新分了班。我报了文科班。那是刚刚恢复高考的第三个年头，我们在初中学的那点知识实在可怜。面临高考的压力，我们都把各科任课老师当成了救世主。学校也把公认最好的老师派给我们毕业班。只是地理老师十分缺乏，找大学毕业的专业教师就像大海里捞针一样困难。各科老师陆续登台亮相以后，我们的地理老师千呼万唤才终于走上了讲台。令人意外的是，他就是刚被平反不久重新恢复工作的“右派”——陈老师。陈老师有四十多岁的年纪，矮墩墩的身材，圆圆的脸，一颗硕大的脑袋光灿灿。即使夏天，他也习惯戴一顶“赵本山”式样的灰白色帽子，讲着南方口音的普通话。同学们都睁大了惊讶的不敢相信的眼睛，以疑惑的目光瞪着他，然后，就是课堂上炸营一般的起哄。
　　 应该说，我们与陈老师是十分熟悉的。上高一时，大多数同学都知道有个“右派”在学校养猪场当猪倌。当时，我们脑子里的概念是“右派”就等于坏分子。而知道他是因为说了句大实话被打成“右派”的同学却并不多。他鳏居在养猪场的一间小破屋里，一呆就是二十多年！我们都不知道他是大学地理系毕业的大学生。他自己也从来没有向我们提起过。他“家”里有许多的藏书。我们知道这是一个肚子里有墨水的猪倌，纷纷去跟他借书读。这个说，老陈，我借这本。那个说，老陈，我借那本。他是有求必应，不过，都得留下借书条。课外活动，我们常常到猪场帮他干点活，也喜欢跟他开玩笑，他也不恼。一次，有个同学趁他不注意故意摘了他的帽子高高擎在手里说，都来看电灯泡啦！众人哈哈大笑。女同学红着脸吃吃地偷着笑。陈老师个子矮，就一边说，还我！快还我！一边蹦着高去夺。
　　 “同学们，请安静，下面开始上课……”课堂就像一个乱哄哄的市场，这大概是平常我们与他嬉闹惯了的缘故，大家还不习惯昨日的猪倌怎么今天突然就成了自己的老师。陈老师踮着脚往黑板上写字，他的斜体字整齐漂亮。这时，有一位同学蹑手蹑脚地上了讲台小偷一般把陈老师的帽子摘了，顿时引来了哄堂大笑。陈老师生气了，对恶作剧的学生说，不要闹了，这是课堂！不好好学习，你能考上大学吗？那个学生也红了脸下不来台。由于课堂上一直无法平静下来，他就大声说，班长呢？请你维持一下秩序！作为班长的我也在跟着其他同学一起起哄，把他的请求完全当作了耳边风。尽管课堂秩序不太好，但陈老师讲课却很认真，他说话也不得不提高八度。看得出来，他十分珍惜重返课堂的时光。他布置作业，有的同学完不成，他很生气也十分焦急，好像参加高考的是他而不是我们。他还自制了许多幻灯片，利用晚自习为我们边放映边解说，这对提高我们的理解力记忆力很有帮助，在当时的条件下，这是很先进的教学手段了。
　　 高考结束，我们班地理单科成绩都比较突出，其中有包括我在内的五六个同学取得了八十以上的高分，这样的成绩在全县众多的考生中也是为数不多的。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由于我的综合成绩较差，结果，我被省内一所中专学校录取了。
　　 学校放了寒假，我去母校看望陈老师。他没有什么变化，还是那样敬业，说话也还是大嗓门，这可能是我们这班学生把陈老师逼出来的习惯吧？看到陈老师年届半百依然孤身一人生活，我很同情他。从另一位老师那里了解到，陈老师被打“右派”前曾经结过婚，成“右派”后女方提出离婚了。平反后，有人曾帮他介绍过一位对象，他俩也来往了几次。有一次，陈老师从女方家回来。有人问，陈老师，去看对象带了什么礼物？他说，买了两包饼干（当时生活还很艰苦），她不要，我又拿回来了。婚事自然没成。有人觉得陈老师实在做的有点过了，而且还很挑剔，所以愿为他操心的人就越来越少了。其实我认为，一个地理系大学毕业生把最美好的青春年华都糟蹋在猪场里，这是谁的悲哀呢？在当猪倌的二十个年里，陈老师在性格上没有极度扭曲，精神上没有疯傻应该说就算万幸了。
　　 我参加工作以后，因工作忙碌加之离老家又远，交通不便，所以，回去的机会也不多，慢慢地就与陈老师断了联系。后来听同学说他调回南方老家任教去了……
　　 光阴如同白驹之过隙转瞬而去。细算起来，我与陈老师也有二十多年没相见了。论年龄，他也早该退休了。关于他的消息，就像断了线的风筝我再也没有听到一丁点儿。直到现在，见了高中时的同学，我还是忍不住要向他们探听有关陈老师的消息。
　　
　　 2006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