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62年出生，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如果说文化大革命是十年浩劫的话，我的童年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度过的。文化大革命结束我也就8,9岁的样子。我家受文化革命冲击不大，所以我童年给我的记忆是美好的，所以我在写我童年的时候，没有太多的不快乐，甚至是觉得童年的美丽。
　　 莫言先生出生比我早，他的童年正是刚刚过去三年自然灾害，上个世纪50年代出生，他的童年是在饥饿和孤独中度过的。因为他家的成分高，稍有不慎老师就不喜欢他，在那个讲究成分论阶级斗争的年代，成分不好是受歧视的。莫言在这种背景下离开了学校，过早的进入了成人的劳动行列，因为年龄小体力跟不上，只好放牛放羊。
　　 我家是走五七干部到农村插队落户，是响应毛主席号召，手捧着毛主席的像来到了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县里还给我家盖了三间泥草房，这在当时来说，也算是优厚的待遇。因为在城里吃不饱，响应号召，除了我父亲外，将我们这些孩子。都从城市户口转为了农村户口。后来落实政策，我们这些孩子因为户口在农村不能回城，眼巴巴的看着城里的孩子，有了工作，过上了幸福的生活。而我们这些孩子如果考不上大学，就只能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在农村劳动。
　　 我家6个孩子，三个孩子考上了大学，过上了城市里的生活，至今哥哥，姐姐，妹妹，因为农村户口，依然的还在农村。小小的户口本决定了我们的命运。我时常的问母亲，为什么我们非得变为农村户口，不变不行吗？妈妈说不变可以的，当时的政策是自愿，其主要原因就是人口多，在城里吃不饱饭，也正是吃不饱饭，才变了农村户口，不是怕饿死你们吗？即使这样我们也就没有好抱怨的，只能听天由命了。
　　 莫言说他经历的那个年代有毛病的，他总是拿饥饿说事，好像那个年代对他不公平，挨饿的只有他自己。我也挨过饿，我也没抱怨，更多的是对我们的国家当时的现状的理解和宽容。我总想给他获得诺贝尔奖的社会就没毛病吗？过去的疾苦我们百姓忍受着，是为了制造原子弹，为了还苏联还外债，战争刚刚结束，一切都在百废待兴，我们国家勒紧裤腰带，制造出了原子弹和氢弹，成为了第五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摆脱了核讹诈，全国人民忍饥挨饿的守得住清贫为了国家。老百姓没有怨言，死去的英烈没有怨言。唯独我们的大作家确有怨言。
　　 莫言仅仅是因为过不上一天吃三顿饺子的幸福生活而耿耿于怀。这样的心胸未免太狭小了吧。况且他拍的电影《红高粱》弄了一些高粱地里的媾合，说成是原始生命力的爆发，余秀华又弄出诗歌，《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请问：睡谁？是否有些低俗。丰胸肥臂又说明了什么？为何总离不开男人女人的那点事。史铁生一生都在生病，也是残疾人，写下的作品令人尊敬，我们的文化艺术不是围观看客的饭后的谈资，也不是无聊人的盲从追捧。
　　 梵高活着的时候也不知道自己是著名世界的画家，甚至没有享受到一丁点物质的回报，为了艺术被人误解为疯子，就连老婆都没娶到，他《渴望生活》将自己的在煤矿做教士的薪水，用来接济那些可怜的矿工，梵高是善良的。而我们世俗的人们为了出名，冠以当代的著名的诗人，作家。以此荣耀自己，岂不知自己的作品到底能否经得起时间历史的考验。只有后来人才会知晓《村妇诗人》的称号是否经得起推敲，有些中国人病了，为了出名极尽鼓吹，我们可以阅读她的诗歌，把她当做普通人去欣赏，我们欣赏的不是她的残疾而是她的才华，还有诗歌中健康的思想。
　　 习大大执政后，要整顿文化市场，经济市场，心灵市场，一切都有待于完善。有的人说我们伪君子也罢，闷骚也罢，唱高调也罢，我们其目希望人们有个健康心灵，即使别人不健康，我们自己要健康，至少我们活的坦然，既没腐败，也没堕落。余秀华我同情她身体的残缺，也欣赏她对诗歌热爱，但不欣赏媒体为了炒作用余秀华的残疾做资本，她只有静下来好好地创作，用文字的美丽征服读者才是积极的意义。这是一个世俗的社会，我们没有能力去左右它的世俗，只能是引领。赵本山要对三俗负责，忽悠的时代已经过去，人们不断在觉醒。
　　 有时一个人的错是社会造成的，车模也是要谋生的，主办方给钱你就得搔首弄姿，没办法。其实，她们都是在金钱利益下的牺牲品，中国不缺钱，缺少的是道德道义与尊严。如果中国的车展像外国的正统的宣扬的是车的技能，款式，车文化，再配上穿装得体的美女，也不失为一道亮丽的风景，文学也一样，要摆脱低俗，引导人们向健康的方向发展，文学承载着时代的进步，如果低俗的文化占据上风，人们的心灵就会污浊。只要你抱着健康的思想热爱文学，世界人不会小看中国人的。我们要不浮夸，不焦躁，不虚伪，不虚荣，不显贵，不攀比，真实的做人，好好地做事，没有人去打压你，关键是做好自己，做自己喜欢的事，去爱自己喜欢的人，不好吗？
　　 其实，我一点都不喜欢有些中国人，一句话，俗不可耐，最关键的是有些人不知道自己的丑陋。柏杨说：我们的丑陋来自于我们无知自己的丑陋。把中国人弄得最惨的不是外国人是我们自己。窝里斗，死不认错，这些劣性无疑丧失了几千年的传统美德。有的人要彻底颠翻传统，传统也有好的内涵，性解放也未必是高尚的情操，性的易得让我们丧失了恋爱的能力，婚姻的稳定，爱情的信仰。一个好处“强奸犯”少了，甚至没了。语言有点过重，句句真话，也许有些人不爱听。总之一句话，要提高国民的修养，没事的时候不要整天的打麻将，看看书，学习学习，学习不一定是喜欢的事情，但却是一辈子的事情。二十一世纪学习的名言，是导致行为的改变，行为的改变靠的是思想的转变。媒体也未必清洁，拿一个农夫的诗歌炒作媒体很不善良。
　　 也许我不够善良，对一些所谓的作家所谓的诗人所宣扬的低俗的文化太过鞭挞，也许我要宽容世俗的快乐，因为尘世本来就纷纷扰扰。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我们不该在低俗的道路上徘徊，不是文人做了文人，不是作家做了作家，不是歌唱家却成了明星，三教九流各显风骚，无论是作家还是诗人艺术家，首先要有好的人品，更应该有美好的心灵，人类毕竟要向更文明方向发展，要塑造自己的内心的世界。当头一棒，应该自省。《红高粱》刚上映时就已经遭到批判，那种原始生命力的绽放，不应该是高粱地里的耦合，红高粱之所以热捧，最多的是高粱地里的龌蹉，吸引了人们眼球，误导了人们的心灵，并不是健康的思想，也许我太过苛刻，苛刻的几近尖锐，也许我会静下心来重新审视他们。
　　 在军事报道中，习近平主席要求要加强自身建设，军人要加强自身建设，官员要加强自身建设，那么我们民众是否要加强自身建设呢？如果全民都加强自身建设，我们国民的素质就会提高，就会全民拒绝低俗思潮的侵蚀。这样家庭就会和睦，国家才会稳定，民心就会舒畅，腐败就会不攻自破，小三就没有市场，俗文化就会望而却步，唱戏的也就是一个普通的文艺工作者，医生救死扶伤是美德，老师是人类灵魂工程师，人们就会平等公正有尊严的活着。
　　 所以我们要正确的对待历史，即使我们过去很穷那也是我们所经历的生活，要理解我们那个年代，我们虽然只是挨饿，毕竟我们从三座大山的压迫下解放出来，打倒了日本帝国主义，解放了全中国。我们仅仅因为了饥饿来否定我们过去历史是完全错误的，这让我们死去的英烈情何以堪。我们的作品要有积极的正能量，要摆脱低俗的文化，让纯文学，纯艺术发扬光大，继承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传统文化。其实，饥饿与文学没有关系的，诗歌与残疾也是没有关联的，梵高也不是因为穷困潦倒而闻名于世的，是他的作品所散发出来的内在燃烧的生命力感染了世界人民。低俗的文化也就是快餐文化，迟早会被丢进历史的垃圾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