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有穿着校服、背着双肩包、脸上洋溢着灿烂阳光的少男少女们成群结队的在我身边风一样路过的时候；每当有远在故乡的老同学通过电话传来带有熟悉乡音的亲切问候的时候，我便会情不自禁的想起自己那段令人难忘的高中岁月。
　　 我是1973年考上高中的。之所以强调一个“考”字，是因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初中升高中是不用考试的，都是通过各联中和贫下中农代表联合推荐的。而我们那一届则除外。
　　 时间的脚步迈入七十年代，我们国家的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继毛主席发出 “抓革命，促生产”的最高指示后，中央也号召教育战线“要复课闹革命”。于是，全国各地以各种方式投身于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大、中、小学校的学生们便陆陆续续地回归到教室里。因此，从我上初中开始，除了学习政治课、语文课外，也学习数学啊、物理啊等课程，但那时不叫《数学》、《物理》，而叫《工农业基础知识》，分一册、二册什么的；还学习《乡土教材》，主要是了解本地的人文历史、乡土风情等；还有一本教材叫《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战士战无不胜》，里面都是介绍雷锋、王杰、欧阳海、刘英俊等英雄的事迹，因我基本上比照着照片把他们全部画了一遍，所以印象特别深刻。总之，教育界慢慢的差不多又恢复到文革前的那种状态，我们也正儿八经地学习了一些文化知识。
　　 1972年年底，我该升高中了。上级要求，从这一届起，除了贫下中农和学校的推荐，还要进行文化考试。因为诸往中学本届招收一百五十名高中新生，所以就先从各个联中推荐出三百名学生参加考试，然后按照成绩由高到低录取一半。我记得考语文时有一道题：默写《东方红》，包括标点符号。于是，考场里就隐隐约约、此起彼伏地响起了《东方红》的歌声。当年，尽管考试的难度比较低，但还是有许多被老师和同学们都认为是很优秀的学生被挡在了校门外。到下一届学生升高中时，由于张铁生、黄帅等“反潮流英雄”的“抗争”，又取消了考试这一关。所以，我们那一届便成为文革中由初中升高中唯一需要考试的一届。
　　 进了高中，我被分在诸往中学（原乳山九中）六级三班。教过我的老师有：语文课的李毓荣、于天波老师；数学课的孔庆水、王洪仁老师；物理课的周培进、李月亭老师；化学课的沙永芝、林刚老师；政治课的刘向志、宫锡华老师；体育课的初炳飞老师；等等。当时，甚至还开设了《生理卫生》、《英语》等课程。上《生理卫生》时，不仅是女同学，连大部分男同学也羞得不敢抬头，整个教室只有老师一个人在讲话，显得十分安静；而上《英语》课就不一样了，每堂课都很热闹，有的同学回答问题时故意怪腔怪调，有的同学说的英语与汉语驴唇不对马嘴，还有的同学故意起哄，教室里常常笑声不断，搞得肖长庚老师经常发火。我们那时学英语，不从音标学起，而是直接学句子，如“早晨好”、“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等。因为不会音标，所以我们只能以汉字标注发音来记，如“鼓捣猫宁”、“俺朗朗来福图且俺们毛”。总之，不管学得有好有孬，但学习的氛围是很浓厚的。
　　 然而，好景不长，河南马振扶中学那个小姑娘留下的“不学ABC，照做革命事业接班人”遗言和张铁生的白卷、黄帅的日记吹响了反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号角，再加上批林批孔运动的东风一吹，刚刚回归正常的教学秩序又被打乱了。从1974年的夏天开始，我们整个级部也打乱了原来的班级重新编制，共分为四个班：一个是农业会计班，学习打算盘、记流水账等农村会计事项；一个是农业机械班，学习农用柴油机、汽油机的原理和维修；另外两个是农业技术班，学习农作物的种植技术，也就是怎么种地，同时还学习一些农村用电啊、养猪养牛啊之类的东西。总之，一切都为我们将来在农村广阔天地里“大有作为”做准备。
　　 1974年的冬天，我们农业技术班的同学们深入到河南大队进行教学实践：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并帮助村里拉电线、装电灯。我尽管到现在还说不好普通话、唱起歌来五音不全，但那时就是学校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一员了，会二胡独奏《麦浪滚滚》、《军队和老百姓》，能自编、自演山东快书、对口词和三句半。所以，我们宣传队的队员除了白天和大家一起劳动外，晚上还要凑到村北头的大队部里排练节目到大半夜，为向社员们汇报演出做准备。
　　 每天晚上，当排练结束后，男队员还有一项“艰巨的”任务必须完成，就是负责把女队员送回到她所居住的房东那里，然后自己才能回去睡觉。如果是对于现在的高中生来说，这恐怕绝对是一个浪漫的美差：山清水秀的小山村；夜深人静的时刻；没有电，或月光如水，或漆黑如墨；没有外界的纷扰，只有一对十六七岁的少男少女，漫步在幽深的小巷里…… 然而，那是上个世纪的七十年代，人们的“私心杂念”都比较少，对“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亦嗤之以鼻，对男女之间的事情更是非常敏感，若男生与女生之间多说几句话就好像犯了错误似的。那时候，别的同学我不好说，但对于我自己来说，与女生独处，尤其是与长得好看的女生独处时，我会感到特别紧张、特别不自然。在河南大队那一个半月的时间里，按老师的要求我也先后护送过几个女同学，但天再黑、人挨得再近，却始终连手也没敢拉一下，每次都紧张得全身冒汗。
　　 多么青葱的岁月啊！多么纯洁的情感！多么值得怀念的年代！
　　 本来，我应该在1974年的年底毕业。但正好赶上国家把每年开学、毕业的时间调整到了年中，于是我上高中的时间又延长了半年。1975年春天，我们又来到辛庄头大队劳动实践。这次，我与宫本安、于文高三人成立了一个小组，帮助村里办“阶级教育展览馆”和“烈士纪念堂”：宫本安和于文高负责收集素材；我和宫本安负责策划、编写解说词；由我负责版面设计和绘画。由于时间紧工作量大，我们几乎天天加班加点，有时候直接干个通宵，但也确实锻炼了自己。
　　 这张照片是公社新华书店的许美玉同志在辛庄头大队给我拍的。当时，我正在帮助辛庄头大队办“阶级教育展览馆”和“烈士纪念堂”。看照片，可能已经完成了，为了留下纪念，只是摆了个“正在画”的样子。
　　 就是在辛庄头劳动实践时，传来了空军到学校里招收飞行学员的消息。由于我当时忙于写写画画离不开，所以只得委托班长付维凯回学校帮我报了名。之后，经过公社、县、地区以至空军的一步步体检、政审，我竟然就真的成为成千上万名参加选飞者中的一个幸运儿，如愿以偿的穿上了军装，跨入空军飞行学员的行列。
　　 说起来，人的命运就是这么奇妙。本来，自己从小就向往着将来能当一名人民教师、或者是公安人员、或者是科学家、或者是作家，唯独没想到要当一名解放军战士，因为那时“独子”是不符合当兵的条件的。然而，偏偏遇上了招收飞行学员，没有“独子”这一限制；本来，我们那一届学生应该是在1974年年底就毕业的，如果没有再延长的这一个学期，那么也就没有参加选飞的机会了；本来，学校革委会的于景松主任（相当于校长）和宫锡华主任都说，从下学期开始，学校要增开音乐美术课，想让我毕业后留校当代课教师，等以后有机会再送我上大学深造。如果是这样，我很可能就会成为一名职业画家……总之，如果没有这些机缘巧合，那么我的人生轨迹将会是完全另外一个样子，生活中遇到的将会是另外一些人，发生的将会是另外一些事。
　　 人的命运不是你个人能够把握的；你能把握的只是你自己，你的所思，你的所言，你的所作，你的所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