奶奶死了。奶奶是自己把自己吊死的。
　　 奶奶的死很突兀。就像一根青藤，长着长着，突然被掐去一截。奶奶把掐下来的那截圈起来，打了个死结，她生命的青藤就再也不能长丁。在奶奶死之前，我一直觉得自己很安全。我和死亡之间至少隔着两堵围墙，奶奶是一堵，父亲母亲是一堵。虽然儿子的出生把我往上拱了一步，但是前面那两堵围墙没倒，我反而有一种被四处护卫起来的感觉。
　　 村子里被我称作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辈的人一个一个相继死去，与之相反的是小辈们一个一个出生。就像是一列火车上的乘客，有上来的，有下去的，后上的才开始往前赶，前上的差不多就要下了。我已经上火车很久了，但是。我丝毫也没有即将下车的感觉，因为我父母没有下，我奶奶也没有下，怎么排也轮不到我。奶奶的身体还很棒，满七十了，还能驱牛耕田，挑粪摔夯，像一个精壮汉子。她的牙也不错，消化能力特强，一顿能吃两海碗大米饭，或者是四个石灰粑。她还爱把干硬的蚕豆炒得半熟了揣围腰里当零食，一边走一边扔嘴里咬得嘣嘣响。照奶奶目前这种身体状态推算，再活二十年应该是没问题的。说不定三十年也有可能。三十年后她刚好到一百岁。百岁老人不是没有，我奶奶或许就是其中一个。
　　 奶奶是火车上唯一能给我提供寿限参考的人。村子里的老人有活到八十多的，有活到九十多的，也有不到六十岁就去了的。但我感觉他们和我没什么关系，他们不是我们这列火车上的人。我们这列火车应该是我们的家族。父系家族和母系家族，他们成射线排列在我的两边，汇聚到我这里成为一个交点。他们数量庞大，纵深幽长，可以为我提供丰富的信息。
　　 我爷爷是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当壮丁抓去了的。抓去了就抓去了，是死是活，直到现在也没有确切的消息。照奶奶的说法，爷爷原本有些憨笨，有些糊涂，他要是上了战场，多半是躲不过那些机敏而又准确的子弹的。爷爷的上一代，有三兄弟。这三兄弟中，只有我爷爷的父亲也就是我的太爷爷结了婚。其他两位太爷爷没有结婚的理由很简单，一个“穷”字。这个“穷”字决定了他们的一切，包括他们三兄弟共有的唯一一个儿子也没能保住。那会儿，蒋中正先生虽然兵源紧张，却也是只要求“三丁抽一”的。而我太爷爷他们却被“一丁抽三”。幸亏那时候父亲已经出世，否则，也就不会有我了。没我，就相当于“白马”没了“马”，“白”还有什么意义呢？关于他们的生平和寿命，我打听了很多人，却都是“语焉不详”。
　　 在母系这一边，外公外婆也是早就死了。和奶奶一样，属于非正常死亡。奶奶是自己扭断了自己生命的青藤，外公外婆则是给别人砍断的。刚建国那会儿，土匪十分猖獗。在一次土匪的抢劫中，外公外婆为了保护一家老小活下去的那些基本条件，徒手和土匪的利刃较量，结果证明，土匪的利刃要高明得多，只一回合，外公外婆的生命就被干净利落地划了个句号。
　　 父亲母亲这一辈的人，都还健在，他们的寿限都还是未知数。却是我们这一辈，有个人早早就下车了。他是我哥。我哥死时才八岁，我五岁。五岁的我因为我哥的死突然陷入一种极度的恐慌之中。我以为八岁将是一个小孩生命的极限，算一算，我只剩下不到三年了。那是一天天数着过的日子，就像一个孩子眼睁睁看着他手心的沙子一点点往外漏，而他毫无办法。
　　 八岁一过，我突然就不怎么怕死了。八岁前，我感觉死亡离我如此之近，死亡咻咻的充满腥臭味的鼻息几乎就要喷到我脸上了。但是八岁一过，死亡却像个大到极限的气球，嘭一声爆了。那些曾经威吓过我的事物一下子变得异常遥远，成了一张黑白底片的模糊虚影。或者是一个噩梦突然醒来，我长抽了一口气，原来只不过是做了个噩梦而已。
　　 我甚至觉得我的生命会非常漫长，漫长得用不着考虑它的长度。小时候，村里一个比我大一些的孩子，曾经拿着我的手，模仿算命先生煞有介事给我算，他抚着光光的下巴，微眯着眼说，你的命很好呢，至少有九两九钱！我说，九两九钱是多少？他说，就是能活一百二十岁零一早上。那时候我对年龄的数字一点概念也没有，又野心勃勃，觉得一百二十岁未必就是长的，不过也不与他计较了，唯一有些疑惑的是怎么还有一早上呢？一早上，完全可以忽略不计的。不能忽略，无比重要！他严肃地说，因为那一早上是留给你垂死挣扎的……他终于忍不住大笑起来。旁边的小伙伴也跟着大笑起来。我才知道原来被愚弄了！我控制不住流下了委屈的泪水——为我的生命多了一个早上。我哥死后，父母就变得非常迷信，常常拉我去找算命先生算命。那时候我是不怎么相信算命先生的。不仅仅是我曾受过一个大孩子的愚弄，还因为我在上学。在我看来，读书这件事情和算命这件事情是相抵触的。我是好学生，好学生是不能迷信的。不过，给算命先生算过几次后，我的心态却渐渐地起了变化。算命先生拿起我的手，男左女右，算命先生拿起我的左手。算命先生的手也不尽都是枯槁如柴冰冷如蛇的，也有细白红润的，也有指甲缝里满是污垢的。但他们说的却都差不多。他们指着我掌心的纹路说，这一根是爱情线，这一根是事业线，这一根是生命线。
　　 对爱情线我是不怎么好意思关心的，我还很小，“爱情”那两个字让我耳热心跳。不过内心深处，“爱情”的青藤已在那里抽枝牵蔓了。我看过一个《天仙配》的电影。看过这个电影后我“爱情”的对象就有了，她是一位仙女。她正躲在某个地方，当我生命的列车开到那里的时候，她会自己跳上来的。对事业线我也不担心。我的学习很好。年年在班上都是第一。第一就是状元。状元会有怎样一种前程呢！倒是生命线，它让我的心咚咚跳起来。虽然我并不相信掌心的线条能够决定一个人的寿限，但是，我有一种希望揭开谜底的欲望。揭开谜底的欲望并不是我才有的，它是人类共同的心理特征。算命先生对我说，你的生命线是不错的，很长，很粗，不过就是要遇到一些坎。他指着我掌心一些交叉的纹路告诉我，这是一道坎，这儿，这儿又是一道坎。他语重心长地说，只要你把这些坎都一一跨过去，你就会长命百岁的！那时候我就懂得这是算命先生说话的技巧——不管是爱情线、事业线、生命线，从一个大方向来看总之是越来越好，越来越开阔向上。但具体的过程也并不就是一帆风顺，肯定有挫折，有“坎”——但我却无可救药地接受了算命先生的“坎”，而且积极地为这种说法寻找证据。证据很快就有了。比如“八岁”就是一道坎。小时候的那场流行病，我和我哥都被传染了，但是我跨过了，我哥没有。这说明“八岁”是我哥的“坎”，不是我的。那么，我“生命的坎”在哪里呢？“本命年”算不算一个？在我第一个本命年的时候，母亲给我穿红裤衩，拴红腰带。可是我不喜欢这种太过妖冶诡异的颜色，尤其怕被伙伴们看到，怕被他们嘲笑。就瞒了母亲悄悄脱掉。为此，我没少挨母亲的打。但是，少年的“羞耻心”终究是比“生命”还重要得多的，缓过那一阵，我又再次脱掉它。第一个本命年过去了，第二个、第三个也都过去了，回过头去看，似乎也没有什么意外。这么说来，所谓“本命年”，大约不是我的“坎”了……
　　 后来我看书，发现许多有名的历史人物都在三十九岁的时候死了。岳飞、李白成、周世宗柴荣、生物学家巴斯卡，这样的名字可以列一长串。三十九岁，我会不会也迈不过这个年龄呢？小时候我因为成绩好，是把自己看成“伟大人物”一列的。后来随着年岁的渐长，“伟大”的度数也越来越低，就想，“伟大”不成，“杰出”也是可以的。后来“杰出”又变成了“著名”，再后来“著名”又变成了“有名”，再后来又变成“小有名”。到我这个年近不惑的年龄时，我发现自己连达到“小有名”也是很困难的了。不过，虽然终至于“籍籍无名”，那横亘在“名人”生命中的“坎”于我也烟消云散了。奶奶，只有奶奶，才是我生命唯一确定不变的参考。但奶奶却是不负责任的，她一撒手，什么也不管就走了。奶奶是和继爷爷生气，一气之下离去的。我爷爷被抓了壮丁后，继爷爷就来追我奶奶。我奶奶告诉继爷爷，我爷爷只是被抓了壮丁，虽然他有些憨笨，并不表明他立刻就充了炮灰。没有得到确定消息，她是不能改嫁的。但是继爷爷不灰心。继爷爷说，他那么憨笨，连他都不充炮灰，国民党那几百万军队还会被打垮么？那时候继爷爷还是袍哥人家，穿青布长衫，缠白布裹头——这是那些年“酷仔”的流行色。奶奶终于没能抵挡住继爷爷的帅气和甜言蜜语，连她也说，你们爷爷是憨笨的，他是躲不过那些刁钻的子弹的——她这话是说给我们听的，我们曾多次听她这么说。但是继爷爷即便与我奶奶结婚以后，他的袍哥习气依然没改，好吃懒做，爱打女人，爱提劲吹牛。在过粮食关的时候，他依然向别人宜称，“粑”（一般是粗糙的玉米做的）他是从来不吃的，要吃也是我奶奶吃。哪怕那“粑”是大米做的，只要有个“粑”的名字，他也不吃。由于缺乏足够的身体锻炼，他早早地就得了痨病——这种富贵人家小姐得的很优雅的病，没想到我粗糙的继爷爷也得了！得了病，不能干活，而且痰特别多。几个儿女长大以后，都纷纷出外成家立业，不愿意再和继爷爷住在一起。儿女们劝我奶奶也跟他们住，跟他们享福去，别理那“老东西”——他们这么称呼继爷爷。但是奶奶没有。那一日，奶奶找了个石匠来修墓室。奶奶觉得她和继爷爷都已经七十岁了，如果再不把墓室修好，生命的火车突然到站，而下面又没有站台，可怎么办呢？其实奶奶一多半是为继爷爷考虑的，她对自己的生命有足够的信心，继爷爷那根青藤上，却是早已落满灰败的玨痕。但这时候坐在火塘边有气没力地吐着浓酽的黄痰的继爷爷却和奶奶吵了起来。他吵起来后他的精力突然显得无比旺盛，声音高亢激越，痰水飞流直下。不过他的思路却是混乱的，小孩子一样委屈的。坐在一旁叮叮当当敲石头的石匠原本想置身事外，但是他渐渐有些明白了，继爷爷的意思似乎是奶奶和他有些什么不正当的关系。石匠想参进来辨别一下。但是他刚辩了两句就失去了耐心，他走南闯北为人修房造墓几十年，还从来没遇到过这样的难堪。这是一个体面的有尊严的石匠，他轻蔑地看了继爷爷一眼，什么也不再说，转身就走了，连工钱也不要了。
　　 石匠走后的那天晚上非常安静，一点声音也没有，我一觉就睡到了大天亮，怎么料得到她半夜起来把自己挂在树上了呢……继爷爷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向儿女们哭诉着，他甚至咚一声跪倒在儿女们面前，用手狠狠地敲自己的头半年不到，继爷爷也死了。继爷爷的死，没有在我的心中留下什么痕迹。我一直没把他当成我们这列火车上的人。他生前不是，他死后更不是。
　　 但是奶奶却不一样。从我记事起，奶奶就坐在火车的最前排，三十年来她都一直那样坐着。第二排是我父亲母亲、叔叔婶婶他们，第三排才是我们。现在她却突然下车了，第一排的那个位置就空了起来。这让我很不习惯。
　　 作为围墙，她是挡在我前面的最高大、最结实的那堵，我一直对她很信赖。她的高大和结实甚至常常让我对自己的生命有一种想挥霍一下的想法。时间有的是，还早着呢，以后再做吧——我不断地这样安慰自己。但是她突然就倒了。像一个绝世的武林高手，自断经脉毁灭了自己。她一倒，我的前面就只剩下父母这一堵围墙了。那曾经隔我很辽远的死亡一下就向我靠近了许多，我几乎已经看见了它在围墙那边腾起的淡白的烟尘。
　　 奶奶下车后，父亲母亲就挪到了第一排，我挪到第二排，子侄辈们挪到第三排。我也不知道这是他们自觉挪的呢还是我们强迫他们挪的。他们开始被我们称为“老太爷”、“老太太”。过生日的时候（在奶奶还活着的时候，他们一般是不过生日的），我们又称他们为“老寿星”。他们也乐于我们这样称呼他们。他们坐在太师椅上，仰躺着身子，孙子辈们在他们的膝头上爬来爬去，他们的脸上开花开朵。现在父母坐在列车的最前面，那里是看死亡风景的最佳位置。我不知道他们看见了什么，我从来没有也不敢和他们探讨这个问题。前年父母打电话来说，他们准备要修墓室了。哉心里咯噔一下，我想他们才六十多岁，六十多岁就修墓室，是不是太早了？但是我没有说。在我们很小的时候，父母就把他们的棺材造出来，刷上亮漆，堆在堂屋里了。上面盖上油布防灰尘，每年大年三十，他们还要把油布揭起来，细细地擦一遍。
　　 去年春节我们几姊妹回去，父母已经把墓室修好。他们把我们拉到墓室前，一样一样指给我们看。这里是拱，用石头扣的，抹了很厚的灰浆，水是渗不进去的，虫蛇也是钻不进去的。这里是槽，槽凿得很深，还有通风口，即便雨水渗进来，墓室里也能保持干燥。这里是檐。这里是梁。这里是柱。他们还指着屋外的一大片用水泥夯平的空地说，这里是院坝。这个院坝我们修得很宽敞，我们还要栽树，修石桌石凳。将来你们回来看我们的时候，可以坐在树下乘凉，坐在石桌石凳上打麻将，你们也不会寂寞了……
　　 听父母絮絮地说着，我心中的讶异越来越大，原来在父母那里，大约生死已经没有界限了？父母曾经是迷信的，怕死的。但那是为我们焦虑，怕我们的死。现在我们都长大了，出头了，他们的焦虑也没有了。奶奶离去了，奶奶有她不得不离去的理由，她觉得离去比留在世上要舒心些。父亲母亲还没离去，不过在他们那里，离去或者不离去都是不怎么在意的。我还活着，那么，我活下去的理由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