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好喊我高瞎话
　　
　　 小好，与我是同岁的，虽然我生在农历年的年初，她生在农历年的年尾，若是按公历年来算的话，我基本上是应该比她大一岁，但是在算年龄时中国人习惯上取农历年，我们俩个的年龄也就是一样大的。我们的村子比较小，说实话，在我们那个一马平川的大平原上，像我们村子那么小的村子肯定是极为稀少的，可它确实是存在的，至今也就百十余口人。不过，我们村起初是作为东边大村一个队的组成部分，只是在实行承包责任后才被划为一个独立的生产队。我是正月初七出生，在我们村中生月（俗指生日，下同）比我大的只有一个，仅从出生月来看，我是第二大；她是腊月二十九生的，而那年正好没有年三十，二十九也就被视作为年尾除夕了，仅从出生时间来看她是出生月份最大而年龄最小的，因此我们俩个的生月在村里是独一有二的。
　　 小好，是我家后院小名为马的爷家的二闺女，我的一个正在五服头上的远房姑姑。打小，她就比我乖巧，聪明还听话，很早就能帮助她妈妈干活；她人长得也白，不过，有点太白了，跟二遍的小麦面、开得发白的棉絮一样，以至于白得会让不少人都在背后揣测，她是不是得了白化病，也怪不得人家会那样想，因为在我们村里两千多口人中，就没有一个比她白的，而且她爸妈都不怎么白，她的其他姊妹们也不怎么白，所以她的白也就让人觉得有点怪。
　　 她对我做了不少，让我气恼，想想也颇还有趣的事，而这些事是不是她的故意或调皮之举，我不知道。即使有些事可算是她的恶作剧，不过，也不应全部去怪她的，我自己也有相应责任去分担的，或是另有起因的。
　　 六岁时，爸爸就想让我开始上小学一年级，给我交了钱买书，还有学杂费，可我就是不愿意去，即便是被狠揍一顿后，还是没有去。买的书，也只好送给了没钱缴书费的人。小好，却在六岁头上，非闹着去上学不可，被后院奶奶揍了一顿后，还是哭着闹着要去上学。在我拒绝上学后，她闹着上学时，早已开了学，想买书也已买不到，没书自然进不了学校。那时，好像还没有复印机的，她家人也没有想着给她找本书抄抄，估计可能是嫌她太小，免得累着了，否则，个头难以长高。
　　 到了七岁头上，我高高兴兴的背着书包去上学。小好，却不干了，怕在学校受约束着，她不想上学，被后院奶奶好揍了一顿后，才哭哭啼啼去了学校。小学一二三年级，我们都是一个班的，她均在我前面两三排坐。她的成绩不如我，一年级第一学期结束，我得了奖状；她因没得着，又哭又闹，被后院奶奶揍骂了一顿：你得不到，还怪谁！哪还有脸哭呀？以后，我再得到奖状时，也再没看到她的又哭又闹了。
　　 二年级第一学期开学后，一次数学课刚开始，大家在下面乱哄哄，你一言，我一句的。教数学的高祥瑞老师突然说，大家都别说话了，都往前看着黑板，下—面—我—开始—提—问，谁会演算这道题？都想—想，算—算这道题的结果是多少？什么题，到今天早已忘得无任何踪影了。尔后，他才在黑板上很快写了一道题，此时我还正同其他人说话，没注意到他说的什么，也没看清黑板上那道题要干吗的，就随便说了一句：“我，不会！”我的话，或许是无意，亦或许是故意。不过，当时可能是想着一说不会的话，老师就不提问或是不让去演板了。没想到，老师偏偏盯上了我，非得点着名，让我去演板：你不会？光说不会，不行，我倒要看看你会不？他不相信，一个平日的好学生，竟然不会做他的那道小题。
　　 在黑板上，我很利索地演完了板，一点没错。高老师马上开始批评我了，不过，他是就事不就人来告诫的：“大家可不能像刚才演板的那个那样，不说真话，会了，还说不会。谁要是再这样说的话，以后大家就叫他小瞎话。”顺便他又给我们讲了，大人们都很熟悉的那个关于放羊娃最后被狼吃掉的故事。没想到，高老师的故事刚开头，她便扭过头来喊我：“小瞎话！”、“高瞎话！”她这一喊，大家也都跟着喊，把我羞得脸红通通的，觉得很是发烧，两眼发绿似地瞪着她，她却不理不睬，连喊多个“小瞎话！”、“高瞎话！”。
　　 下课后，她还故意喊。我暗下狠心，一定要治治她。
　　 待放学时，还没找她算账的，她就急急忙忙的往家跑，一路不停的还喊着：“小瞎话！高瞎话！”经她这么一喊，外班的很多人都知道我说瞎话了，也附和着喊我小瞎话。让我对她好气恼。虽对她很气恼，可还是没有明目张胆着去惩罚她。我一路玩着，还没到家时，说瞎话的事，就传到家里了，是她给我妈通的风，报的信。为此，我还被妈妈狠骂了一通。此后，好长一段时间，她都躲着我，每次去上学，或是放学时总要与她姐姐或是比我大的女孩一起，她怕我揪她的小辫子，拽她的书包不让走，此前，也确实不止一次干过揪她的头发拽她书包的事，在她气恼我时。
　　 有时想制她一下，可也不怎么容易，她人很娇小，躲起我来一点也不糙，不仅跑的不慢，而且，她还喜好往人群中钻，一钻她就塞进了人缝中。她在人群中钻来钻去，我也只能跟着忽而东忽而西，不是踢了这个一下，就是绊了那个一腿。还真怪不得赵本山在小品《红高粱模特队》中说：猫，走不走直线，那是要取决于耗子的。追撵她时，我拐不拐弯，是要看她想当人塞子不。她才不管这转来又转去的会给别人带去诸多不便的，或许这应该是她觉得最好的避险方式了。很多时候，虽想着惩罚她，可一旦真的追到她了，也没怎么惩罚，不少时候撵着她跑，只是吓唬吓唬她，揪她一两根头发以示惩罚，让她收敛一些。
　　 虽然，在追她撵她时，也有人帮她解一时之围，但后来还是我妈帮她彻底的解了围，我不知是谁告诉我妈的，是不是小好去讨巧也不知道。有天妈妈问我：你又欺负小好了吗？我说：没的呀。我妈不信，就再问我：那小好为何躲着你？我撒谎说：不知道！我妈呵斥我：你不知道的话，是见鬼了吗？那还不是，你上课不注意惹的祸吗？那，也不能只怪她呀，也不是就只她一个人喊了。我无言以对。妈妈劝我：她说了，以后不再那样喊你了，人家已经答应改了，你也别再找她算账了。不然，你马爷马奶还真以为你欺负她的那，你马爷的脾气很不好的，他跟咱村里几乎每家都吵过架，还跟不少人家打过架的，你可别把他惹急了，这事以后可不能再提了。
　　 帐，是没再找她算。可为此好长一段，她也没敢再肆意的去惹我，不过，她还时不时的，调皮着，喊我小瞎话来着，好似故意气我，这一般发生在不让她看我的书不让她抄我的作业题时。也是过了好一段时间，大家才把小瞎话忘掉，也许是因为我的成绩还相当不错，以至于同年级（尤其是三四年级阶段）另一个班的孟良时常跟老师说要挑战我，据说他还向老师交过向我的挑战书，不过，我一直都没见到过。
　　 虽然高老师的那句话成为小好喊我小瞎话的引子，但是他确实比较看好我，也欣赏我。上三年级时，还是他教我们数学。那时，提倡德智体劳一并发展，我们在农忙季节还要停课帮助各队去捡麦子摘棉花等农作物的。记得那年秋季在王翠娥、高祥瑞等老师的带领下，我们三年级的两个班去帮四队到我们东边大村南边的那块地里摘棉花。在摘棉花的过程中，他们几个老师闲聊时，不知高祥瑞老师怎么扯到了我们班的巧、婷和我三个人。听他说道：巧、婷、红义这几个孩子，若照此发展下去的话，将来肯定能考上学，这几个大学坯子我们要好好的培养，尤其是红义这孩子。
　　 王老师接着说：既然是这么喜欢，干脆我给你找他爸妈说说，你把他认作干儿得了。顺便也把巧和婷，都认作是干闺女。巧，是海清的妹妹，咱们与海清都是一个学校的，这好办；婷，你们是一个村的，并且你与她家住的还近，也不会有问题；与红义他爸，我很熟的，你也认识他爸，这也不会有问题。从辈分上讲，也正好，你与他们三个的爸都是一辈的，并且还都姓高，真是再好不过了。
　　 其实，王老师的丈夫也姓高，并且也是我们叔辈的。我听到高老师很爽快的答应了：瞅着机会了，我就把他们三个都认下。
　　 王老师、高老师等的玩笑，我也听到了，不过，当时我只是想，他们可能只是说笑的，估计，谁也没当真个的，因为事后王老师没给我爸妈说过，数学老师也没再提过，我想，只要是他们谁给我爸妈一提这个干亲的话，我爸妈肯定会认的。谁知，老师们的玩笑话，也被这个死小好听到，且被她当真了，她立马便对我做起鬼脸，还大声喊着：老师的干儿子，大学的坯子。她连连喊得成了一个头羊，不但让去摘棉花的同学都跟着喊了，还又被她一直喊到家了，喊得我爸妈都知道了。我爸当时就说了：认给你老师也不错，那可有人管了。
　　 好像对小好的这次放肆，我没怎么找她的茬，也没再刻意地去吓喝她，或许是自己也大了些，不去与她斤斤计较了，更何况，老师们说的也不是什么难听的话，是发自内心的期待，也是对自己赏识的另一种表示吧，不然，为何愿意去认我这个干儿干吗？“大学坯子”的称谓，在今天早已不算什么了，但在那时对我确实是一个很好也持久的激励，因为那时高考（含高中起点的中专生，下同）的录取率是非常的低，不到百分之十，即便是到了一九八七年我去郑州在河南财经学院读本科时，高考录取率也还不到百分之三十。不过，巧在小学五年级时，就不见了，可能是转学，或是，退学了，……婷，在读四年级上半学年，随她母亲农转非后去周口读书了，她爸当时在周口农校上班的，自今再未见到过。不过，有时这事还真凑巧，一九九零年七月在第四次人口普查中我去郾城县三周乡做实习生时，倒听过三周乡当时的行政秘书张说到过婷一次，因为那个秘书是在当时的周口农校毕业的，与我们是同龄人。他说，他可能与婷是同届的，对婷倒有些印象，一则，因为她爸当时在学生科的，而他是班干部与学生科老师打交道比较多，为此对那些个老师子女的情况知道得也就相应多些；二则，因为她脸上的那块胎记太明显了，挺大一块的，容易招惹大家的注意；三则，好像她爸对他还很不错，一度还有想帮其争取留校的指标。大学毕业到周口参加工作后，我曾委托朋友打听过婷在哪里的，但两个受托人都没给我问清楚。我自己也偶去过农校两次，一次是公事，一次是私事，但均没顾上去打听她。
　　
　　 死小好又给我惹祸
　　
　　 我们的小学每个年级都是两个班，初中则是一个班，即有近半数的小学生要毕业回家，小好上完五年级就回家干活了。我继续读初中，我们行为的交集也就少多了。读完初二时，我们县北部五个乡的原高中一起合并到聂堆乡的高中去了。高中、初中接连合并的原因，可能是国家教育政策的改变，从原来的提倡普及高中教育，转变为更务实一点的普及六年制（或是小学）义务教育，所以各村的初中在缩减的基础上合并为乡办联中或乡中学，原来各乡的高中再缩编为定点高中。于是，各大队学校的初中一二年级经过挑选，剩下的那不到五分之一的学生被集中到乡里原来的高中去读初中。我是那剩下的不到五分之一中之一，就去了乡联中读初三。正好此前不久，我父亲已从聂堆卫生院调至我们乡卫生院。那时，我们那个乡还没有改为镇。学校在北街，卫生院在西街，从学校去卫生院，不怎么远，步行大约只需十多分钟，若是从田地里斜着插过去估计十分钟就到，所以我一般都在我父亲单位搭伙吃饭，住还是在学校。一时闲着的书籍本子资料什么的，也都放在了父亲那里。父亲那里原本摆放着一个半闲着的办公桌，平时也就在上面放些碗筷的，去镇上读初三的那年也就成了我的书桌，我的杂什都放在那张书桌的抽屉里，那抽屉是没有锁，也不需要锁的，因为我父亲当着我的面从不去翻看我的东西，或许是，我不在时他才翻看的，也或许是，他从不翻看的。另外，平时去我父亲那里的闲人也不多，有事就说事，办事人去了那里，谁也不乱翻乱看的。
　　 去联中读初三的那年我14岁，好像刚开始发育，喜欢哪个女孩子，尤其是用眼去瞄女同学，也很正常的，但这种喜欢一般也只是剃头的挑子，一边热而已，从未向其示过好，或是对其有所表示。当时，似曾喜欢过的柳雪，长得很漂亮的，个头也不低，一米六二六三的样子，在我们班里，不，在我们这一届两个初三班的三十多名女生中，她肯定能排上前五的。她的弟弟在我们这一届的另一个初三班，我与她弟弟一样大，她好像已初中（她第一次读时初中是两年制）毕业，与我的另一个同学一样均是从初中一年级开始再上的，她可能比我大两岁。十六七岁的她早已是一个大姑娘，正是青春妩媚时，难免让我们这些刚发育不久的男孩子想入非非，那时明着向她示好的男生不止一个。我们班从新疆回老家来读书的轩东升一到联中就开始追她了。轩子，比我稍大，还像是专程回老家来补习初三的课程后，再回新疆参加中招考试的。轩一家都是城镇户口，据说他爸爸在新疆那边的工作还不错，好像是农垦兵团的一个副营长什么的。轩还曾夸过海口，她要同意了，他家能给她农转非，并且也能把她带到兵团那里去的。还有我们班那个那时已有176厘米高的班长陈大个，经常在寝室里说柳雪长得真好，能娶她做老婆更好。陈大个后来去当兵了，再没联系过。她挺好学的，下早读时经常可以看到她缠着教英语的沈老师问这问那的，很是羡慕她的英语那么好了，还这么执着，平时我的英语也就考个三四十分，当年中招时英语占五十分，我的中招英语只考了十九分。充其量，对柳雪也只是一厢情愿的暗恋。有一晚，梦见了柳雪，我们在一起学习，在一起逗着玩。第二天中午，我心血来潮，就把这个梦，流露在了日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