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家乡的冬天一般是不下雪的，1983年初冬那场雪，轻轻柔柔，染白了群山别致的头发，伴随着山里经年的故事，一直下在我的记忆深处。
　　 记忆积淀成山里独特的秀色，泛起山溪上涓涓流淌的朵朵清澈浪花。
　　 那一年。
　　 残雪随意躺在午后的山脊，惬意的晒着太阳，寒风一点也不收敛，肆无忌惮刮擦着人的肌肤。我辞别了古州，酸楚中告别了单纯的初恋，携着简朴的行囊，坐着那辆拉着回销粮食的昆明牌破旧大货车，从古州往西南更深的山里去。
　　 少时在家乡的大山上放牧牛羊，独自一个人坐在高高的山巅上，看着远处山外山，心想，什么时候能够走出大山，去看看山外的世界。而今，依旧轮转在这大山里。
　　 人生，像闪烁的星辰，按照既定的轨迹滑动。
　　 土路裹残雪，泥泞湿滑，大货车像老牛爬山，在蜿蜒曲折的盘山公路喘着粗气。昏昏欲睡几个小时后，从云雾缭绕的山头盘绕到箐底，再钻过一段从悬崖上凿出来的挂崖山路，停留在一处突出的巨大悬崖脚下，这里有一块两公顷左右的稍缓平地。
　　 平地上，有一个古老的小集镇。
　　 小镇东面，依悬崖脚建有庄园式的古老院落群，院落曲折迂回，雕栏画柱已经褪去原有的色彩。瓦沟中，蔓生的野草野花随风摇曳，旧砖上，苔藓斑驳，野藤张扬。岁月雕刻的印迹，显示在老气横秋的院落群上。院落对面的斜坡下有一条小河，从群山深处流出来的河水清清，河中怪石遍布，长满灌木的河岸边，有一排高低错落的茶楼酒肆和杂货商铺。
　　 一条不太宽敞的青石板街道，横穿小镇南北。
　　 听说这院落解放前是当地一户大财主家的，依山傍水的地势，是请了无数风水先生来看后定下的，左青龙右白虎，站在有一对石狮子护院的大门中间，可以看到对面两座山峰傲立，中间是一条平缓而幽长的峡谷，确实是风水宝地。打土豪分田地，解放后这院落群就划归人民政府，成为政府人员办公住宿的地方。
　　 解放前的小镇是不通公路的，与外界的联系，是风餐露宿、日夜兼程的马帮。于是这小镇就成了滇南马帮古道上的一个驿站，久而久之，形成了独特的风俗和人文。
　　 老厂区公所就在这里，镇上相关的站所，也包括我即将工作的粮管所就在小镇北面，解放初期征粮剿匪时候堆放粮食的几间瓦房仓库，就在北面山脚下。
　　 我从大货车驾驶室里钻出来，扭了扭一路颠簸酸疼得厉害的脖子，双手搓了搓冻得麻木的脸颊，抬头看看突兀的悬崖，一种巨大的压抑感把心情推向低谷。
　　 来时的古州，是伫立在山巅上的，在阳光明媚的日子，可以一览众山小，在寒风凛冽的冬季，可以看云雾缭绕如大海中岛屿样时隐时现的山巅。
　　 可以领着那两个俏丽的小丫头去逛集市买柿子。
　　 “这鬼地方，真是。”我抱怨着，问开大货车的陶师傅，“厂在哪里？”在我心目中，这地方既然叫老厂，那就说明是有工厂的。
　　 长着一脸络腮胡子五大三粗的陶师傅哈哈大笑，说：“你真好玩，这里哪有什么厂，老厂只是这个区公所的名称。”
　　 “那为什么叫老厂呢？”我依旧追问。
　　 “听说大山里是有很多矿石的，明清时候是开过铁矿，可能开矿的厂址不在这里。”陶师傅含糊其辞的说，“啰逼八嗦的，快下东西吧，以后你就会知道的。”
　　 真是背时，上级还说让来当官了呢。难怪村子里的老人们常说，愿做城市一条狗，不当山中一名官。何况这小所长，还不如以前的保长甲长，算什么官。
　　 知道我要调老厂后，我回家了一趟，告诉父母和姐姐们，那时候交通不便，离家更远了。母亲说，孩子，你给是在古州不好好干工作，犯错误嘅，要不怎么会越调越远。我说不是的，是工作需要，去当所长呢。姐姐们兴高采烈，小弟总算有出息了，当官了。嘴里含着旱烟管的父亲，黝黑的脸庞上的皱纹舒展，不错，不错！领导叫你去就去。
　　 谁也不知道，我这一去，就是8年，姐姐们各自出嫁成家立业。白发苍苍的老父母更不知道，从此他们倚门翘望，每天看着家对面那条山路，儿子是否回来，望穿秋水，望断天涯，直到跟着夕阳的步履，躺到家后面的那座山腰上，那块他们耕种了一生的山地边。
　　 不变的大山，多变的人生。
　　
　　 二
　　 这小平地上的夹皮沟小镇实在太小，街头放个屁、街尾就知道，除了逢集市的日子，街上的人寥寥无几。听说新所长来了，粮管所的十多号人一窝蜂涌出来，很热情的帮我拿那几件简单的行李。
　　 山里人总是像大山一样朴实。
　　 几间破旧的瓦房仓库旁边，有一大幢四合院式的走马串阁楼，全部砖木结构，东西两面的楼椅角之处，像瞭望台一样建有三层多高的小阁楼。
　　 相互认识，一番寒暄之后，其他人各自去做自己的事情了。头发花白的老马所长，发白的中山装上，套着一件军用旧棉袄，脚下一双翻毛皮鞋，微佝着身子，在前面带着我，两个年轻人帮拿着行李，踏着吱吱呀呀作响的木楼梯，几转后钻到阁楼上。
　　 “美泉，你的宿舍就在这里了。”老马说，“从1950年征粮剿匪时候起，大部分所长都是住在这里。这里高，远处近处有什么情况都看得到，还不潮湿，安全呢。”
　　 这些床铺和办公桌椅，虽然破旧些，但我已经叫人擦洗过了，这山里的条件差，就将就着用吧。文件材料之类的，明天再到办公室交给你。老马絮絮叨叨的交待着。我推开狭小的窗子，看看远处的山，山岚迷茫中的羊肠小道依稀可见，山的后面还是山。看看近处的街道，沿河岸一溜排开的铺面门庭冷落。再看看老马饱经风霜的脸庞和稀疏花白的头发，特别是他眼中流露出来的淡淡失落和酸楚，我问：“老马叔，您为什么就不当所长了呢？”
　　 “六几年当兵时候，修路挖隧道，一身灰尘和汗水，收工时候，总是和战友们脱光了跳到山里的箐沟里洗澡，久之就得了风湿，最近些年双腿和腰杆疼得厉害。这地方十年九旱，群众生活极度困难，每年国家都要安排大批回销粮，就需要经常下乡去落实。是我主动向上级申请辞退的。”老马一口气说，“老厂是革命老区，当年征粮剿匪，多少革命前辈们牺牲在这片土地上。美泉，你们小年轻身体好，有知识，好好干哦。”
　　 我看到老马已经浑浊的双眼噙着泪花，望着我的时候，又缀满信任和期冀。
　　 那一年，我21岁，任重道远。
　　 安顿好我的住处后，老马自己掏钱（那时候是没有招待费的），吩咐食堂煮饭的小姑娘小二，专门宰了一只鸡，请了区上的领导，算是为我接风。这地方十年九旱，山里蔬菜奇缺，是每逢五天一次的赶集天，买点老百姓背来卖的洋芋洋瓜之类留得住的，切成丝做菜。还有就是用收割季节的萝卜叶和青白菜晒干后，当地叫干板菜的煮豆类或者腊肉，这是一道特色菜呢。粮管所是有花生和面条可以当菜吃的，但要用购粮本抵供应的香油和粮食指标。
　　 后来有一次下乡，到了村子里队长家里，他们家实在没有菜，我买了几把面条带去。他家就煮了一碗面条当菜接待我们。一起同去新参加工作的一个年轻人，看到主人家端出一碗面条，就自己找来筷子，说，走了那么多山路，我肚子实在太饿了，不好意思，我先吃了哦。他是不知道，这是当菜吃的。
　　 小二是管仓库的老徐家的长女，她爹是解放初期就参加革命工作的老干部，组织上就安排这丫头到食堂煮饭。说起这老徐，也是一个奇才，但却命运多舛。
　　 他是读过解放前私塾的，在当地可算是有文化的彝家人。特别是毛笔字在老厂区算是一绝，那时候逢年过节，街上是没有卖春联的，农村里的人就在供销社买张大红纸，用孩子们读书用的毛笔和墨汁（不知道现在读书的孩子，是不是还学习大楷小楷之类的书法），请人写春联之类的。老徐不仅写得好，还自己作春联的内容，就群众关系极好，多年来，附近的人家有什么红白喜事，总是叫他去写字喝酒。文革期间，他作为“封资修”被批斗得死去活来，后来，上级说要宣传主席的光辉形象，但又没有这方面的人才，不知道革委会的那个领导说，老徐画画也很好呢，于是就把他从一干批斗关押的人中间放出来，让他在庄园临街的大墙上画一大幅“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的宣传画，这可是大活计，他被批斗怕了，怕画出纰漏后更加遭殃，开始死活不愿意，结果白天黑夜被“革命群众”拳打脚踢，身心受不了折磨，就同意画。
　　 革委会的人拿来小学课本书上的一小张油画，让他照着画，说画不好就要拿他去劳改，画好了说明他是忠于党的，就无罪。真是箭在弦上，进退不得。
　　 从搭脚手架在大墙上用石灰打底抹平勾画的轮廓，到调各种色彩绘制，他一个人起早贪黑，足足画了三个月，宣传画总算画好了。院落40多平米的一面大墙上，穿着红军服装的毛主席像在中间，周围光芒万丈，一行鲜红规整的楷体字“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笔道苍劲力透纸背写在画上方。上级派人来看了，称奇不已。
　　 领导又让他在街道边那些院墙上，写满“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类的大字标语。从此，他就从“封资修”成了革委会的宣传骨干。按照当时革委会的指示，粮管所管仓库的可是要根正苗红的革命干部的。自然，老徐就光荣的成为管理国家战略物资粮食的仓库管理员。
　　 他平常没事，就去小镇后面的山上砍柴来给食堂烧火做饭。有一次，他捆柴的绳子断了，就用那条分不出颜色的裤带捆着柴挑回来，松散的打折裤（用宽松的裤腰叠起来的裤子）用山草系着，由此受到领导的表彰。最可笑的是他的外表和服装，像极了阿尔巴尼亚电影里的游击队员，当他出没在山上丛林间的时候，更是惟妙惟肖。
　　 后来，有一次跟着领导去下乡，多喝了几口酒，走在回来的山路上，看着青葱的群山，山地里抽穗的玉米，在田地里劳作的青年男女，不禁触景生情，忘记了年代的限制，就唱起了当地彝族同胞很流行但上级不准唱的山歌情歌，哥哥呀妹妹呀的，又再次被处分，此是后话。
　　
　　 三
　　 山脊上残雪还在，简易的瓦平房食堂里却暖融融的。
　　 天刚刚擦黑的时候，两张木制的老式餐桌上，粮管所的十多号人加上区上的几位领导，已经坐得满满的。
　　 老马从食堂旮旯上拿起一只磕碰得凸凹不平的军用背壶，悄声对我说：“我留了好些年的老酒还有一点，你跟我去打。”
　　 “老马叔，我不会喝酒，可别破费了。”那时候，要买到粮食酒也是很艰难的，供销社卖的大部分是喝了头疼的甘蔗渣酒或糖末酒。
　　 “破费那样哦，你没看见领导来了吗。”
　　 仓库边上，有一溜用土坯砌成的瓦平房，房屋前边，相配套的设置着几间简易的私人厨房和鸡舍。大部分职工就住在这里，老马从阁楼上搬下来后，就住在边上的一间，原来是公家堆杂物。我和他走到门前，他撩起棉袄，从腰间分不清颜色的裤带上解下一大串钥匙，哆嗦着找了半天，把门打开。
　　 后来所里搞销售的小张经常说，所长就是“锁长”，总要带一大串门钥匙的。后来我也成了锁长，从院子仓库到办公室的门钥匙都得带在身上。晚上临睡前，要看看院子大门锁好没，天阴下雨的时候，哪怕是夜晚，要到仓库里去看看，是否漏雨了。这“锁长”不累都不行。
　　 我看到老马屋内的陈设非常简单，小屋用木板隔成内外两间，天花板和墙壁木板上糊满了旧报纸。靠里间是他女儿小红的住处，外间是老马脏兮兮的大床。
　　 “美泉，我腰不方便，酒在床底下呢，你帮我拿出来倒到壶里。”老马吩咐说，“有煤油呢，可别拿错了。”
　　 那时候区上还没有通电，晚上照明用的是煤油，农村里贫困人家，大部分用松明子的。装煤油的瓶子和装酒的瓶子是一些旧玻璃瓶，瓶口上用玉米骨头塞着，因为住的地方狭小，就放在一起，大部分放在床下。老马说，前几天他搬下来的时候，几个亲戚来吃饭，说要喝一点，他还在门口的简易灶台上炒菜，有个亲戚等不及，就把煤油当酒倒出来大碗里，嗞溜喝了一大口，等到发觉是煤油的时候，已经下到胃里了。
　　 我知道酒搁长了会发黄的，就像煤油的颜色。我弯腰伸手到老马的床下，拿出脏兮兮的玻璃瓶来，先打开玉米骨头的塞子闻闻，确认是酒后才倒进酒壶里。耳畔，食堂里区委李书记大声讲笑话的声音和众人的哄笑声依稀传来。
　　 这李书记，我在古州时候是区上的党委副书记，提早我半年调到这里的。古州和老厂在西南方向，是彝族集聚的地方。他也是彝族，生得牛高马大，皮肤黝黑，正儿八经的黑大汉，说话高门大嗓，在区上的大会上讲话都不要扩音器，讲话时候又当心人家听不懂，就汉话夹杂些彝话。喝两口后，就爱开玩笑。
　　 那时候区上的领导是带枪的，书记区长和武装部长是五四手枪，其他副职是半自动步枪，出门和下乡的时候，他们都带着。作为交通工具，只有书记和区长两人能骑马，其他人下乡就得走路。
　　 我和老马提着背壶才走进食堂，李书记放下端在手上的竹子烟筒，那烟筒口还冒着白色的烟雾。他就大嗓门的叫我：“美泉，快点过来我旁边坐，山不转水转，没想到我们俩又聚到一起。”
　　 “是呀，是呀。以后还请书记以后多关照呢。”我在他旁边坐下说。
　　 “那是当然，我可是有两杆枪的人。”李书记的玩笑，可把众人逗乐了。正在倒酒的小二丫头，脸腾的通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