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八年，不记得刚上班的第一天，还是第几天，班上的老师傅说，那个人如何，如何。虽称老师傅，其实也只比我多两年厂龄而已，就如几个当过兵的遇到一起，一报入伍时间，先一天就是老兵，晚一天就是新兵蛋子，不得不服。初来乍到，到哪，免不了探头探脑，没见过世面的畏缩，老师傅的指点，告诫，就像法官的三审定谳，不可再辨别、怀疑。
　　 那个人如何，如何，就无可辨驳地成了我的判断。
　　 那个人，姓甚名谁，这些年，我有空就在回忆；或者一回到老厂，就想起那个人，遗憾，我的记忆里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没了他的名字。也许，我从来就没有记住过他的名字。回想当年，好像从没叫过他某某师傅。当着，就叫你，背着，就叫那个人。在工厂，师傅是尊称，学校叫老师一样。
　　 全车间都叫那个人，那个人的，我以为他姓那。我翻字典，字典告诉我，那，姓。那个人是维修工。倒了半年班，维修班的人都熟了，去维修班玩，在维修班的考勤表上，看到了那个人的名字。维修班的人，除了那个人，我都能叫出名字。考勤表上，只有一个陌生的名字，不问也知道，是那个人的。这时，我才知道，他不姓那。当年看考勤表的细节，还有隐隐的印迹，名字，却如一桶水倒进大海，纵有飞船登月的本事，也无法找到。
　　 有个同事好奇地戴过那个人的眼镜。刚把眼镜的两脚架在耳朵上，一抬头，魔镜似的，天空在旋转，他的头也跟着转。同事说，从没见过那样的眼镜片，镜片上的旋涡，比酒瓶底还深，天哎，那叫眼镜？
　　 那个人的面貌，我拼不出来了，我好像很少见他的脸，他似乎只关注自己的脚尖。他个子接近一米七，身子单薄，前胸贴后背，薄于纸片；背微微驼，胸从没挺起过似的。这一点，我记忆深刻。还有一双手，仿佛代替他的面貌，一直保存在记忆里。手掌圆圆的，让人觉得，他身上的肉，都长到了手上。厚厚的，绵绵的手背，挤成一个个肉涡，脸上的酒涡一样。一双肥手，长在那个人瘦弱的身上，像侏儒长了一双四十二码的大脚一样。一个会看手相的老者告诉我，男子手要绵要有肉，肉厚，说明有福。我的手也绵，我不但手上的肉多，身上的肉也不少。听了老者的话，我暗自高兴了好长一段时间。看了那个人的手，我就不相信老者的话了。那个人的手，比我手上肉还厚，没看到他的福在哪里。年近五十，还在车间当维修工，天天看同事的白眼，有时，小他一二十岁的人，像呵斥一条狗，呵斥他。年少时，看五十岁的人，就像傍晚看夕阳。巴金的《家》里的高老太爷，四室同堂，威震全家，也就是五十五岁。读高中时，觉得高老太爷的生命，像游丝风雨飘摇了。怎么也看不出，那个人，五十岁还能咸鱼翻身。
　　 星期天，除了操作室里，车间办公室通往各个泵房、油罐区的大路上，就没了人影，从灌木丛里，野草中跑到大路上遛达的野免子，比人还多。车间办公室的厕所，男女都只有一个蹲位。办公室的厕所，有专人打扫卫生，墙上的白瓷砖，比未穿过的白衬衣还白，镜面一样放光。星期天那个人加班。那个人进了女厕所。女厕所里有人，刚进厂的小姑娘，十八岁。那个人在蹲位前，把头低下来，一双眼睛快贴到小姑娘的身上了，小姑娘差点晕了过去。小姑娘从蹲位上冲出来，把那个人撞得一屁股坐在地上。小姑娘嚎哭着跑回操作室，那个人在小姑娘身后说，根本没看到，你哭什么吧。
　　 那个时代，男人进女厕所，或偷窥女人，都等同强奸。那个人辩解说，他不是有意进女厕所的，眼镜取下后，放在洗手池上，忘记戴了看不见。这辩解软弱得连小孩都骗不过。同事说，又不是第一次去办公室的厕所，天天在里面尿，突然就不晓得往哪里尿了？看不见就戴上眼镜，为什么把眼镜取了？分明是有意的，取眼镜的目的，是为了狡辩。同事们都不许他申辩，进女厕所看小姑娘解手，不是流氓也是流氓。
　　 小姑娘哭了两天，车间派一个女工日夜陪护，说是怕小姑娘想不通出意外。有二个同事，自称代表民意，找到车间主任，要求处分那个人。尤其是女同事，说到那个人，牙齿都咬出响声。车间主任说，如果小姑娘出了事，一定严惩那个人。
　　 厕所事件是发生在我进厂前。同事用鄙视的口气说的，有没有加工发挥，不可能对证，也无法对证。我没强迫自己鄙视那个人，在众人都鄙视的氛围里，我无意识地就站在众人的阵营里。
　　 那个人进女厕所的事，要是发生在现在，我会相信他不是有意的，就算是不相信，至少也要给他解释的权利。再往后退一步，他是有意的，是心理变态，也不是道德、品质问题，是疾病，我们更应该多关心，让他积极治疗，而不是鄙视。
　　 有天我当班碰巧重油泵漏油，我把运行油泵，切换到备用泵上。阀门的垫片破了，维修班派那个人来换阀门垫片。一个小时后，估计换好了，我去泵房搞卫生。那个人一头大汗，阀门刚卸下来。地面黑乎乎一滩油，加了一层沥青似的，墙上溅起一砣一砣的黑油，那个人的衣服上，脸上都是油。半个小时再去看，那个人正在阀门上装垫片，开始要回装阀门了。我估计三五分钟后，可以大功告成，便站在一旁看着。三分钟后，我呆了，刚把阀门套上去，紧了两圈螺丝，他又把阀门卸了下来。垫片移动了。阀门换垫片，最没技术含量的维修活，一个熟练工，也就是半个多小时，那个人却干了三个小时。
　　 我心想，别人干到五十岁，早是八级钳工了，你连个垫片都换不好，白活了，真是二百五钳工。心里这样想，口里就说出来了。后来，那个人又有了一个新名字，叫二百五钳工。
　　 当时没意识到话重了。从年龄说，那个人是父辈，我比他小二十多岁。那个人抬头望了我一眼，我记不起那个人当时的眼神，只记得他又把背垂下去，眼神朝地面。我现在还记得那个人用沾满重油的手，在眼睛上擦了一下。那是一个不知反省的年代，加之我又处在不知反省的年龄，从未思考，油渍乎乎的手，为什么擦拭眼睛，更没想，那些话会伤害别人。
　　 进厂第二年，我偷偷自学，自学目的并不明确，买了一本大学数学，放在操作室办公桌的抽屉里，一个眼睛在书上，一个眼睛在窗外。在窗外的眼睛，防备查岗领导突袭。怕给领导留下不安心本职工作的印象。不安心本职工作，属思想意识问题，最易在领导心中判处政治死刑，给同事留下笑柄，最终归于那个人之列。车间领导曾在大会上说，爱学习是好事，车间支持，但要学操作技术，背工艺流程，不要不切实际，好高骛远。
　　 偷偷自学，这“偷”，也只是掩耳盗铃，我以为是偷偷地，其实全车间都知道，连那个人都知道我在自学。我属于那种在学理科的人中，语文成绩算好的，在学文科的人中，数学成绩算好的。自学大学数学，于我，就像蚂蚁背大象。那个人说，我的题目全做错了。他一道道演算给我看，边做边讲解。有那个人的辅导，就没有蚂蚁背大象的感觉了。
　　 只要我上班，那个人就来辅导我，有时我不在，他把头伸进操作室，张望一阵，就退出去了，也不问我在不在。操作室四个人，四条凳子。那个人辅导我时，弓腰站在我身边，次数多了，我就感觉同事们看我的眼神有些异样。当我明白，异样的眼神，就是看那个人的眼神，心里一惊。以前，同事们还善意表扬我好学，那个人辅导我的大学数学后，同事们的表扬里，就没了善意。有的同事，公开叫我大学生。
　　 以后不要你辅导了。我对那个人说。那个人不解地望着我。我又说，我的名声都被你搞臭了。那个人默默地走了。我憋了一天的话，说出来，如释重负。后来，那个人又把头伸进操作室看看我，见我的眼睛没朝门口看，又默默地走了。
　　 我以前自学是公开的秘密，公开的秘密，毕竟还存在“秘密”两个字，那个人的辅导，就把秘密揭穿了。秘密一揭穿，顿时，就有一种裸身于光天化日之下的尴尬，四周全是恍然明白的眼神。我似乎听到那些恍然明白的眼神在说，车间主任说的，不切实际，好高骛远的人就是他。我急于和那个人划清界线，把大学数学书藏了起来。这一藏，不知藏到什么地方，后来，想起当年的幼稚，再找大学数学时，便找不到了。辅导以前，见了面，我还善意地向他点下头，不要他辅导后，见了那个人的面，我连头也不敢点，仿如从没见过面的路人。
　　 不记得是一九八二年，还是一九八三年，那个人走了，说是落实政策，还说原单位找了两年，才找到。一个星期不见那个人上班，我才知道他走了。有人说，那个人是右派；也有人说，是走资派；还有说是刑满释放后，分到厂里来的，各有各的说法。我们厂是一个新建厂，职工全国各地而来，相互根底不透明。
　　 那个人走后，再没见过，也没有他的消息。也许我曾记住过他的名字，但岁月把那个人的名字，从我的脑海中洗掉了。刚进厂时的同事，张三、李四，还记得不少人名，要是回想形象，像是涂了退字灵似的，连底色也模糊不清。那个人，名字虽不在我的记忆中了，但单瘦的身板，微驼的背，只关注自己的脚尖的眼睛；我曾经对他的伤害，二百五钳工，我的名声都被你搞臭了；他用沾满重油的手擦拭眼睛的动作，默默从操作室走出去的神态，每年都在我的记忆中翻一次新。我的脑壳像一口特制的瓷窑，把这些碎片，涂刻在瓷泥上，烧成了一片片的瓷画，新艳而又坚固，估计永远不会褪色。
　　 我期望出现奇迹，让我在某个地方，和那个人相遇，和他说句对不起。为自己的无知，为对他人的不尊重。其实，也不一定非要见到，即算见不到，就在自己的心里说，说上一千遍一万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