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不多二十年前的一个冬夜，我躲在巴丹吉林沙漠一隅，隔三差五地与一位书呆子边喝酒边说一些与个人现实生活没多少瓜葛的事情。他是青海西宁人。大胡子，高个子。家里和办公室堆着的都是书。因为是干部，出差机会颇多，每次到北京，他都要背回一大摞书来。我读的最过瘾的是郑也夫《代价论》；《西方哲学史》（算入门。以前只读文学名著和当代文学期刊），卢梭《论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罗素《自由之路》，福柯《疯癫与文明》等书籍就是他无偿送我的。
　　 那一次，他刚从西宁探家回来，白天电话说，给我带了本好书。我很兴奋，因为，在巴丹吉林沙漠，一个人能够推心置腹，且被信赖的，除了一二人，就是书。书，对于彼时的我来说，无异于沙漠中的细水微光。透过书页，可以在无垠而封闭的沙漠之中看到了无穷大，在迷茫和贫苦的青春年代找到了一个向上的通道。听说他又带书给我，心情依然激动，一下班就窜到常去的那家小饭馆等他。冬天的巴丹吉林沙漠冷如冰川纪，风中风土如漆似胶，一看到人的皮肤就使劲往上黏。他来了，骑着吱嘎乱响的“二八大驴”，穿着臃肿走样的军大衣。一进门，就带进来一股削铁如泥的冷。还没坐下，他就把一个白色塑料袋并一本书甩在桌子上，差点碰翻了我花三十八大块买的青稞酒。
　　 打开一看，是《命运之书》，作者昌耀。在此之前，我也多次在《人民文学》看到署名昌耀的诗。那些年，昌耀诗作几乎都在《人民文学》上。别处很难看到。现在想，韩作荣先生推崇并珍爱的诗人，当只是昌耀一人而已。我之所以对他始终心怀尊敬，也是他垄断性地发表昌耀诗作。据说当年，很多人对昌耀诗作并不感冒，认为是呓语者有之，当成是胡说八道者也有。唯独韩作荣、何来、李老乡、林染，将昌耀诗作视作无上绝品。这等识见和胸襟，足够令人钦敬的了。
　　 先读一首《良宵》。大呼绝美，且身心凌然，那种感觉，类似无意被中闪电击中，被文火暖心。九十年代前五年，中国的诗歌写作基本上是低迷的，而且多千篇一律，类似一种腔调的合唱，有些干脆就是仿写和复制。读昌耀的诗歌，首先感到的是一种天地浑然与苍茫，一种情怀与大地众生的偎贴与契合。我朗诵了一遍，然后举杯与他喝了一大口。他吸溜了一声，吃了一口菜说：“昌耀穷啊，这是他自费印刷的，可能还得到了一些捐款。”我默然，也知道，那时候写诗的比读诗的人多，有句被说烂了的话：“随便从楼上扔一块砖头下去，就能砸中一个诗人。”另外，我不止一次听到：“诗人都是神经不正常的”……诸如此类的话，显然是一种偏见。但在当时，严重物化的人群、泯灭甚至腐烂了的信仰，无度而迷茫的现实，再加上诗人的自渎与类似于乡村歌舞的拙劣，共同促使了诗歌乃至文学的沦落。
　　 “昌耀都这样，何况我这等毛毛雨，小荒草呢？”他嘴巴嚼动，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说：“北京上海那些大城市可能好点，在咱这沙漠中的弹丸之地，读书和写东西，说好听的，像做地下工作，不好听的，就是神经病！”那些年在沙漠，唯一过从甚密且没有隔阂的就是他。他叫裴云，是一个团的副职领导，我那时还是一个上士战士。之间的社会差距比巴丹吉林沙漠到北京还要大，地位更是霄壤之别。但他没有嫌弃我。我经济上遇到了困难，总是向他开口，一千、几百、二千到五千块……他从不拒绝。当然，我也还得及时。
　　 俩人一瓶青稞酒，喝完还不尽兴，又要了啤酒。可能真的喝高了，俩人一边读昌耀的诗，一边唏嘘长叹。不知不觉，已是午夜。先前，店老板坐在凳子上打着哈欠，想撵我们走又不好意思，实在忍不住了，就说，这些天纠察来得多，专门管喝酒的。这一招还真管用，因为我们事先已经被警告，凡是深夜在酒馆喝酒的，一旦抓住，就全部队通报批评。
　　 这是纪律。在一个集体，遵守它的规则，我觉得是一种素质。尽管那次喝酒最终不尽兴而归。冬天午夜的巴丹吉林沙漠漆黑如墨，冷风携带灰尘，将这空旷与荒寒之地充斥得寂寥若无。我和裴云并行走，枯叶被风划动。到岔路口分手，一个人仰着天地不屑、万物逃窜的头颅，忽然张口背诵昌耀《斯人》：
　　 “静极——谁的叹嘘？
　　 密西西比河此刻风雨，在那边攀援而走。
　　 地球这壁，一人无语独坐。”
　　 忽然泪如雨下，也不知道为什么。鼾声如雷的集体宿舍，也没洗漱，躺在床上，把台灯压低，又读了几首昌耀的诗歌。其中一首是《致修篁》：
　　 篁：我从来不曾这么爱，
　　 所以你才觉得这爱使你活得很累么？
　　 所以你才称狮子的爱情原也很美么？
　　 我亦劳乏，感受严峻，别有隐痛，
　　 但若失去你的爱我将重归粗俗。
　　 我百创一身，幽幽目光牧歌般忧郁，
　　 将你几番淋透。你已不胜寒。
　　 你以温心为我抚平眉结了，
　　 告诉我亲吻可以美容。
　　 我复坐起，大地灯火澎湃，恍若蜡炬祭仪，
　　 恍若我俩就是受祭的主体，
　　 私心觉着僭领了一份祭仪的肃穆。
　　 是的，也许我会宁静地走向寂灭，
　　 如若死亡选择才是我最后可获的慰藉。
　　 爱，是闾巷两端相望默契的窗牖，田园般真纯，
　　 当一方示意无心解语，期待也是徒劳。
　　 我已有了诸多不安，惧现沙漠的死城。
　　 因此我为你解开发辫周身拥抱你，
　　 如同强挽着一头会随时飞遁的神鸟，
　　 而用我多汁的注目礼向着你深湖似的眼窝倾泻，
　　 直到要漫过岁月久远之后斜阳的美丽。
　　 你啊，篁：既知前途尚多大泽深谷，
　　 为何我们又要匆匆急于相识？
　　 从此我忧喜无常，为你变得如此憔悴而玩劣。
　　 啊，原谅我欲以爱心将你裹挟了：是这样的暴君。
　　 仅只是这样的暴君。
　　 但仅仅是读，根本不理解其中意思，只觉得这样的诗歌，一则从没见过，但有点惠特曼的气质；二则这样的诗歌无论是语言还是意境，都十分的奇崛、超拔、凌厉、庞大、隆重。再者，昌耀的书写可能是绝无仅有的，至少在当时的中国。一看写作日期，竟然是1992年。如果将那个时候的全部中国诗歌翻出来，找不到雷同的一首甚至半句。我也觉得，昌耀可能是孤绝的“这一个”，而不是“他们”与“那一群”。在当时，昌耀其人和诗歌，都是无人类比也无朋党和流派（团体）的。
　　 上班忙过，即打电话给裴云，大谈昌耀诗歌之绝伦。我至今还记得那种感觉，激动得面红耳赤。我本来说话就结巴，到最后竟然语无伦次，有些话干脆说不出来。裴云知道我口吃，他没笑。而是替我解释。他说：“昌耀是一个被放逐者。湖南桃源人，还是一个上过战场的负伤老兵。写诗，而又因为诗歌获罪，吃了不少苦。他这些年娶了两个或者三个妻子，其中一个是图伯特人。因为穷，照顾不了妻儿，夫妻关系也很不好。有一段时间一个人过。最苦的时候，是冬天连煤球火都生不起。”如此等等，大致是道听途说，但昌耀斯时的生存状况真的很差倒是真的。我说：“那么大的一个青海省，养不起一个昌耀？”
　　
　　 无论何时何地，文化总是重中之重，尽管科技被誉为第一生产力。对一个国家、民族和集体来说，文化才是灵魂与永生所在。那些年我也写诗，身被虚妄激情燃烧成柴禾的模样，精神在烦乱的生活现场遭到劈头盖脸的痛击。有一年回老家，爹娘和乡亲们说，献平瘦得不敢看了！这是心疼人的话，我自己却认为，人的肉身是可以忽略的，一个人拥有强大的精神及其反光和映射物，才是我想要的。
　　 在单位，写诗几乎是不务正业的代名词。领导没有直接批评，但从他们的态度中，我知道他们希望我做一个好兵就够了，指哪打哪，一心扑在工作上，为单位的杂物和工作全力以赴，课余时间听话、不惹事……而我却不怎么认同，反而认为，一个人强大，就是一个集体的强大；一个集体的强大，不仅需要一群俯首帖耳的人，更需要具有合作精神及独立能力的“狼”。
　　 血性、合作、牺牲……等等词语完全是为军人所用的。现在再回头看那些年我写的诗歌，尽管现在看来一钱不值，羞愧难当，与昌耀的相比，更雷同于灰烬，但其中多的是铁血素质与英雄梦想，当然也有对人的体恤，对战争的反思。也常常以一个士兵的名义捧心自省。此外，我还意识到，一个诗人是不可以只写某种题材的，诗歌浩瀚无疆，是一种通神行为，它应当更开阔。
　　 裴云支持我，观点和写东西。作为大老粗的试训参谋郑崇德也支持。郑崇德原籍山东济南，黑脸，肥硕，大胡子。在他宿舍的书架上，我也看到《唐璜》《巴黎圣母院》《忏悔录》《红楼梦》，还有一套插图竖排版的《金瓶梅》。有一天，他说他以前也喜欢文学。并对我说，有啥事找他。当年十月，他主动打电话给我，问我需要哪一些文学期刊，他给我订阅。我说了《人民文学》《十月》《收获》《解放军文艺》，此外，还想订阅《诗刊》，但怕他说我贪得无厌，只说了几个各类题材都包容的综合性文学期刊。
　　 此后，我也找他借过钱。那时候，我一个月七十多块钱的津贴，肯定不够用。他每次都给，少于一百的，他就给我，不用还；多于二百的，他说可以半年一年后再还。这使我感激涕零。有一年，他妻子来队，有些干部跟他开玩笑说：你晚上咋叫的那么难听？然后哈哈笑。我不知道咋回事。听了几次，大致有些明白。郑崇德爱人个子也很高，圆而白的脸。举止优雅，富有教养。她在的时候，即使火烧屁股，我也不敢找郑崇德借钱。不是他不给，而是在他妻子面前开不了口。
　　 很多次，郑崇德让我给他推荐书看。我就把红皮、简陋，排版拥挤的《命运之书》给了他。当天下午，他电话我去他宿舍，一进门，他就说，你要向昌耀学，他的诗才是真正的诗。还说，诗不可解释，但读了以后，会有一种东西把人心撑起来，有一种感觉和氛围把人感情笼罩住。
　　 他显然说得有道理。这使我改变了对他一贯的附庸风雅的“潜印象”，也觉得安慰。几天后，他把《命运之书》还给了我。再一次读昌耀的诗歌，却有一种全新的感觉。
　　 比如《人间》：
　　 静夜。
　　 远郊铁砧每约五分钟就被锻锤抡击一记，
　　 迸出脆生生的一声钢音，婉切而孤单，
　　 像是不贞的妻子蒙遭丈夫私刑拷打。
　　 之后是短暂的沉寂。
　　 这一夜夕投宿者感觉特别长。
　　 及天明，混在升起的市廛嚣声之中
　　 你未能分辨出任一屈辱的脚步。
　　 你只觉得在新的港湾风帆万千忙于解缆启航。
　　 你只觉得解缆启航才有生路，而顿感呼吸迫促。
　　 喧嚣者终有沉寂之时，“静夜”可以看作是人间欲望的一次收敛性的停歇，而昌耀却给予这“间歇”以粗朴、钝疼、打击、迸溅之动作和强音，且用“不贞的妻子蒙遭丈夫私刑拷打”之残忍血腥与“庸常的暴力”来充斥，使之有了一种难以决断的、灵与肉决断的多种意味和象征。“短暂的沉寂”使得“这一夜夕投宿者感觉特别长。”这种“长”似乎是死亡与新生、和解与仇怨的黎明，其中藏满了不确定、暴力及其后果、无意识的立场和穿梭地狱天堂的愤懑和挣扎。而人总是寄希望于“自然的黎明”，事实上，所有的“黎明”也都与暗夜几无二致，只不过多了一些光线，可以使人看得更清晰，更远。内心和精神的“呼吸”“迫促”是一种人生常态，更是一种灵魂疾病。
　　 不惟这一首，昌耀的诗歌，大都如寓言，如一部充满歧义、雄性、庄严、痛觉十足和悲悯丛生的长篇小说。再如他的《猎户》《噩的结构》《夜潭》《日出》《木轮车队行进着》《峨日朵雪峰之侧》《黑色灯盏》等。长诗《慈航》《划啊，划啊，父亲们》及《朝朝暮暮（五首）》《人·花与黑陶砂罐》《花朵受难》等更不必说。我觉得，昌耀诗歌是一个人站在高处悲悯而热烈的众生俯瞰，是一个人与世界的心神相通与精神谐振。
　　 与此同时，我也在报刊陆续读到燎原、林贤治、孙文涛、韩作荣、阿橹、章冶萍等人写昌耀及其诗歌的文章。从众多文章当中，我读到的无一不是“景仰”和“标高”。而且众人的看法几乎一致。偶尔也有一些网络言论说昌耀的诗歌费解甚至没入门，也没觉得不可理解，在一个趋利、尚浅的年代，要求每一个人都如昌耀显然不切实际，也不符合社会和人群规律、习性。但任何一种言说只要是出自个人的，就应当给他们以说话的机会和阵地。
　　 又有人进我宿舍时候翻看，说，这是好诗。
　　 毋庸讳言，大致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我们进入了一个空前的消费主义与欲望漩涡，而且越来越大，甚至与日月争辉，遮蔽大地的时代。现在也是如此。就其现状，可以套用狄更斯《双城记》开首语说：这是一个众口铄“金”的时代，也是一个英雄沉默的时代，是一个剧烈碰撞的时代，也是一个无度错列的时代。在这种氛围当中，作为一个写诗的年轻人，在低处的巴丹吉林沙漠，每一看到昌耀《命运之书》，心里就隆起一种仰望的庄严与肃穆。有一次，我对裴云说，如果我是一个有钱人或者一个官员，一定要把昌耀当宝贝一样……不是养，而是供奉起来。也还说，所谓的“新边塞诗歌”，虽然由杨牧、章德益、周涛举旗，但真正的实力，昌耀首屈一指，还有甘肃的林染。有了这两位诗人，“新边塞诗歌”才真正声势浩大，力量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