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家里至今保存着一本民国二十二年的《李氏世系》，蓝布皮，线装，高、宽各25厘米，呈正方形，宣纸石印，纸已发黄。记得小时候它一直放在里间货架上的一个杠箱里，也不知道它是本什么书，反正是祖传下来的比较古旧的书吧。1966年“文革”爆发，全国掀起了“破四旧”的高潮，红卫兵造反派到处搜剿旧书、字画、毁庙宇、拆祠堂、挖古墓，凡是旧的东西统统“砸烂”销毁。当时我刚刚五岁，又不认识字，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四旧”，倒是已经是小学高年级的姐姐积极响应学校的号召，回家后翻箱倒柜地寻找“四旧”，要完成学校交给的任务，以示积极。便从货架的杠箱里找到一本民国年间出版的《辞源》和这本家谱，准备上缴学校，奶奶看见后，非常生气，她虽然一字不识，但因为是我爷爷留下的遗物，可能有特殊的情结，便骂道：“这是咱家的家谱，上面记着列祖列宗的名字，是你爷爷花了一块大洋买来的，不能交！”但又怕红卫兵到家里来搜查，奶奶便想出一个办法：把家谱和神龛一类的“四旧”，藏在南房门道里她的棺材里，再用柴禾盖上，只让姐姐把《辞源》上缴，也好交差，才躲过一劫。直到1968年底，毛泽东发出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后，这场轰轰烈烈的“破四旧”运动才逐渐停止。
　　 1970年夏，我已九岁，上小学二年级了，在外地工作的父亲探亲回来，我见他经常拿出家谱来看，当时虽已不再“破四旧”了，但家谱、祠堂、庙宇等，仍属“封资修的黑货”，虽然不敢在公开场合看，但私下看看也没人管，于是在他看的时候，我也凑过去趴在他的膝盖上不断地询问，父亲就耐心地一一给我解释：这个人是谁，那个人是谁，谁家跟咱家近，谁家的辈分大，谁家的子孙多等等。因为族谱上的名字都是官名（谱名），又是繁体字，我根本就弄不清楚那些名字是谁，为了让我看得懂，父亲就在谱名的下面加注了一些人的常用名和未入谱的后人，这样就能与现实中的人联系起来了。他还特别告诉我：“咱们这个李，在历史上出过不少大人物，李都堂（李楠）是个很了不起的大官，当过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娶了崇祯皇帝的姑姑”。还给我讲了一些“李徽大人”的一些故事等等。从此，我对这本《李氏世系》有了初浅的认识，对李氏先辈的辉煌历史肃然起敬。
　　 1974年初冬，正值“批林批孔、评法批儒”的之际，全县掀起了讲故事热潮，在此之前，我因讲故事《打虎上山》在全县、全区巡回演出过，就被公社“业余文艺宣传队”抽到宏道集中排练，住在公社招待所，准备赴军分区参加调演。当公社的工作人员问起我的籍贯、姓名时，我就说“我是平东社坡底下的，属于北社东的李”。还说：“我家就有一本李氏家谱”。那些工作人员听了以后面面相觑，相互使了个眼色偷偷地笑了，意为这么敏感的话题，你也敢说？可见“家谱”在当时依然是封建迷信，依然是“四旧”，一提到这两个字，人们依然噤若寒蝉。
　　 1976年夏，母亲因病随父亲迁居河北尚义县治病，在此之前，哥哥、姐姐们都相继迁入尚义参加工作，家里只剩下我和86岁的奶奶，那时我只有15岁，我一边照看奶奶，一边在村里读高中。11月初，我把奶奶交给三姑照看，孤身一人到河北尚义寻父母。临行时，其他东西倒没带什么，一个小孩子也带不了多少行李，但觉得家谱是祖上留下来的记载家族历史的书籍，一旦佚失非常可惜，于是我就把它带到了千里之外的口外。在尚义学习、工作、生活了8年，前后搬过三次家，家谱一直由我保存着。1984年10月我调回定襄时，又从千里之外把它带了回来，一直陪伴着我。回到家乡，偶尔有人谈论起祖籍、辈分来，我就拿出来翻一翻，查一查，家谱成为我寻宗问祖、联系族人的一个重要依据。
　　 1988年2月，我儿子出生了。本来我有兄弟三个，但在此之前，两个哥哥的孩子都是女孩。儿子的降生无疑给我们这个缺少男孩的家庭带来了极大的欢喜，父母整天乐得合不拢嘴。此时已临近春节了，于是我专门编撰了两副春联：“绿树荫荫发嫩枝，长河源源汇新波”；“自古忠厚多积善，从来正直是贤良”，以表我的喜悦心情和对儿子的期望。同时，拿出家谱来，在我的名字下面又添了一个新名字：“韵”。按家谱记载，从鼻祖安广到我儿子已经是22世了，这么多的先辈怎么才能记住呢？我一边翻阅家谱，一边将我们这一支的直系先人的名字一一抄录下来。忽然，突发奇想，把列祖列宗的名字编成口诀或顺口溜不是就好记了吗？于是我就编了一个《本族直系祖孙口诀》，为了押韵或念起来上口，将个别名字的前后顺序调换了一下或加了个辈分称呼，口诀如下：
　　 安广——贵——德——莺
　　 公清——伏——（永）楫永
　　 本实——三益——尚义
　　 艾时——养仕——桂春
　　 岸（爷）——人骥——纶
　　 常荣——逢迪——滟泉
　　 发旺——艺福——韵
　　 闲得无事时，就在嘴里反复念叨，没几天就背过来。其中“艺福”和“韵”，是我自己给我和儿子瞎起得官名，因为我们这一辈是“福”字辈，倒还凑乎，而儿子的“韵”字，就不一定符合族谱起名的要求了，权当暂时的称呼吧。
　　 1988年9月，山西省社科院地方文献研究所高可同志来定襄调查家谱流传情况，到图书馆找到我，我就把我保存的《李氏世系》拿出来让他看，他看后说：“社科院还没见过你们这个家谱的版本，我可以拿回去复印一下吗？同时给你也复印一份”。我欣然同意了。同年10月，高可给我打来电话，邀请我参加全省首届家谱研究研讨会，我作为定襄的唯一代表出席了会议，顺便将《李氏世系》的原版和复印件带了回来。
　　 2000年6月河边民俗馆筹备创办《定襄文丛》文史期刊，当时我正应邀在西河头地道战纪念馆参与由河边民俗馆承办的《中国民族民俗文物词典》的编辑校对工作，《定襄文丛》的主编张建新、副主编续八宝约我写点文史方面的文章，我一时不知该点写什么，正在举棋不定时，是续八宝提醒了我：“就写写你们北社东的两位都堂吧”。我觉得这个题材不错，就答应了。在写作过程中，涉及到北社东历史上出过的许多进士、举人、贡生、太学生、生员以及李楠、李徽的生平等，这些资料从哪里找呢？这时，我又想起了家谱，便将《李氏世系》拿到西河头，反复查阅，一一统计、归纳，还参阅了《崞县志》、《明史》、《清史稿》等资料。期间，还与张建新等编辑专程跑到北社东走访了李氏资料搜集整理者李晋武以及李楠、李徽的后代李登科、李计和等，实地考察了李氏祠堂和楠堡等历史遗迹，经过查阅、走访、归纳、汇总，终于写成了《北社东李氏俩都堂》一文，于当年7月发表于《定襄文丛》创刊号上。
　　 2009年秋，本村族兄李润福、族侄李荣亮，将居住在平东社的李氏十世尚义支系的后裔族谱进行了增修，委托我和族弟李保平负责复印和封面设计，当时我儿子李元刚刚大学毕业，又是学美术的，我把封面设计的任务就交给了他，儿子对自己的祖籍、先人的历史遗迹也非常感兴趣，我带着他回村进行了实地考察和拍照，回来后在电脑上进行了设计。这样，一本手抄复印的《平东社村李氏世系图》诞生了。
　　 族谱是反映一个家族繁衍发展、兴衰荣辱的历史记录，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传承族谱，对研究历史，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继承和弘扬先辈的优良传统和奋斗精神，起着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启迪后人作用。
　　 据《李氏世系》记载，自十世龙峰公（李楠）于万历四十三年创始以来，先后于康熙十三年、雍正五年、乾隆二十七年、乾隆五十七年、道光三十年、光绪二十九年、民国二十二年、1958年进行了8次增修。而1958年距今已经57年了，在此期间，人丁繁衍，社会变迁，迁徙外流，盘根错节，发生了巨大变化，急待重修，否则族谱有失传断流的危险。值得欣慰的是，近来族人后裔多有重修族谱的热切愿望，且热情高涨，纷纷献计献策，愿出钱出力，并已初步拟定计划，东访西查，开始付诸实施了。热切期盼李氏族谱重修工程早日完成，早日面世，使我李氏优秀文化传统得以发扬光大，以慰先祖，昭示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