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一年的秋天。王铁志最近的心情比较好，副业科老科长先是浮肿，后来又得了“老慢支”，就是那个年代，一些年岁较大的人，由于营养不良，常得的老年性慢性支气管炎，去疗养院疗养了，副业科的工作就由王铁志这个副科长主持了。
　　 王铁志今年二十八岁，当时，这个年龄段的人，很少有当中层干部的。可是，他在自己的岗位上却干得很好，特别是他的魄力，使厂领导很满意。王铁志所在的厂子是县团级单位，虽然厂址座落在这个县里，却不归县里管。当时管这种情况叫“条块分割”，中央直属企业属于“条条”，地方政府管辖的，属于“块块”。原来老科长在的时候，怕和地方上搞不好关系，在有些事情上就忍让着，迁就着。王铁志主持工作以后，首先就把住宅里所有的厕所都管了起来，派人看守。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副业科没有粪，怎么为职工种粮种菜？附近的生产队再来掏粪，一律被赶走了。
　　 一天，厂长办公室主任刘成志给王铁志打来电话，说：“你是怎么搞的，怎么还当上了屎官。人家郊区公社的领导可是找上门来了。”
　　 王铁志一听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他说：“你叫他们上我这儿来，有事我兜着。”
　　 “你兜着？你兜得了吗？”刘成志加重了语气，“影响了工农联盟，你负得了责任吗？”当时对工农联盟是挺看重的。
　　 “别说得那么严重，理儿在咱们这边。”王铁志说。
　　 “我可是听人家说得满有道理嘛。”刘成志说，“人家说粪便是属于社会的。我看，为了那几泡屎，你就不要跟他们争了嘛！”
　　 这话王铁志听着别扭，他说：“我不争那几泡屎你吃什么？那么多的职工因为营养不良而浮肿了，我们弄点肥料，种粮种菜以补不足，难道不该争吗？”
　　 “我不要跟你说了，我晓得你最会强词夺理的，一会儿你去跟他们说好了。”刘成志不高兴了。他补充说：“有个通知，今晚七点钟在厂部会议室召开中层干部会。”
　　 “我也有个通知，你派人到副业科来领你们单位的圆葱，每个职工都有份。”王铁志说。
　　 王铁志和刘成志最近常常顶牛。他俩年龄相仿，都是年轻有为的中层干部。刘成志大学毕业，当时在企业内属于凤毛麟角。王铁志高中毕业，要矮一截，但在当时也可以算是高学历，因为很多的车间主任都是老工人出身，凭经验当的干部，有的才是扫盲班毕业，所以，有学历又年轻的中层干部不多。不过，本厂还有一个中层干部也很年轻，叫高淑琳，女的，医学院毕业，新提拔的职工医院副院长。高淑琳最近总爱唱一首叫《山楂树》的苏联歌曲，她想让山楂树告诉她，在追求她的两个人中，她到底应该选择刘成志还是王铁志。看来，她就是那两个年轻人最近常常顶牛的原因。
　　 郊区公社一位副社长带着几个人来到了副业科。寒暄几句之后，王铁志就说：“你们说粪便是属于社会的，这不对。职工的吃喝拉撒睡企业全包下了，当然也包括粪便。我们住宅里的公共厕所没让别人修建，厕所的卫生没让别人打扫，为什么粪便让别人来掏？再说，一到晚上，我们每个厕所都有你们几个生产队的人守候，一有人上厕所，他们都争着把粪勺子往下面伸，弄得女同志晚上都不敢上厕所了。不就是一百斤粪能换几斤粮食吗？那也不能这么干哪！我现在郑重声明，以后再遇到这种乱伸粪勺子的人，叫保卫科一律抓起来当流氓处理！”
　　 最后这句话是虚张声势，虽然当时政企不分，保卫科里人人都配备枪枝手铐，可以抓人，但是，抓人一般还是得主管厂长批准，至少也得保卫科长下令，他副业科管不了保卫科。
　　 郊区公社的副社长等几个人，碰了一鼻子灰，走了。
　　 说职工的吃喝拉撒睡企业全包下了，这是实情。不但职工吃不饱肚皮的事儿企业要想办法，甚至连两口子闹矛盾的事儿，企业也要派人调节。这不，副业科有一名男职工，他的妻子是职工医院的护士，最近两口子总闹矛盾，吹灯拔蜡要打离婚。这种事儿本来应该由基层工会主席处理，可是，王铁志决定亲自抓这件事儿，他跟高淑琳副院长约定好了，今天晚上共同去做这公母俩的工作。看来，今天这个时间是不行了，要开什么中层干部会，他跟高淑琳的近距离接触，也只得往后推了。
　　 王铁志叫通了高淑琳的电话，要更改一下时间。他当然要和高淑琳继续去做这项工作了，他们之间近距离接触的机会可是不多的。
　　 “这个问题基本解决了。”高淑琳回答说，“其实，他们两口子吵架就是因为吃饭问题，你说我吃得多，我说你吃得多，整天吵个没完。现在好了，他们决定各做各的，各吃各的。”
　　 “你是说他们两口子分开做饭？”王铁志觉得奇怪。
　　 “这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职工住宅里这样的户有好多家呢。”高淑琳说，“他们家这次打架，是因为吃大麦米粥引起的。”
　　 “别提什么大麦米了。那是以饲料名义进口的一些大麦，结果去了皮变成大麦米供给市民。这一阵子人们吃包米面糊糊都把肠胃吃软了，吃那么硬的大麦米根本就消化不好，一吃就放屁。因为这吵架值得吗？”王铁志说。
　　 “可不是。男的说，他觉得大麦米滑溜溜的挺好吃，就多吃了一碗，女的自然就不够吃了。”高淑琳说，“可是，打架不上班也不行，护士长一早上去他们家，帮他们解决了问题。他们决定按定量把粮油分开，自己把自己那份锁起来，各做各的饭，各吃各的定量。这样就不会再为谁吃多谁吃少争吵了。”
　　 “也是，他们家上没有老，下没有小，分起来倒也方便。”王铁志说。
　　 “是啊，油和细粮每个人都一样，每人三两油，一斤面，这个月没有大米，代替的是每人有三斤大麦米，其余都是粗粮。”高淑琳说，“就是粗粮按定量分一下，其余对半分就行了。”
　　 “这正应了那句话：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王铁志说。
　　 “看来，你有些感慨。”高淑琳说。
　　 “何止是‘有些’，”王铁志说，“过去，我一直把爱情看得很崇高，把家庭看得很神圣，现在看来，还真有一些例外。”
　　 “你胆怯了吧？”高淑琳问。
　　 “不，我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王铁志似乎受到鼓励，“不过，有个同伴壮壮胆最好，结个伴同行怎么样？”
　　 “你还是去做独行侠吧。”高淑琳说，“这里有一个会诊，我马上得过去。”
　　 高淑琳的若即若离的态度，叫王铁志心里没底。王铁志想，与对手相比，刘成志确实有超出自己的地方。刘成志是南方人，人很白净，鼻梁上架一副眼镜，文质彬彬的。他不但学历高，而且文章也写得好，市报常发表他写的有关本厂的一些稿件，厂里的有些成绩往往是靠他的笔杆子写出来的，领导很赏识他的才能。高淑琳虽然没做出最后的抉择，但是，种种迹象表明，天平已经向有利于刘成志的方面倾斜了。
　　 晚上七点钟，中层干部会准时在会议室召开。因为是自己找座位，所以刘成志和王铁志自然就坐在了高淑琳的两边。
　　 高淑琳问刘成志:“我好像听说《外国名歌200首》出续集了？”
　　 “是吗？明天我给上海的同学写信问问。”刘成志说，“你现在看什么书呢？”
　　 “屠格涅夫的《贵族之家》。你呢？”高淑琳反问。
　　 “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刘成志回答。
　　 “不吉利。”王铁志好不容易捞到插话的机会。他早就发现高淑琳见到刘成志时，话要比和自己说得多。
　　 “什么不吉利？”刘成志感到莫名其妙。
　　 “没什么，我是说维特那小子呢。”王铁志回答。
　　 这时，主持人宣布开会。过去，这样的会本来只讨论生产上的事，即使偶尔涉及到生活上的事，也是先生产后生活，但今天不一样了。
　　 “今天咱们先讲生活，然后再谈生产。”厂长这样开始了他的讲话。
　　 自从三年困难时期开始以来，这个厂对职工的生活还是比较关心的。两年前，工厂在大跃进的时候，从农村招募了很多工人，不过，有很多年工厂没有修建新的职工宿舍了，这些新工人的家庭还得留在农村，他们的户口自然也还在农村，粮食还是由生产队供给。工厂先是把户口在农村的职工的户口和粮食关系迁入职工食堂，这些职工就可以根据自己的粮食定量从食堂往家里领粮了。紧接着又请县里拨给一些荒地，成立副业科，种粮种菜，为职工谋福利。不过，问题仍然出现了，最近发现有些职工干活没劲，甚至有虚脱和昏倒的，这引起了厂领导的重视。经过调查发现，这些职工的家都在农村，他们家是所谓的工农混合户，职工的粮食定量虽然不低，但是，家里其他人的定量太低了，有的生产队口粮留得很少，郊区有的生产队每人每天的粮食定量是毛粮三两多，边远地方还有更少的，每人每天的粮食定量毛粮不足二两。这些生产队因为受浮夸风影响，都虚报产量，结果上面按照生产队虚报的产量征收公粮和统购统销粮，生产队的余粮就所剩无几，农户的口粮分得自然就不足了。职工不能看着老人孩子们挨饿，在吃的问题上就得搞点共产主义。这一共产不要紧，他再干重体力劳动就不免要虚脱、昏倒了。这个问题大家议论了很长时间，谁也找不出好的解决办法。
　　 “我看，问题的症结就在家在农村的职工身上。他们的粮食定量既然是在食堂，就让他们在食堂里就餐，谁也不许往家里领粮。”刘成志发言说，“职工的粮食定量是职工完成生产任务的必要的物质保证，因而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别人是绝对不可以染指的，那是间接破坏生产。我个人认为，让这些职工在食堂里就餐，是杜绝职工粮食定量流失的最好办法。”
　　 刘成志说完，大家面面相觑，没一个发言的。
　　 王铁志小声对高淑琳说：“这个办法倒省事，用不着你们护士长挨家挨户去给分家了。只是不知道发言者有了家以后，是不是也得两口子各起炉灶。”
　　 高淑琳皱一下眉头算是回答了。
　　 “你们说什么呢？”刘成志问王铁志。
　　 “我们说你这个办法省事，一下子就解决了很多家庭的分灶问题。”王铁志小声回答。
　　 “从理论上讲，小刘的这个办法很好。”厂长说，“不过，操作起来可能有一些难度。你想，那些职工无论是白班的还是三班倒的，总得有在家吃饭的时候吧？就拿倒夜班的职工来说吧，白天在农村的家中睡觉，还要按时骑车跑十里八里地到厂里的食堂吃三顿饭，这很难办到。”
　　 “这很好解决嘛。”刘成志说，“我们叫那些家住农村的职工，都住到职工单身宿舍里去，这样他们吃饭就方便了。”
　　 “你叫人家两口子不在一个锅里吃饭，还要叫人家两口子不在一铺炕上睡觉，这太过分了吧？”有人一说，引得大家一阵哄笑。
　　 高淑琳又皱了一次眉头。王铁志发现她皱眉头的样子特别好看。
　　 “王铁志，说说你们副业科吧。”厂长转换了话题，“听说地方上来人找上门来了。”
　　 “是为了粪便的事，我们种粮种菜，必须把住宅里的粪便管起来。郊区公社那几个人我把他们打发走了。”王铁志说。
　　 “对，种粮种菜，粪便就是大事。”厂长说
　　 “种地不上粪，等于瞎胡混。”党委书记插话说，“王铁志同志的‘两论’——《矛盾论》和《实践论》，学得很好，把粪便抓在手里，就等于是抓住了他们那里的主要矛盾。从今天开始，我们都要向王铁志同志学习，每个单位的领导，都要把自己单位的粪便抓在手里，我是说，都要抓住自己单位的主要矛盾，掀起一个学习‘两论’的新高潮。”当时，中央正在组织各级干部学习“两论”。
　　 “是啊，他们副业科的工作搞得很好。”厂长接着说，“副业科发的圆葱，今天晚上就上了我家的餐桌，很好吃。你们谁吃了？”
　　 很多人都说：“我吃了。”“我吃了。”还有的说：“就是油和肉太少。”也有的说：“可惜这个月没有大米，我是就着大麦米粥吃的圆葱。”
　　 其实，最后这句话不说大家也知道，因为大麦这个东西，是牲口的饲料，即使去了皮，磨成大麦米，人的胃肠也很不易消化，所以吃过半个小时以后，肚子里就会长了不少气，必须得从下面排出。会议一开始的时候，就有一些响动从一些人的座位下传出。俗话说，管天管地，管不了拉屎放屁。因此，在会上，一些人有话照说，在下面，一些人有屁照放。
　　 也许有人会觉得这不文明，但是你不能说出来，你一说，就会有人认为你是穷讲究，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帽子给你戴上。好像放屁背着人的都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虚伪行径，而有屁大声放出来才能体现出工人阶级的光明磊落的本色，才具有工人阶级的顶天立地的豪迈气概。刘成志过去就吃过这个亏，他曾指责一位老工人在人们面前大声放屁是不文明行为，结果被人扣了一顿帽子，才吃一堑长一智了。他一直羞于在别人面前大声放屁，但别人怎么放，现在他都装作充耳不闻了。
　　 会议照常进行着。对于家在农村的职工，大家认为主要应该多做思想工作，另外再搞点家访，要让一家人都知道，职工累垮了，是一家人最大的损失。同时，大家把希望都寄托在副业科了，当王铁志说，今年每个职工还可以分到一些粮食的时候，大家报以热烈的掌声。掌声一落，就有人放了一个很响的屁，紧接着另一个人放一个更响的，再接着，单响的，连珠的，此起彼伏连成一片了，仿佛是用来代替鞭炮进行庆祝。国人有争强好胜的习性，你说粮食亩产两千斤，我就说粮食亩产五千斤，他呢，他可能说那太保守了，他能粮食亩产一万斤，下一个人就会放一个粮食亩产更高的“卫星”，而且堂而皇之地登上《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的位置。现在也是这样，你放的屁有三个大气压，我就要放一个有五个大气压的，他呢，他可能宁可把脸憋得通红，也要弄出个有十个大气压的响动给你听。这虽然有打哈哈取乐的意味，但那精神也足以跟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挂上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