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一进春天，我们的生活就出岔子了，开始的那一天我记得清清楚楚。
　　 我在院子里开了个小作坊，给一个皮包公司组装播种器，就是从指定的地方分别取回种槽、毛刷轮、齿圈，在齿圈上打上两行齿孔，按上毛刷，再把种槽连接在一起。我人不笨，这难不倒我，活儿我已经干熟了，除了给公司交货，街上我媳妇开的那个买菜籽的小店里，现在也捎带着卖一点这个播种器。
　　 三月里的最后一天，我把活儿干坏了。我可能不经意间碰过钻孔床，由于一时疏忽，用之前也没有检查位置是不是正确，结果就这样打了半小时，五十个齿圈都打偏了，这意味谁要是用它播种，玉米籽都得播到垄沟里。这都怪我，是我的错。中午前就得交出这批货，家里的存货不够了，我心急火燎地往店里去，想先取回一些凑够数再说。
　　 小店在镇街东头，进门时，看见单林的背影刚走出几步远。我发现媳妇香华的表情有点不对，她的眼神难以捉摸，是那种不愿直视我眼睛的躲躲闪闪，我急着取货，一时间没有在意。我把塞在柜台底下的播种器全拽出来数了数，除了凑够订货，店里也还有卖的。一旦感觉心落底了，我就想喝点水，我在柜台前边的凳子上坐一会儿，一边喝着水，一边跟她说打错孔的事，怎么碰了钻床，又怎么没复核一下位置是不是正确，糊里糊涂都打完了。总之是我自己的错。我喝着水，断断续续地说，发现香华根本没在听，她拿一只圆珠笔木然地往一张小广告上面点着，“笃笃笃”不间断地点着，点出密密麻麻的一片蓝点。她人在我身旁，意识却飘出好远，很远。她这个样子让我有些受不了，合着我白说了半天，人家根本没听。我闭上嘴站起来往外走，香华都没从“笃笃”声中抬起头来。
　　 等到晚上回到家里，我差不多已经把这事忘了。香华如往常一样在厨房忙做饭，儿子在厅里摆弄变形金刚玩儿，我就到厨房去给她打下手。但我们又说到白天的事情上去了，说到打错孔的事儿怎么补救，她说到店里的生意，除草剂该进货了，菜籽也缺了几样。说到这儿她又住口了，只顾低头切黄瓜。我把剥干净的蒜瓣放到案板上，这时门铃响了，走过去开门时我无意中扫香华一眼，发现她脸上似乎有一缕骇怕的表情一闪而过。
　　 门外站着单林，他问我晚上用不用加班，说上午送货时他就看见了，那些打错了孔的齿圈得处理。说话时，我觉得他的眼光越过我肩膀，鬼鬼祟祟地往室内窥探。我冷淡地说：“不用，以后再处理。”说完我就在他鼻子前面关上了门。
　　 单林是我跟大舅哥两家共同雇用的短工，这人长得模样周正，个子也不低，不像我这副尊荣，说是朴素也行，简陋也行。我对长得好的帅哥们一贯不感兴趣。我们两边的零碎活计都让他来干，工钱两家各出八百，加起来是一千六。我俩是在东门外人市上雇到他的，听说只需给两个小摊点取货就能挣这个数，那帮打散工的都斜眼看着，说这活儿好啊，屁事没有，不就一天两天的推一回小车吗？车上还坐着自个儿的儿子，挣钱连带着哄孩子，舒坦的骨头折了都能养好。我是知道的，单林的工作比听上去要难干得多。我这边，他要往回拉材料，交货是他送过去，偶尔店里有需要送货上门的生意，我媳妇也得喊单林过去。大舅哥那边是做洋货生意的，那些洋货打着捆过来，硬邦邦的像石头板，拆开捆抖抖，才一片片的松散开，像脱过水的干菜叶子。每一片干菜叶子都得喷了水熨平展才能挂出去卖，熨烫应该是娘儿们干的活儿，挺磨人的，磨得无尽无休，所以单林多数时候都得在熨斗底下磨着。
　　 听大舅哥说，单林老家是洋河口那边的，两口子带着孩子到这个县城里找生活，来了不到一年，他媳妇就纹了眼睛漂过嘴唇，跟着一个开发廊的南方人当南下干部去了。听说是去了广州，也不一定是广州，反正是扔下他跟儿子走没影儿了。
　　 我记得，除非让他来拉东西，他从没有主动登门过。我又想起，白天去店里时他碰巧匆匆离开，当时只有香华和他。一个模样帅气的雇工，一个年貌相当的老板娘，而香华又是那么一副陌生的表现……当我把这些联系起来，不敢往下想了，我赶紧回到厨房里。
　　 “是单林，”我说。香华一言不发，也没抬头。我自己的声音听上去单调而陌生，“来问问晚上加班不加。”
　　 她还是一言不发。我有些期待，期待着她开口说点什么，就算不说白天的事，说说她此刻想的是什么也行啊。不对不对，我在骗自己，我期待着她现在向我坦白，坦白她跟单林之间发生了什么事。但是，即使她坦白了，我敢听吗？我也无法向她坦白自己的感受吧。真害怕我所猜疑的是真的，我可经受不住她的坦白，我特别渴盼她矢口否认这一切，即使明明知道，她的否认是虚假的……
　　 她现在不出声，也许还有一种可能，是在因我的胡乱猜疑而生气。现在我真是糊涂了，我把这件事翻来覆去地想了一夜，也许她跟单林没有什么，是我神经过敏了？但又不像是我自寻烦恼，这件事有它可疑的地方，
　　 也许，打发单林走人是个好办法，但是不行吧？大舅哥那边现在离不开短工了，我得跟他商量商量再说……
　　 第二天，香华没有什么异常，接下来的两天里也没出什么事。日子忙忙碌碌地过着，每天都脱不开的纷扰琐事淡化了那天的不快。
　　 五天以后的晚上，儿子已经睡了，我坐在沙发上看电视。从卫生间传来洗衣机的嗡嗡声，香华正把脏衣服放进去洗。听到洗衣机转得正常，她擦着手回到客厅。
　　 “洗完了吗？”我问，同时站起身来，把最好的位置让给她。
　　 “还没，让它转去吧，不用管。”她说着，把茶几上孩子的铅笔盒打开，用铅笔刀削一只铅笔。
　　 “我都快睡着了。”我说。
　　 “给你冲杯茶水？”她问，用手撩了下刘海儿，探寻地看着我。
　　 我摇摇头。
　　 她又拿起一只铅笔，一边削着，一边轻声问我：“小心眼的，你还想着那天的事吧？”她专心削着铅笔，还是没看我。
　　 我大吃一惊，在沙发上坐直了身子，说：“哪天的事？你是说，我打错孔，到店里找货的那天？”
　　 “对，就是那天。”她说。
　　 我等着下文，见她没有往下说，就问她：“怎么回事？你怎么又提起那回事来了？”
　　 我接着又问：“那天，只有你们两个人在店里，你和单林两个，没有顾客，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我是说，他是不是挑逗你来着？你今天要跟我说什么？”
　　 她小心地说：“我看你这几天心神不定的，就问你一下。你是不是老在想那天的事？”
　　 “没有，我都有点放下了，不管有什么，都过去了，不是吗？你现在可以告诉我了。”
　　 “是的，都过去了。那天他确实说过莫名其妙的话。”说着她轻声笑起来。
　　 我应该不急躁，甚至应该跟她一起笑一笑，但是我做不到，我急切地说：“他说什么了？他有没有调戏你、想要搂抱你？到底搂了没有？”
　　 “没有，根本没有你说的那些事。真是的，我们提那天的事干什么？”她站起来，到卫生间把洗衣机关了，然后端着湿衣服到阳台去晾。
　　 我跟过去，“你看，咱们既然说到那回事了，而且那事已经过去了，我们有什么不可以说的呢？”
　　 “说吧，我听你说。”我催促她快点说。
　　 “香华！我可不是在跟你瞎逗嘴。”我再催她。
　　 她把抖开的衣服又扔回盆子里，靠在窗台上，看着我说：“你记得不？那天已经九点多了，不知道为什么还没有进来买主。那天他一开始就有点心神不定，贫嘴贫舌地打听你那边还有多少订单的事，还夸你有经济头脑，夸咱们家的日子过得好。我也不知道，也许是羡慕吧，还有嫉妒。我也不知道怎么搞的，我和他说，一个男人只有结过婚了，担负起一个家庭了，才能塌下心去好好干活儿，大概家庭这副担子对于男人来说很重吧。你知道他那人嘴头子有点油滑，至少那天是油滑的，再加上脸上的表情，他看上去滑稽透了，他直勾勾地看着我，说‘你当家的遇见你真叫福气，谁遇见你都是福气，像我这样的，明明想沾点福气，可总不敢睁眼看你。’‘别跟你说这个？要是你真的不爱听这些话，就跟我说说那个播种的机器吧，你们家是怎样干上这个的？他一个外地来的人，还不是靠你才找到的门路？’我说让他直接问你去，他说哪儿敢啊，你当家的立马就会怀疑我探听秘密，要挖墙脚，那是用驴脑袋撞石头的事儿。他还说了其它不明不白的话，比如再有机会让他也沾点光啦，他愿意跟我说话不愿意跟你说啦，都说了什么我现在忘记了。那天我也有错，我应该在开始时就不让他说下去，打断他，明白无误地告诉他，跟我这样说话不合适。我不知道当时怎么了，听着他的那些奉承话，心里又是烦又是喜欢，飘飘忽忽的，我都有点后悔了……”
　　 “你还有脸说后悔？水性杨花的东西！”我气急败坏的打断了她，“有他撩骚你高兴了是不是？也想学那套南下干部的做派是不是？”
　　 “你滚一边去吧，混球！”香华冷冷地说。“卷起你的酸脸子，滚蛋！”沉默了片刻，她又清楚地重复一句：“混蛋。”
　　 她还从没有骂过我，更别说赶我走了，我们总接受她父母照顾，连住的房子也是她家的，她一直在意我的感受。混蛋这个词像一把刀子戳着我，我那毫无防备的心不由得哆嗦了一下。
　　 “你现在就滚，我不是开玩笑的。”说完她使劲地抖着湿衣服，往衣架上挂去。
　　 我站在那儿，有些迟钝地考虑着，是该沉默还是该跟她对骂，最终我还是默默地走回厅里。
　　 香华在身后说话了：“我以为已经很了解你了，知道你一直都心疼孩子，一直都好好干想把日子过好，我还能图稀什么呢，我什么都不图。可你现在成了一个小心眼的人，天天疑神疑鬼的瞎嘀咕，这样下去日子可不能过了，要是你不走，我就回我妈那边去。”
　　 我摇摇晃晃着身子走到床边，头胀得好沉，眼睛往哪儿看都拖着一条黑影。我躺了下去，点着一根烟，还没等吸完，就听到防盗门“咯噔”一声响，香华走了。
　　 门“砰”地一声弹上了，不知为什么，它也弹回来一点恐慌。大概事情不会闹大吧？她还不至于要办理离婚手续吧？我们一起生活了六年，有个孩子，也没有感情上的经济上的其它麻烦，我估计着，她只是想让事情凉一凉，不想在气头上话赶话的让矛盾升级，她不会跟岳父岳母瞎说的。要这样，我就应该沉住气，别低声下气地去追她回来，暂且随她去吧。
　　 春天的风也怪，它还会传播消息，第二天早上我送儿子去学校，隔壁的嫂子明明看见我们了，偏两眼一抹耷假装没看见。也许这个地方风气就是这样的，一个男的跟他媳妇干架，媳妇跑回娘家去了，全县城的人都得说他坏话，朝他翻白眼，哪怕他媳妇把七出之罪稀里哗啦统统犯了个遍。
　　 从学校回来，我穿过横街往大舅哥的洋货店去了。岳父家是城里的老户，有两个老院落，旧城改造的过程中变成了三套房子，大舅哥开店用的是岳父家的门房。我见两三个女客在他店门口的台子上翻动一堆旧裙子，大舅哥坐在角落里的桌子后边，叼着根烟望着她们，桌上的一个mp3唱着“春天里”：也许有一天我老无所依，请把我留在那时光里；如果有一天我悄然离去，请把我埋在这春天里……
　　 “哈，来啦？”大舅哥嘲弄地叫我一声，一双三角眼愉快地眨了眨，随即又朝门口那几个女人喊：“嫂子大姐们，看清楚了可都是旧货，差不多就行了，人家又不是按照你的尺寸给你做的。”一个正往身上比试的胖大嫂把裙子扔下走了，那两个翻找裙子的人也如鸟兽散去，忽然店里就剩下我们两个。
　　 “你今儿个还来了？”大舅哥压低声音问我。他把“春天里”关了，小眼睛瞪着我，按捺下幸灾乐祸的讪笑，等我回答。
　　 “今儿个怎么啦？宪法规定不许我来？”我平静地说。
　　 大舅哥咧嘴笑笑，他说据他的推测，我多半是得了“绿帽子恐惧症”，有点小心眼儿了。也许他说的没错，他一直是个脑袋瓜儿好使的人，当然，比起我来还差那么一点点。依他的意思，一个找了本地老婆的外来男人，都混到这份儿上了，他要想解决问题，只有去找他老婆认真承认错误。我没吭声，给他来了个充耳不闻，他只好伸出手来安慰似的拍了拍我肩膀。“好了好了，知道你什么意思，我已经打发单林走人了，这是必须的，没商量。”
　　 即然到了这儿，后院岳母家不能不去，也许碰巧只有香华一个人在家，我就能解释几句。
　　 后院只有岳母一个人在家，老太太耷拉着脸嘟嘟囔囔的，我就没办法了，只好说中午孩子还过来吃饭，就回来了。
　　 院子里满是春日暖阳。我慢腾腾地干着活儿，锤子敲打出无精打采的“当当”声，不知怎么的，听起来很像我爹堵着气鼓捣出来的声音。那年春天，我在城里辛辛苦苦打了四个月短工回家去，我爹也不让人安生睡个早觉，第二天天还没亮，就已经听见他那带着钉子的脚步声了。他起床时的动静很大，也许是故意的，他穿着带钉子的鞋，在堂屋里窗根下来来回回地走上几趟，踢踢踏踏的。也许他这样做，是生我的气，我因为不热心下地干活让他生了不少气。
　　 我妈不会太吵人，但她也是早就起来，在院子里忙活了，放开鸡，放开狗，唰唰地扫完院子，然后又用她那双黑瘦的手削黄萝卜，准备做拌汤了。她使着劲地抿紧嘴唇狠削，这也是抗议我贪睡的无声的举动。我妈早上从来不叫我起床，因为她知道叫也没用，而她这样一声不吭地受苦受难的样子，正是她纠缠我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