捧读易彬整理、彭燕郊口述的《我不能不探索——彭燕郊晚年谈话录》（后简称《谈话录》），才知道我和易彬是同时、在同一个场合第一次见到彭老师的：1997年一个秋夜，在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二楼某教室，黑蚂蚁诗社成立会上。所不同的是，易彬当时还是一名大学生；而我毕业经年，因一直没有中断诗歌创作，便以资深校园诗人的身份忝列嘉宾之席，与另三位嘉宾彭燕郊、龚旭东、陈新文一同坐在讲台上。和旭东、新文是老朋友了，但此前，我从未见过彭老师。我主动上去躬身和彭老师握手，他说他知道我。其面容慈蔼，语气平和，与秋夜的清宁朗彻是那般协调，简直毫无二致。
　　 我在师大图书馆读过彭老师的《与亮亮谈诗》，读过他主持的“诗苑译林”丛书中的好几本，读过他的一些前期诗作。我早就知道在长沙有这样一位了不起的前辈，只是一直无缘相见。彭老师尽管是一口福建普通话，听来并无障碍。他在会上作了一个简短的发言，希望大学生们多读诗、写诗，他说诗歌应当成为一个人一生的朋友。随后，他朗诵了艾青的名篇《我爱这土地》，声调不高，想高也高不上去，但能充分感受到他内心的激越。会场静极了，直到最后一个字落音，掌声响起来。他则像个孩子样地低下了头，满脸羞涩，竟和窗外薄薄的月色有些押韵。
　　 因为顺路，我和彭老师会后坐学校委派的同一台车回家。理所当然先送彭老师到湖南省博物馆门口，我也下了车，彭老师又握着我的手，短短地说了两个字：来玩。那天我十分激动，看着他的背影走进博物馆大门，仿佛一棵树走进秋天的深处，一个字走进了诗行中。
　　 那个背影消失了，这一消失，就达数年之久。一贯不喜串门的我，没有将“来玩”当作实在的邀请，加上自己写诗断断续续，后又下海经商，自绝于风雅，不仅一直没去见过彭老师，更很少参加诗歌活动，也无从与他邂逅于某个月夜或良宵。2005年，也就是青年学者易彬开始与彭老师“谈话”的那一年，我因自己创办的市场刊无法满足投资方所需求的回报，而被降职、罚款，重新圈回体制内，因此有较多的时间读书、创作，再度投入诗歌的怀抱，独自舔着……那时，我突然发现，用五笔打字，“伤口”与“作品”竟是同一字根！后来，随着对彭老师有更多的了解，我愈益深刻地领会到，“作品”就是从“伤口”里面流出来的，就是自己舔伤口舔出来的。那一年，我与诗人欧阳白共同经营诗屋论坛，编辑《诗屋》杂志及年选，酝酿“好诗主义”。
　　 欧阳白是彭燕郊老师和张兰馨师母最喜欢的青年诗人之一。2005年初夏的一天，欧阳白对我说，彭老师读过你的诗，觉得很不错，我们一起去见见他不？此刻，我耳边萦绕着八年前那个晚上彭老师对我说的那两个字“来玩”，便欣然与之同往。多年相忘于江湖，须臾见面，却一点也不生疏。我依然躬身向老师伸出手去，他微笑着，轻轻握了握，柔若无骨，却传递过来丝丝暖意。那天，老师兴致很高，他搬来一摞最近收到的从各地寄来的诗歌报刊，逐一进行评点。他安静的时候，略显笨拙与痴呆；说得兴起，手势便多了起来，直至大开大合。他属于那种长相俊雅的人，但眼睛不大，他望着你的时候极为专注；你望着他，则仿佛看到一汪明净的深潭，有瀑布飞流直下，轰然作响，却是那般幽谧与安详。那次见面，是在彭老师家小小的客厅里，也就是易彬和彭老师对谈的地方。那个客厅本身并不算小，但因为环壁皆书，地上到处堆得有报刊，所以，会客处只有他瞳仁大那么一点地方。
　　 那次彭老师主要谈了两个内容：
　　 一是现在写得好的年轻诗人不少，诗歌在渐渐复兴，但无论诗人个体还是中国诗歌的整体，他们努力得还很不够。这一点在《谈话录》中也有体现，彭老师在《“必须了解整个世界诗歌潮流的方向”》一节中说：“‘五四’新诗走过几十年，总的一句话，中国诗基本上跟不上外国诗。”他认为，中国新诗的现代主义历程仍然任重而道远。
　　 二是他厌恶那些擅长炒作、做秀的诗人，他说，那是与诗歌格格不入的东西。孤独而非喧嚣，才是诗人真正的朋友，诗人一定要比同时代人看得远、看得深、看得透，他的作品才具有引领性，才富有精神营养，但诗人必得付出孤独的代价。他还很反感那些口口声声称他为“大师”的年轻诗人，说这是“他们自己的大师情结在作怪”。《谈话录》中至少有三处提到这一观点，最后一处是在《新四军作家》一节，他斩钉截铁地说：“现在我对那些把诗拿来开玩笑，把诗拿来沽名钓誉，把诗拿来作秀，非常反感。”
　　 从彭老师家里出来，我觉得他是孤独的。他并不视孤独为一种享受，他视其为一种担当。这种担当，正是我最为敬重彭老师的地方。《谈话录》中的彭老师，低调谦和之中，处处可见其对自己作为一名“诗人”的自豪。诗人，是他的主动选择，是他的身份标识，是他的宿命和夙愿，也是他渡过苦厄的苇草与安身立命的稻梁：
　　 “我这一生的选择没有错。在我的生活经历里头，有好几次，我可以丢掉诗，丢掉文学，去搞别的事情，但是我没有转行，我宁愿被人家看作是一个背时鬼。我宁可背时，我不能丢掉这个。”
　　 “对于我，其实无所谓突围不突围。我总觉得，谁也没有围过我，外界始终没有影响过我。我挨过这么多次的整，你整你的，我无所谓。我一直是我行我素，泰然处之。”
　　 是什么让彭老师历经人生风雨而安如磐石？当然是诗歌。“人们不可能没有诗，这是很根本的问题”。彭老师很早就有作为一名诗人的自觉：任何苦难都是诗歌的垫脚石。他于是坦然接受加诸其身的一切，哪怕是坐牢，也甘之如饴：“我觉得坐牢对写诗倒是蛮好的。你一天到晚给关在那里，可以一天到晚想你的诗。”
　　 第二次去彭老师家，大约在半年后。我跟欧阳白说，想去看看彭老师了。我们一起走进那个有点落寞的庭院，几株挺拔的古樟直参云天，让那两栋褪色的红砖平房笼罩在厚如棉被的阴影中，显得更加矮旧。而彭老师的兴致是那浓重阴影中最为明亮的部分，他精神很好，连嗓音都亮堂起来，他带我们去另一栋参观他新买的一套用来装书的房子。我们都为他那些堆积如山的书刊终于有了栖息之地而感到高兴。那次，我们没谈什么诗，话头在书上。彭老师说，写诗不能光靠天分，如果不读书，才气很快就会枯竭。
　　 2006年5月6日，欧阳白打电话给我，说彭老师想看看长沙新城，问我能不能作陪。我说求之不得啊。那天下午，白兄开车，载着老师和师母，从北到南，慢慢驶过湘江大道，让他们得以欣赏湘江风光带。到杜甫江阁，车停下来，我和欧阳白搀扶着老师和师母，随意溜达。彭老师那时已显龙钟之态，但看得出非常开心，他眺望远山近水，抚拍着温润的白玉栏杆，发出一声悠悠感喟：“物换星移。”在火宫殿吃过晚饭，我们送老两口到家后，因担心他们累了，要休息，故匆匆别过，没作停留。
　　 再要见，就是在彭老师的追悼会上了。2008年3月31日，欧阳白电话告知，彭老师仙逝。我为之一惊。欧阳白说，此前彭老师没有去世的预兆，既无沉疴，更无暴疾，只是身体有些小恙。我对白兄说：“这也是一件快事，高人自有高境界，非我辈庸常者所能度之。”4月2日，长沙明阳山殡仪馆，我和三百多名诗友、文友以及彭老师的生前亲友一起，给老师送行。现场奏响了彭老师最为喜爱的贝多芬第五交响曲第二乐章，还有湘潭大学的女研究生深情地朗诵老师的诗歌。彭老师躺在玻璃棺里，一副凝神思索的样子。我向他鞠躬告别时，心头并没有涌起太多的悲哀，只是轻轻地喊了声：“彭老师。”
　　 我之所以与彭老师接触如此之少，除了性格上比较封闭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时簇拥在彭老师身边的青年诗人、诗评家并不少，而其中有些诗人正如我第一次去彭老师家拜访时，彭老师所说的，口口声声称他为“大师”；有些诗评家为了盲目拔高他，用上无数大词，给他戴上各种高帽。这让我感到，彭老师似乎有成为别人的工具之嫌。这样一位真诚、单纯而又执著的诗人，很可能被年轻人那世俗的功名心所利用——他们有的渴望成为“大师”的弟子，甚至传承与继任者；有的迫切想制造出一位“大师”，自己则充当大师身边的代言人……从与彭老师有限的几次谈话中，我深知其态度之决绝。但他性情温煦，对诗和青年又有着深挚的热爱，因此，他心知肚明之余，却也不和他们计较。与以前被损害、被侮辱、被漠视时一样，在被“大师”、被吹捧、被抬起来到处当作旗帜的时候，他同样不卑不亢，不愠不火，“一直我行我素，泰然处之”。
　　 我敬重彭老师，但不想跻身于炮制“大师”的行列。我压根儿没想到，比我小很多的同乡易彬教授，这位长着一张娃娃脸、与我同时第一次见到彭老师的青年才俊，从2005年8月起，因着眼于“文化抢救”的特殊意义，就默默地开始了与彭燕郊老师的对谈。当很多“弟子”蜂拥在老师周围，做着各自的“大师梦”的时候，笃实力行的易彬却以一己之力，捧出了这本有着深厚学术价值与人文情怀的《谈话录》。
　　 我喜欢这本书，因其文风质朴，几乎是原汁原味，没有修饰，更没有拔高。比如彭老师谈到文革后，他有一次去北京开会，碰到著名诗人臧克家。臧克家对他说，我们大家要互相原谅。“我心里想，我有什么东西要你原谅的？”这句话真是把彭老师的纯真、俏皮和孩子气，表露无遗。彭老师在《谈话录》中还提到，有个人写了部长篇小说，请他作序，要求一万字，付费一万块钱，一块钱一个字。“我心里说，你把我看得这么不值钱啊，我一个字也不给你写，你真的好我不要钱也给你写”。他就是这么一个固执而可爱的老头！
　　 我喜欢这本书，因其访谈双方完全平等的对话方式。易彬说，彭老师一再强调“我不喜欢那种记者问答式的访谈”，他要求进行一种平等的对谈。这其实是对访谈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易彬为此“唯有充分地准备材料”，“主动地发现问题，提出问题”。比如，他们对“潜在写作”问题的探讨，易彬认为，从一般经验层面而言，人总会自觉不自觉地修正自己的过去。彭老师则从他的个体经验出发，声明“我自己不会因为其他东西而改变”；就群体写作而言，彭老师觉得，“小地方的修改是正常的，只要不做根本性的改动”。在这里，彭老师因其单纯的心性，他始终忠实于自己的内心，因此也相信别的作家一般都会像他那样；而易彬以一名评论家与学者的良知，坦陈时下名家写作中的修改与“作假”现象，使得所谓特殊的文学史价值成为了一个伪命题。可见，易彬对老师和真理抱以同等的尊重，使得这部书成为研究“彭燕郊现象”的一份最为直观、真切、含义丰赡的重要文本。
　　 我喜欢这本书，因为它是一位年轻诗人与老诗人之间的交流与切磋。易彬是青年学者，同时也是一名优秀的诗人，他与彭老师的对谈，既有顺水推舟，也有暗潮翻涌；既有金石铿鸣，还有机锋相接。是故，彭老师许多珍贵的诗学与美学思想在这部《谈话录》中处处闪光：
　　 “我觉得一个诗人要有四点，第一是好奇心，第二是机智，第三是幽默感，第四是神秘感。”
　　 “作为一个人，肯定有悲欢，有个人得失，有小事情，但是，一个真正的思考者，思考的应该显示为一种人文关怀……要不然的话，你也可以成为一个诗人，但绝不是真正的诗人，甚至于你一辈子都只是一个平庸的诗人。”
　　 “歌诀好记，但是文学作品不应该这样，不应该利用语言的惯性，不应该让人好记。它需要内在的东西使人家永远记得。”
　　 “一首诗应该完整地站起来。不是瘫在地上，也不是散在地上，如果是那样的话，那就是没有完成……让它成型（形），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有它自己的生命和灵魂。”
　　 “写作，我觉得要往下看，才能看到更多、更深、更本质的东西。”
　　 彭燕郊老师，无疑属于被损害，至少是被耽误的一代，他们度过了相当长一段时期毫无尊严与自由的日子。幸运的是，彭老师有着独特的内心结构，那里耸立着坚如磐石的美学追求与荡若长河的艺术自觉。这一内心结构不仅让他渡尽劫波，更使他的劫后余生焕发出奇异的诗歌光彩。从上世纪80年代起，身心俱获自由的他终于挣脱禁锢，突破自我，开始“衰年变法”。
　　 在那样一个激情燃烧的年代，当我们把目光投向引领思想启蒙与文学解放的那些朦胧诗派的年轻诗人时，不要忘记了，彭燕郊、公刘、郑玲……这些为数不多却是中国诗坛宝贵财富的老诗人，他们在更加艰难地调整状态，激励自我，唤醒那被摧残得几近消亡的诗之灵魂。这其中，彭燕郊是最为突出的一位。可以说，他通过最后二十年的努力，创造了那一代诗人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准；他以其一颗诗人的赤子之心，老而弥坚，老而愈醇，在别人衰颓之际他却走向巅峰。
　　 《谈话录》中有个典型的例子，同写《小泽征尔》，对彭燕郊影响最大的老诗人艾青是这样写的：“把所有的乐器/组织起来，/像千军万马/向统一的目标行进。”彭燕郊则这样写：“这些感官、情绪，这些连锁反应/像互相溅水为戏的孩子/夸耀他们悦耳的童声，尽情地叫/不断地把正在闪耀的/抛开，引出更新的闪耀……”一看就知道，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语言了。难怪，80年代初期，彭燕郊去艾青家里拜访，艾青悲凉地对他说：“我不写了，我已经写尽了。”其实，不是写尽了，一个真正的诗人怎么会有写尽之时？而是被榨干了，被捣毁了，被浇灭了，被铲除了。
　　 当然，我个人认为，彭老师最终也没能成为大诗人。这不是他的问题，是历史与时代的局限使然。他在《谈话录》中说，“人们往往不知不觉地成为悲剧人物”，也逃不脱自己的“历史规定性”。在彭老师的诗歌中，我最喜欢的是《车站》《无色透明的下午》《芭蕉叶上诗》和《倾斜的原野》，它们呈现出清澈的质地、丰厚的内蕴以及超凡的表现力。像《混沌初开》和《生生：多位一体》这样被评论家们深度关注的作品，窃以为过于注重物理与哲理，虽是长诗，却显得匆忙而迫促，就像一个喝醉了酒的高人，充满智慧，却身形趔趄，步伐凌乱。彭老师在《谈话录》中说：“我觉得我还不够现代，我还有一些旧的东西没有抛掉。”这不是自谦之词，而是一种严格的自我鉴定。可见，彭老师是一个真诗人，是诗歌赤子。中国古代诗论，彭老师印象最深的就是那句“诗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
　　 易彬在本书附录《关于“彭燕郊访谈”的几点想法》中说：由于种种原因，一些诗人往往并不能及时获具与其写作相称的诗名，彭燕郊即是这样的一位。”对此，我深表赞同。但我认为，彭老师被严重低估的，是他作为一名诗歌赤子的意义，而不是其诗歌技艺。因为对于诗歌的信念与热爱，因为在诗歌创作中所展现的无穷的探索精神与创造力，使得他成为一个真正诗人的标本，成为无数后来者的一面镜子——我见过太多有才华的青年诗人，一旦靠诗歌谋取了一官半职或一羹半炙，就毫不犹豫地弃诗而去，成了世务的宠儿、名利的猎物和文山会海的旗手。彭燕郊的意义在于他是一颗种子，几十年殷殷自守，不计荣辱，不求闻达，始终饱满、丰沛、自信，诗与人一体，人与诗相融，他用自己一生的创作经历和诗歌文本告诉广大青年诗人：诗人是这样炼成的。这个意义，比界定他是一位所谓“世界级大诗人”要重要得多。在我看来，彭燕郊是中国诗歌新世纪的一缕曙光，在这缕曙光的催生下，我们期待看到中国诗歌的太阳。
　　 前年秋天，因事去湖南省博物馆。办完事，我又绕到了那里，古樟依旧参天，庭院更加落寞。我看见兰馨师母坐在门口，手里捧着茶杯，茶雾袅袅，如怀人之思。她不认识我，我也没有叨扰老人。黄昏浓郁的阴影恍如一只巨鸟的翅膀，但我只看到阴影，看不到巨鸟，也看不到翅膀。我静静地返回，路过一株古樟时，轻轻地喊了声：“彭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