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木知春不久归，
　　 百般红紫斗芳菲。
　　 杨花榆荚无才思，
　　 惟解漫天作雪飞。
　　 这是唐代韩愈一首写晚春景物的诗。意思是百花盛开，万紫千红，它们像是知道春天不久就要归去，所以特别珍惜这美好的时光，尽情舒展生命的机能。而那些杨花榆荚，在春风中纷纷飘落，只晓得如雪花那样，毫无目的地漫天飞舞。榆荚杨花虽缺乏草木的“才思”，但不因此藏拙，而为晚春增添一景，虽然不美，但尽了努力，这种精神是值得赞扬了。
　　 送别傻叔的那天，听“吹哩毛”（吹锁呐）队伍里的一个女的说话我才知道，我的小学老师柴老师转为正式老师了。
　　 那女呐手说：现在工资好高呀，有两三千块呢，不用下地干活还拿这么多，爽死他了！
　　 柴老师曾经是全国几十万庞大的而又沉默的代课老师中的一员。和他一样的编外的代课老师也叫民办老师，随着政府有关政策的一刀“切”下来，大多数不得不放下手中的教鞭，悻悻地、黯然地、做错事的小学生似地离开了讲台。
　　 以前国家困难，他们这一群“老师”们，无怨无悔、誓言无声也有声地在国家最偏远落后封闭的地方教着书，有的甚至教了半个世纪。后来国家慢慢富强了，他们得走了，清退了。
　　 柴老师是幸运的。但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第一反应就有一种悲壮的感觉。我敬爱的柴老师今年有五十大几了吧，我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柴老师就已经是大青年了。
　　 我不知道已经满头白发的柴老师手里拿到转正通知书的时候心情是怎样的。我知道如果换作是我，我会一头扎进稻草堆里大哭一场。我要哭的不是转正本身的喜悦，而是对自己像是“芋荚籽”一样的人生而渲泻。
　　 “芋荚籽”是老家话，“芋荚”就是我们江山人叫作“洋芋”的东西。
　　 跟柴老师一样的民办老师们的人生，就像挂在农家园子屋檐下筐子里的“芋荚籽”，挂在那儿的时候，几乎无人会去注意，从秋天一直挂到春天。当春天真的到来准备要下种的时候，这些“芋荚籽”却已经慢慢地被季节“风”干了，种到地里发芽生长后一代，把自己烂在了地里。
　　 柴老师是我有限的几年读书当中印象最为深刻感情最为深厚的老师，我从小学三年级起他就是我的语文老师，也是我的班主任。
　　 那时小学只有语文和数学两门课，其它课可以忽略不计，比如，音乐基本靠跟着老师喊，每个学期会跟着喊一两首歌就合格了，像我这样还会另外哼几段电影插曲的就是优秀的了；美术基本靠画太阳，考试的时候老师叫大家画个圈圈，围着圈圈画上若干条线，其中上下左右四条画特别长一些粗一些，一幅描绘太阳的美术画就完成了，成绩没有九十也有八十以上。
　　 是真的，难以忘怀。
　　 那时有个不成文的规定，班主任一定是语文老师。我的语文成绩比较好，于是我占了便宜。
　　 柴老师在我上三年级之前已经有几年的“民办”我就不知道了，我只知道那时他就蛮大的年龄了，打着光棍，一直到我五年级毕业升初中我都没看到他谈过女朋友，更不要说结婚。
　　 我估计我也是柴老师希望或认为的最有出息的学生之一。因为，我在上小学的时候，他就对我说，你跟别的同学有点不一样，我相信你长大了不会窝在这个村子里。
　　 柴老师说的不一样到底是什么不一样，我现在也没弄清楚。我想，那时的柴老师肯定也和其他的村民们一样，认为只要将来能走出这个村子的学生，就算是个有出息的学生了。
　　 他当我班主任的那几年，我是班里的班长。他说我作文写的好，有自己的想法。
　　 柴老师说的“有自己的想法”可能是我写作文的时候没有跟着套路走。所谓的“套路”就是一个模子。比如，我们那时不管写什么作文，开头都是“在英明领袖华主席的正确领导下，继承毛主席的革命遗志，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祖国上下形势一片大好……”
　　 我没这样写。我会写“当当当，当当当，放学的铁轨声响了起来，我对同桌李炳林说我们一起去拾稻虱吧…….”
　　 那时我们学校上学放学没有铃铛，不知哪里弄来一小截铁轨，用铁丝挂在过道上，用小锤子敲，一敲那声响会传得好远好远。
　　 为了激励其他同学也像我这样写文章，柴老师经常让我把作文用毛笔抄在一开的红纸上帖在教室门口。这种激励机制效果非常好，我大着胆子写我的学雷锋做榜样，写学校里的好人好事，写我长大后的理想目标，写我自己认为想写的东西。
　　 那时大队与大队之间有“换考”制度，就是村与村之间的老师经常对调到其他学校进行听学监考。有一次柴老师跟其他大队派来监考的老师为我的作文分数争吵，说不应该给我这么低的分。那个老师是公办的，他说这作文没有一点思想觉悟，也没什么好词好句，怎么能说这样的作文好？
　　 柴老师说这作文写的是村里的普通农事，学校里的身边事，没有跟风用自己的想法去写文章，就应该得高分。
　　 两人为此吵了起来。柴老师被呛了这样的话：你一民办老师，连编制都没有，你有什么资格说他作文写的就是好？
　　 柴老师立马胀红了脸。
　　 后来我知道，柴老师的“工资”早些时候是生产队给工分的，后来改为大队来发。国家开始给乡村教师发工资的时候，公办的老师30块，民办的一个月10块；公办老师涨到40多块的时候，柴老师拿16块，村里还经常为他是不是应该摊派公共务工而争吵。等到柴老师的工资涨到40块的时候，比他小几茬的公办教师开始拿几百块钱了，是他的十几倍。每次“发工资”的时候，他总是趁没人领工资的时候到校长那儿问一下，村里的钱过来了没有？领到了往口袋里一塞，装作没事般地回到教室里。
　　 我现在理解了有个记者说过的这样一句话：“真正的活雷锋就在我们身边，不相信的话就去对比一下代课老师的课表和公办教师的课表，然后再对比一下他们的工资单。”
　　 柴老师的家离学校六七里地的一个小村子，据说他兄弟姐妹有好多个，他排行老三，家庭条件不好，他的工资要全额交给家里。衣服就一件“中山装”感觉稍好一点的，老穿在身上，他是当老师的，需要形象。他每天早上走路来学校，顺便带来了中午的饭菜，下午放学了回家里帮助干活，这样可以维持一家人最基本的生活温饱。
　　 关于柴老师和我的故事有很多，我不想细说。我想说的是，从上个世纪末开始，按教育部的要求，全国四十多万代课老师被逐步清退。这些命运比柴老师要惨的多的民办老师们，他们几十年甚至是一辈子把青春和热情默默地奉献给了教育事业，过的是低人几等的生活，最后被以“清退”之名离开了曾经血肉相连的学校。
　　 被清退的民办老师们，有的极力争取，拿到了只有下岗工人买断工龄补贴零头的零头的可怜的“清退费”，或者是一分钱都没有，说不要了就不要了，打发什么一样。
　　 南方周末有个记者叫冠倏茜，一直关注着代课老师的命运。他引用了大西北的比秦腔还要苍凉沉郁的一段“花儿”，传唱代课老师的工作：
　　 蓝天下的太阳花，
　　 代课教师最伟大，
　　 汗马功劳他立下，
　　 名利不图不为啥，
　　 心上牵着山里娃。
　　 ……
　　 白色的粉笔末雪花般飘落，它染白了您的黑发，却将您青春的绿色映衬得更加浓郁。我想说，中国最后的代课老师，他们的代课历史已经终结，但他们的精神鲜活。曾经和柴老师一样的柴老师们，不管这个社会对你们有多么的不公，你们在我心目中的形象，永远都是那么的鲜活，那么的高大。
　　 新春佳节来临之际，衷心祝愿曾经的柴老师们身体健康，阖家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