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12月15日，我参军来到郑州。新兵连让我度过了这辈子不在家过的第一个年。那个春节让我终生难忘。
　　 春节前夕，我们发到了军装，佩戴了帽徽领花和军衔，终于像个军人了。只是我们新兵还是戴着大棉帽，而老兵戴着大盖帽，比我们好看多了。后来我知道了，其实冬天戴棉帽还是很暖和的，至少比戴大盖帽好，冬天戴个大盖帽一无用处，而且北风一刮很容易被吹跑。出了新兵连，我们就再也没戴过大棉帽，虽然到现在我已经发了好几顶了，料子也已经从原来的涤卡变成了现在的马裤呢，但我依然没有再戴过。我们的大盖帽起先还发错了，当时士官的帽子上有松紧带，帽墙上有饰带，而义务兵的帽子只有帽墙上一根风带，在风大时拉下来。结果我们发的是士官帽子。不久每人发了一条义务兵风带，自己把饰带换下来上交。于是我们的帽子比当时其他义务兵的帽子多了一条松紧带，这是很久以后我们才意识到的，也让我们很得意了一下。
　　 过年前一段时间，来自北方的新兵和老班长们都开始外出采购年货了。这在我们这些南方兵来说很陌生，因为我们几乎没有买年货的习惯，所以也很不理解他们为什么要像逃难似的准备那么多东西。很快，他们的包都装满了，床垫子下面，床头的书包里，叠好的被子里，凡是能塞进东西的地方都被塞满了。而我们依然在疑惑。
　　 年三十到了。那天我去镇上洗了个澡，破天荒地找到一个搓背师傅，5块钱洗了个干净。然后照例到镇上的商场买了些零食。李村镇很小，却集中了好几个大商场，虽然商品并不时尚，比如买不到好一点的巧克力或者雀巢咖啡和外国的香烟等，但一般的东西还是能买到的。没想到这次购物居然几乎救了我一命。
　　 那天下午，各个女兵班把女兵分到各个男兵班中去包饺子搞联欢。这样每个班又多了4个女兵。这让男兵们非常激动，那些过年的存货也立刻少了一半。由于我的教训还在耳边，女兵对我而言根本就是咬人的蛇，对我的威慑力远远大过井绳，所以我对她们敬而远之。包饺子是件累人的活，现在想来几乎是糟蹋东西。由于有女兵在场，所以弟兄们显得十分积极。虽然看起来并不熟练，但十几个人还是七手八脚揉面的揉面，调馅的调馅，一个个弄得就像“煨灶猫”。我不会干这些活，更不喜欢和女兵在一起，所以就一遍遍请假上厕所了——新兵连上厕所是要向班长请假的，一般小便3分钟，大便5分钟——借口说自己拉肚子了。
　　 那天晚上我们唯一一次坐在饭堂里看春节联欢晚会。饭堂只是一间大房子，地面是泥地，每天吃过饭就要拖地，于是就成了泥塘，走路需要特别小心。我们坐在地上，屁股底下坐着的是自己的胶鞋——我们有两双胶鞋。如果要考试，我们会打好被包，穿好棉鞋，把一双胶鞋插到被包上，另外一双坐在屁股底下，把被包插鞋的那面放到地上，然后被包就当作桌子用了。每当这时，我们都会在室外操场上进行，因为饭堂太小了，放不下那么多人。所以一旦考试，就意味着又要挨冻吃灰了——郑州的冬天干燥而风大。记得那天晚上由于没有有线电视，所以只有不停的转动那可怜的天线。于是晚会在天线不断的转动调整中，一遍遍的变清晰，再模糊，再清晰，再模糊。最后我终于离开了饭堂，偷偷地去厕所了——班长们忙着玩，没空管我们，再说他下午就知道我拉肚子了。回来后一个人在小过道里望着天上的月亮——郑州的夜色特别好看，月亮特别亮，星星也特别多——默默地说：“爸爸妈妈，过年了，你们在干什么呢？”想着想着，眼泪就下来了。
　　 很快，开始放鞭炮了。那时的鞭炮没有什么花样，只有炮仗和烟花。这些都是当地农民手工制作的，鞭炮有手指那么粗，一个个巨响。那天由于靠窗户太近了，居然炸碎了一块玻璃。烟花有小腿那么粗，里面就是火药，一点就喷，而其居然能喷近一刻钟。这让我大为惊讶，从没见过。从此在郑州每逢过年，我都会找来这种烟花，它的价格已经由原来的1元逐步攀升到去年的6元了，而品质也像其他商品一样越来越差，只能喷5分钟了……
　　 放完鞭炮，我终于可以睡觉了。由于年三十晚上可以通宵不睡，所以通宵有人烧炉子，比较暖和，心想可以睡个好觉了——新兵连光线和声响已经不能影响我的睡眠了，而且年三十也不会紧急集合。于是我破天荒地脱了个精光钻进了被窝。
　　 午夜时分，女兵来了。就是下午到我们班里包饺子的那几个。我醒过来的时候，她们已经在拽我的被子了。陷入绝望的我只有哀求，心里在咒骂这些害我倒霉的两足动物。结果她们还不信我说的，非要拽开被子看看我是不是真的一丝不挂！被逼无奈，我忽然从被窝里坐了起来，牺牲了两点。在尖叫声中，她们相信了，并退到门外，说给我两分钟。两分钟后她们重新进来，目的是来吃饺子——北方的年三十要在午夜吃饺子。说实话，那晚的饺子是最难吃的食物了。
　　 我已经忘了那晚吃完饺子以后都干了些什么，只是到第二天早上教训就来临了。大年初一早上，炊事班不上班，各班自己煮昨天包的饺子吃。于是我们没有早饭吃。好不容易熬到中午，炊事班只做饭不烧菜，因为各班都应该有点菜——至少炊事班是这么认为的。我捧着一碗白米饭不知所措，因为我什么菜也没准备。好不容易找出上次阿姨给我的最后两块鱼块，和着米饭吃了下去。去打第二碗的时候，米饭已经没有了。下午我饿得受不了了，于是偷偷跑到镇上看看能不能买点什么吃。结果我大吃一惊——整个李村镇就像一座死城，我所经过的几条街道上，见不到一个除我之外的有生命的动物！这很快就让我感到毛骨悚然，至今这仍是我唯一的经历，我第一次在一座小镇上一个人逛，见不到一个人、一辆车，什么都没有。所有的店铺都关门，唯一开门的是一座温州发廊。空空如也的大街上只有垃圾、废纸、塑料袋，就像一个垃圾场。实际上，商场和店铺直到过了正月十五才开门，这种风俗今天仍然在延续（据说当时这些大商场过年期间只在上午有很短的一段营业时间，而我上午出不来）。
　　 带着一丝恐惧和更大的饥饿，我回到了宿舍。这下我知道他们为什么像逃难似的买年货了。偌大的李村镇，现在连一包方便面都买不到！如果炊事班持续三天不做饭，我就会饿死了！好在年三十上午洗澡时还买了些零食，还有巧克力，就这样凑合着挺过去了。到了晚上，情况和中午一样，我再也没有东西下饭了。不知谁打开了一听凤尾鱼罐头——三无产品，玻璃瓶，铁皮盖——我凑过去要了一块。这是我今生吃过的最好吃的凤尾鱼了。从此，我经常会买这种罐头，直到新兵连结束。直到今天，看到商场里的凤尾鱼罐头，我还会有买它的冲动，而家中冰箱里也必定会有凤尾鱼罐头的存货，这已经成了习惯。
　　 晚上又组织看电视，但鉴于昨天只能看电视机不能看电视节目的情况，后来又取消了，改为各班自行安排。于是班长出去玩了，班里的战友们也出去了。我已经没力气跑了，只好坐在炉子边上烤火——我又冷又饿。9班有个老乡，他也和我一样。后来知道了，那个年，我们老乡过的都一样！风俗习惯的不同给了我们一个很严酷的教训——1995年的春节我在饥饿中度过！
　　 大年初二，炊事班终于上班了，生活开始恢复正常了。我体会了什么叫年关。
　　 从那年以后，我一连4个春节都在郑州度过。每年春节前，我也开始逃难似的买年货，家里也给我寄点特产。到了连队，生活也相对要宽松些，家里的东西自然也要分享，在贡献了不少好东西后，我也尝到了很多天南地北的特产。最特别的是战友从家带来的肉干，据说是老虎肉干！也不知道是真是假，反正吃了也没觉得特别。
　　 1996年我上了军校，在这以后的3年里，过年都是在家中。让我意外的是，回家过年居然让我不知所措，不知道该干什么，家里过年的一切让我觉得陌生。好不容易渐渐习惯了，1999年我毕业，又回到了郑州的老连队。
　　 2000年的春节是我当分队长后过的第一个春节。我组织全分队的弟兄，士官每人出50元，义务兵出20元，我出100元，集体采办了年货，年夜饭在营区不远处的一个饭店吃，由此开了连队的分队在饭店吃年夜饭的先例，同时也成了一种风尚。年初一晚上，我们自己做了一顿丰盛的晚餐，全部弟兄每人做一个菜，结果浪费了好几个菜——太难吃了——但依然很开心。从此，年夜饭到饭店吃，年初一自己分队做饭的习惯开始在我们连队流传。
　　 2001年的春节是在机关过的，当时我已经当参谋了。哥哥到郑州来陪我过节。那个年过得很特别，本来我应该回家过年的，也不知道自己怎么想的，反而把哥哥叫过来了。总之送哥哥回去的时候心里很难过，这个年过得很不开心。更遗憾的是我和哥哥错过了和爷爷过最后一个春节的机会，当年爷爷离我们而去了。
　　 2005年，我当了连长，从此开始负责一个连队的春节生活。司务长一次次跟我汇报年货采办情况，一次次商讨买些什么等等忙得不可开交。结果过年了一看才发现，自己什么也没准备，全忙活连队的事情去了。2005年的春节是和通信员两个人过得，没有热菜，炉子灭了，电视机也不好用，而我还不时地要去战位上巡视，防止工作出现纰漏。
　　 之后，我结婚了。2006年春节第一次携妻子回老家过年，没想到那么冷。2007年春节是在连队过得，和弟兄们放了一夜的鞭炮和烟花——我给每个班买了一个那种大烟花。今年的春节一家四口在岳父家过，我买了一个很大的礼炮弹，和老丈人深夜出去放。老丈人放得可开心了，他也是第一次有个人能陪着他在寒夜里放烟花，而且是这么大的烟花。
　　 眼看着今年又要过去了。其实我很怀念新兵连那个饥饿的春节，因为那个春节最单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