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芸窗杂品》后记
　　
　　 商子雍
　　
　　
　　
　　 出书是件很麻烦的事，而我，又生性最怕麻烦，因此，一直视出书为畏途。不过，一个写文章的人，不出上几本书，似乎也有点说不过去。上个世纪90年代，在王世雄先生的帮助下，推出了一本《求是斋杂品》；2003年退休以后，主要由朱文杰老弟操持，倒是猛出了几本书，其中包括四卷本的《商子雍文集》、《申酉杂品》、两卷本的《戌子杂品》。原本是要继续出下去的，也已经编好了一本《丑寅杂品》。但出版过程中，遇到了一些麻烦，使得我“最怕麻烦”的旧病复发，心想：我的这些文章，都曾在纸媒公开发表，其中不少还是印数几十万的出版物，该发挥的作用已经发挥，现在收进书里印上一两千册，在传播层面已无太大意义，也就是留个纪念、送送朋友，竟然还如此麻烦，岂有此理！算了，不出了，还是把精力集中在给纸媒写新文章、给电视广播做新节目上吧!
　　 然而，没有麻烦的出书我还是乐观其成的。2012年，出版了一本《西安饮食文化》，是“西安地域文化丛书”中的一册，我只负责提供书稿，出版过程中的所有麻烦事，都由西安市文史研究馆的领导和工作人员操劳。谢谢他们了。这一本《芸窗杂品》也是如此，作为“西安市文史研究馆馆员丛书”中的一种，我要做的，也仅仅是把书稿呈上。《芸窗杂品》一书是我2011到2014年的作品精选，按写作（而非发表）的时间顺序排列。文章记录的是我这4年来读书、阅世后的思考所得。有心的读者，想来能从中发现我的心路历程。同时，中国社会的前行步履，也多少折射其中。我没有使自己的文章“句句是真理”的水平，也缺乏把想说的话全都说出来的能力。但是，在提笔为文时，却能够坚守不说假话这个底线。2004年，在《商子雍文集》的后记《聚沙成塔的劳作》中，我曾写道：“所幸的是，我出生在一个有着良好读书条件和读书习惯的知识分子家庭，由书籍所承载的人类文明的丰富营养，从幼年时就开始给我以陶冶、给我以教诲，帮助我逐渐形成了一个正直文化人所应该具备的健康人格和良好心态。‘水管里流出的都是水，血管里喷出的都是血。’所以，回顾我几十年所写的文章，水平有多么高不敢说，但总体而言，不曾从文化这么一个层面堕落下去，却是聊以自慰的。我一直把自己的文章称作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人所发出的微弱而真诚的声音’。我心目中的真诚，针对目前的文坛而言，就是绝不与五花八门的垃圾写作、下三滥写作同流合污。”引述这一段话，绝无自我标榜之意，其作用，类似共产党员回顾入党誓词，目的在于警示自己、激励自己；因为，尽管已年过古稀，但“我读书，我思考，我写作，我快乐”的幸福生活，我还要继续下去。
　　 这本书，我打算用一篇别人写我的文章作为序言，反复斟酌，渭滨先生的作品被选中。这是因为，直到现在，我对渭滨先生的情况一无所知，更谈不上交往了。这样，他的文章在真诚这一点上不会有问题（尽管其中对我的赞誉确有溢美之处）。再者，对我数十年来坚持发声（包括写作、讲课、在电视广播上做节目）的良苦用心，渭滨先生的理解、鼓励，也让我倍感欣慰。中国是我们大家的中国，中国的好与不好，关系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幸福与否。所以，为中国向着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美好境界大步前行而殚精竭虑，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附带说一下，这4年里，还与西北大学岳钰教授合作，他作画、我撰文，在《西安日报》开辟“西安记忆”专栏，发表了30组作品；2014年巴西世界杯期间，承蒙《西安晚报》厚爱，为我开辟专栏，发表了30多篇文章，再加上此前南非世界杯、德国世界杯和韩日世界杯期间在西安、天津等地发表的100多篇专栏文章，可编成厚厚一册《纸上谈球》。以上两部著作，倘若遇到不太麻烦的出书机会，当欣然付之梨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