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去市里采购，回来时的公交车上，有位女子坐在后排打电话，用的一种我可能几辈子也听不懂的语言，声音响亮，那阵势是把公交车当成了自家后院。她的语言很像西南地区少数民族语种。我曾有位在那里生长的同事萱，萱说那里的方言，几乎一个村子就有一种。这话我信，因为她与她表妹是一个镇的不是一个村的，竟各说各的语言。
　　 公交车上打电话，中国人习以为常。早些年，在公交车上拿着手机叽哩呱啦，多少像那么回事，现在已经很少有人这样做了。年轻一代，尤其是有文化有素养的一代成长起来之后很少能见到这种现象在公共场合发生。现在，至少在我个人的经验里，在公交车上肆无忌惮的谈天说地、对着手机大声喊叫的多数是中老年人。
　　 正月初五，我乘火车从北京回来。我所在的卧铺车厢里上来一群老年人，显然是去北京旅游回来的。我想他们这次去北京很失望吧，因为春节期间，北京那种雾蒙蒙又刺鼻的空气，任谁也受不了。
　　 谁能想到呢，他们噩梦旅游结束了，我的旅行噩梦开始了。
　　 老实说，我是比较传统的人，尊老爱幼，多少有点社会公德。但这些老年人，一上车，好嘛，比演戏还热闹。
　　 他们隔着两个卧铺位，也能照常对话，有条不紊，声音洪亮。
　　 我看电子书，直到晚上十点熄灯。他们也许玩累了，也许吵累了，都睡了，我还在看书。晃晃悠悠的车很难让我入睡，后来竟也睡着了。凌晨四点多，我又被早起的他们吵醒。车厢过道很暗，早起的他们坐着的，站着的，捧着巨大的茶杯，天南地北，吵嚷不停。
　　 许多人告诉我，出门在外要学会忍耐。这也是中国人骨子里的特性，凡事与己无关的能忍就忍了。我也没发现中国人有多少公共意识。这些年在外，我自然也学会了这种处事哲学。可是这次，我受不了了，在他们又一次把声音吵大、终于把我的耐心撑破的时候，我爆发了一声，叫他们知道他们的行为已经严重影响了别人。
　　 我有偏头疼的毛病，睡不好觉，就会疼一天。再者，我对这种吵嚷声很敏感，也特别讨厌。
　　 他们还算知趣，停了下来。可我仅仅安静了十几分钟，他们又陆续地交谈起来，声音渐大，到了五点钟，他们简直又在演戏了。直到七点多钟到了嘉兴车站，他们下了车，我的噩梦才结束。
　　 车子开动，附近几个没下车的人，开始互述说这些老年人的讨人嫌。有位女子对她同伴说，“有人大喊了一声，他们才老实一会儿。”看来被他们吵醒的不止我一个人。
　　 我在窗前坐着看书，听她这么说，也忍不住笑了。
　　 我只有中学学历，自然就算没有文化，我觉得中国人骨子里是自卑的、缺乏自信的。中国人骨子里对这种自卑有极强的隐忍和害怕。中国人终于在吃饱肚子之后明白，自己是个人，不是四条腿的任人宰割的猪。可是他们对这种自卑的对抗或者说想证明自己是个人时，却采取同一样的方式：在公共场所大声喧哗，更彻底的说法是目中无人。
　　 当然，现代心理学对这种自卑的表现形式，有更详尽的阐述。
　　 封建社会，小民没有说话的机会，也不允许小民说话。秦统一六国前，还有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小民还可以直接见王，与王促膝长谈。统一六国后，到了汉，只剩下为统治阶层服务的儒学（后来发展成儒教）。他们把孔子尊为先圣，把他的学说（被记录下来的）摆出来，供起来，又极尽曲解之能事。孔子教人如何做一个得“道”的人，“朝闻道，夕死可矣。”儒教信徒却在统治阶层的庇护煽动下，把孔子的“道”发展成为人际关系学或者卑躬屈膝学。凡事向过去学习，向圣人学习，向大人学习，从来没有小民的存在，因为你只要学会了圣人、大人之行之言，就可以无往不胜。
　　 所以，封建社会时的小民不说话，或者说，他们从不知道自己是什么。当然，有知道的，这些人就不用枚举了。那些优秀的歌唱自由的戏剧小说，那些青史留名的为民呐喊的英雄事迹，都证明了这一点，可这些毕竟是少数。
　　 到了民国，小民唯一的一次证明自己是人的机会被另一群人以“翻身做主人”的口号淹没了。没办法，天下再没有比这更叫人无法抵抗的东西，小民已经卑躬屈膝了两千多年。
　　 接着是文字狱。
　　 现在，我们终于吃饱了，有地方住了，有地方玩了，却发现自己不是人，或者别人并不把我当成人，又发现这世界没有讲理的地方，因为理都掌握在有权人手里。
　　 这种无处安放的自卑，一定要找到个突破口，透一口气。
　　 看看近些年中国人在国内、国外出尽的丑态，就会明白，不是中国人没文化没素养，而是太自卑了。我们太需要世界证明自己的存在，只是中国人骨子里的第一选择仍然是暴力。因为中国人信奉暴力产生权力。
　　 只是多数时候，他们把这种暴力施向了同自己一样弱小的同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