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句很富哲理性的话：“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当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如出峡江流汹涌澎湃的时候，相应的管理体制和法律制约机制并没配套跟上来。历史的中国是一个权大于法，情高于法的国度。众多的人口，相对缺少的物资、升学、就业、提干、就医机会等等资源状况，让人们去寻求权力的偏袒。当经历过毛泽东时代严酷整肃贪腐的干部忐忐忑忑地接收财物替人办事，开后门走后门而没有东床事发时，胆子便一天天大起来，效法的人也多起来。由上门送礼到当门勒索，行行道道的“潜规则”，像鬼魅一样滋生与横行起来。公权力被商品化，洇着烈士鲜血的红章大印成为一些贪腐官吏的捞钱的工具！经济越发展，权钱交易的数码滚雪球般增长，百姓就学、就医、就业等基本生存活动的门坎越垒越高，国家的资源被鲸吞，百姓的血汗钱被盘剥，巨额钱财被转移国外……贪腐及社会丑恶现象甚嚣尘上，令人发指！这些都是令人始料不及的！
　　 回顾历史，奢靡与腐败几乎是每个盛世必然出现的状况，就像盛夏的落红。如不根治，便会出现“开元”、“康乾”之后的衰落。如何治理腐败？明朝初年朱元璋采取派遣身边亲信宦官暗访，遍设眼线，掌握证据，酷刑治贪的办法，既造成闻风丧胆的威慑力，开创了明初清正廉明的政治局面，但也为后来宦官专权的黑暗政治，最终断送明王朝埋下了隐患。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釆取的是专门工作与群众路线相结合的方针。面上的宣教、劝勉自律、动员群众监督举报，加上专门机关依法办案，形成了当时一种行之有效的防腐反贪机制。建国初期那种人心向上，人心思治，吏心思廉，学雷锋为人民服务的社会风气，都为治贪防腐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与保障。从本质上来说，这也是民主与法制相结合治理社会的的雏形。
　　 民主与法制是一对孪生兄弟，也是支撑现代社会的两大支柱。由于在接班人选定等重大问题上缺乏足够的党内民主，为后来的“文革”政治动荡埋下了隐患。那场超越了法律规范的“群众运动”，对社会秩序、经济发展都造成了损害。也为献身人民民主革命的领袖毛泽东留下了遗憾。之后的三十余年明令禁止，不得再搞群众运动。这本来是维护社会稳定的正常举措。但不搞群众运动，不等于不依靠群众。尤其表现在反腐斗争中，由于缺少了群众的有效监督与参与，专门工作显得软弱无力而效率低下，在金钱美色无孔不入的情况下，执法执纪队伍也被侵蚀，一些执法执纪的利刃成了一些蛀虫借机敲诈当事人的工具。在这种情况下，正直的执法执纪人员常常被玩弄和出卖。这是贪腐得不到有效扼制的重要原因。贪腐给国家和执政党造成的经济损失与政治伤害比“文革”更甚！民主与法制就是这样一种密不可分的依存关系，弱其一便失于偏颇，失其一便是畸形社会。如舟之双楫，双楫划动才能前行；弃其一则转向，甚至有倾覆的危险。
　　 中共十八大以来，之所以在反贪腐斗争中取不同凡响的成果，就是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领导团队抓住了问题的症结，以零容忍的态度，以雷霆万钧之力，向贪腐发动了前所未有的猛烈攻势。这种攻势之所以掌握了主动权，是以普遍的群众路线教育为先导，其教育活动既是一种调查摸底，又是一种思想动员。通过传统的现代的各种渠道动员人民群众参与到反贪治腐斗争中来，使贪腐无可藏身。给了专门工作以强有力的支撑，在此基础上的依法侦查审理，开创了反贫腐斗争的崭新局面。与此同时着眼长远，标本兼治，重在治本，响亮提出依宪治国，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的目标，规划了实施路线图。坚持民主建设和法制建设整体推进的方针，着手实施180余项改革措施，使公权力在阳光下运作，在法定的制度下运行，在人民群众的有效监督下运行。让人民群众充满了信心与期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