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包围着洼地。洼地空旷无人，只有绿草，没有树木。一条公路从云端掉了下来，纸条一样贴在地上，蜿蜒到远方。先是一阵风，随后，突然冲出来一个庞大的车队。一辆红色的汽车，将我卷进了快速旋转的马达，最后，我被重重地扔到路边。
　　 这个梦境，实在与动画片《极速蜗牛》有些相似。我佩服那只名叫伯特的蜗牛，偶然，意外，外援，最终帮助它实现了极速奔跑的梦想。近年，可能是老了，经常做梦。一场梦，应当与眼下生活中发生的事件有着必然的联系，可能是昨天的，前天的，或者更早。现在，我的内心茫然而沉重，一时想不清这个梦境要把我的未来指引向何方。
　　 凝神片刻之后，我确定梦境与前天的那只蜗牛有关。中午洗菜时，指缝间有一丝冰凉，经验告诉我，这丝冰凉，并不是源于冷水。展开手指，是一只蜗牛看着我。我说不清为何喜欢它的出现，赶紧放下手中的菜蔬，将它小心地搁在茶几上，决定找个容器，把它养起来。找来一只透明的塑料杯，里面摆满青菜的碎片时，看见受到惊吓的它，已经在茶几上爬行了近匝长的距离了。
　　 这是一个安静的中午，阳光的碎片从南边的窗户透了进来，将小屋隔成明暗两半，电视柜和老式电视机，陈旧得快要开裂的沙发，陪我几十年的茶几，在这种光线的对比下，仿佛油画般凝重了起来。空间似乎逼仄了许多。我一直盘坐在地面上，紧盯着它缓慢的行走。它伸长触角试探着前方，没有障碍时，速度明显变快——我确信它在奔跑。它或许要寻找一块属于它生活的潮湿的土地。“它们身上带着泥土，泥土是它们的食物，也是它们的排泄物”（弗朗西斯·蓬热《蜗牛》）。是的，它是随着早晨从市场上购买来的一把蔬菜进到厨房的。它应当来自城郊的土地。城郊的田地，平坦肥沃，那是农作物向往的天堂。城里人每餐必须的蔬菜，有许多产自城郊。这只蜗牛，只是在一个清晨出来散步，爬上菜尖时，正好逢上菜农收菜，它便被糊里糊涂带进了市场。
　　 一只蜗牛对于我，并不新鲜。我的童年和少年全在六盘山下的农村老家度过，我十分熟悉村庄周围的土地，每次去山坡，并不是为了单纯的玩耍，而是在帮助大人料理家务，比如拔猪草、捡麦穗、收庄稼。在田地，在荒坡，我都会拣到蜗牛——只是，那是蜗牛的家，不知道它们去了哪里。蜗牛的空房子有大有小，大一点的，颜色偏白，可以当作玩具，捏在手指上和伙伴们比试谁的更加坚固。在草茎上蠕动的蜗牛经常遇见，稍一碰触，它会把角和身子缩进壳里，长久不愿意出来。放在手背上，等待一会，它会探出脑袋，打量四周。蠕动前行时，一道微凉缓慢划过，留下一条粘稠腥臭的带子。
　　 慢慢想起，离开老家那么久，多么远，但并没有离开与蜗牛的相遇。
　　 一九八六年，春节刚过，我头也不回的去了小城。最初打工的工厂在小城主街道的中心，一扇大门仅能容得下一辆架子车通行，小得不能让人相信那就是一家工厂。时间久了，才知道这里原来是一大户人家的院落，解放初就被归作集体财产，然后将一些手工业者归集到一起，成立了联社。小厂主要经营人造革制品和装饰性镜框。院子里的几间大些的房子，看不出什么建筑特色，被用作车间，临街的门面，估计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产物，门窗保存了解放前期的建筑风格，有些古朴典雅的味道。这些门店里，坐了许多师傅，修理电视机、手表，还有刻制印章的业务。这些对于一个没有见过世面的农村娃来说，显得新鲜异常。我多次在工余甚至上班时间，溜到这家里等待师傅们将手表和电视机拆开，琢磨它们内部的秘密。那时，老家穷，这些东西几乎都是个传说。
　　 工厂后院的大坑，是那个大户人家的后杂院，可能养些牛羊鸡之类的牲畜。几间房子高大空旷，但黑得厉害，如果不开灯，可以用“伸手不见五指”形容。或许因为里面曾经被牲畜踢踏过，每遇阴雨天气，散发出的臊腥气息总是挥之不去。在这里，有几位师傅专门制作玻璃镜框画。我很佩服他们能把那些山水风光反着描到玻璃上去，也喜欢他们手中的板笔和沾满油彩的工作服。我跟着一位女工钉木框，工序简单，一学就会，没有多少技术含量。在一台带有切割锯的电机上，将木条子按照尺寸切割，然后在另一台电机上，将条子的两端打孔，把熬制好的木胶涂到条子两端，用铁钉钉起来即可。
　　 过早的辍学，加上随大流出门搞副业，使没有任何理想的我，更加没有什么远大抱负。傍晚，下班后人去院空，或者偶遇放假，偌大的院子里只有我一人厮守。城里没有家，没有亲戚，也没有几个亲人，如果不回老家，我是最为理想的看门人。当然，院子里还有一条黄狗，它在我刚到工厂时，就表现出一种友好，敏感地认为我就是它的伙伴，这使我多少有些回家的亲切感。我可以用更多的业余时间去喂它，去逗它玩耍。院子里还有一堆麻雀，我认为它们是院子的土著，一直居住在屋檐下面，几棵大树是它们聚会的地方。没有人时，我将录音机的音量开大，狗在音乐声中，愉快地在院子里扑腾，麻雀们一会儿飞越，一会儿降落，抢食狗粮。我知道它们已经习惯了这种日子。
　　 在院子里散步，也成了我的习惯。尽管在两年时间里我已经熟悉了小厂的每一个角落，但散步好像是一个功课，不得不做。从院里面上紧临街的大门后，我依然喜欢到后院去。后院的西边长着几棵杨树，常有麻雀和喜鹊驻足，西边的土墙有些年头，墙根处的荒草把斑驳碱蚀的部分完全遮掩，这里可享受早晨和落日的阳光，是小昆虫的家园。南边，则被前院的一间大房遮挡住了采光，成了公认的阴面。这里的土地一直潮湿，没有干燥的时候，野草们借着潮湿的环使劲疯长，差不多能掩盖过人的半个身材。有人说其间有蛇出没，好在我没有亲眼看见，便少了畏惧。的确是有老鼠出没的，足有拳头大小，肥硕溜圆。我走近草丛，总听见“唰唰”的窜动声，那自然是老鼠在逃匿。
　　 仅仅是散步。这里的动物都在散步。昆虫在草尖上散步，蜗牛也在草叶上散步。昆虫听见异动，甩开后腿，弹跳起来，四散而去，长得像耳蜗的蜗牛，却完全是个聋子，听不见任何外来的声音，触角摇来摇去，感触周边的气息。相信它是极笨拙的家伙，向它吹气，也不会改变它的行径。麻雀在树上讨论着什么，我听不懂，蜗牛听不见，或许它会是麻雀的一顿晚餐。我伸手将它们从草叶上取下来，它有些不情愿，紧粘在草叶上。可以理解它的不情愿，从下面爬到上面，它得行走多长的时间！我取下它，扔到草丛中，不一会儿，看见它又缓慢地爬了出来，顺着草茎，坚韧不拔地一路向上。
　　 这样的日子重复了近十年。岗位换过几次，说不上喜欢还是不喜欢。只是，不管在哪个岗位，收入都不见长进，每月只有三十七元六角。在好长时间里，我在某单位的食堂上灶，那里的伙食便宜实惠。我每月的收入主要用于餐费，不敢购买衣物。大多数衣服是我的两个兄长退下来的，还有一些是当兵的同学寄来的。这点收入，其实连餐费也不够，大致相当于半月的伙食，另半月的伙食费得欠到下月才能凑上。小厂的光阴日趋背落，可恨的是，我对这样日子竟然没有丝毫的担忧，更没有考虑过将来何去何从。
　　 就在此时，我遭遇了第一次爱情。那位女子是一家门店的营业员，她接近我时，我一点也不知道她在喜欢我，一直收到她的闺蜜好友转来一封书信时，才恍然有悟。有些紧张和慌乱，我不知道怎样处理这事，就稀里糊涂地被甜蜜打败。美好的时光大约持续了近一年，在这段日子里，尽管我们每天能够见面，但还是莫名其妙地写了不少思念的信笺。一次，我为她家背着面粉进门时，被她的父亲碰见了，由此他知道了我们的恋情。她的父亲，一位小城的土著，不久找我谈了一次话，尽管表面带着笑容，但内容却是现实的并且相当严肃的。他说，瓜子，你想和我家女子好？你有钱吗？你有好工作吗？你有房子吗？几个问题，很快将我的爱情瓦解。
　　 一九九一年前，父亲还没有光荣退休，他也知道了我的恋爱失败。我情绪低落时，感觉到受挫的并不是我，而是父亲。他老人家一直想弄套单位集资建房的住房，也一直想把我想法弄到好一些的企业去。有了这个失败，似乎坚定了他的信心。具体怎样做，他没有告诉我，可我知道他在为我努力。父亲只是一个小职员，办成一件事是十分艰难的。他所在单位，给他一间不大的房子，我经常去坐一会儿。有几天个晚上，他提上挎包从房子出去，不久就会回来，从表情看，似乎没有找到要找的人。我明知父亲是不愿求人之人，我也几乎看见了父亲对小他许多的领导低三下四的模样，就去拦劝，父亲瞪我几眼，不说话。那态度明确表示对我的不满。有个傍晚，他终于空手回来，脸上有些喜色。想必事情有了好的开端。
　　 父亲一直一厢情愿地等待着结果，半年过去了，一直到他退休，我调换工作的事始终没有着落。父亲感到有些委屈，甚至觉得欠了我什么。这种情形让我惭愧并且伤心。我没有功利的想法，只是想让父亲好受些，决定自己去找人试试。
　　 在别人的指点下，我找到一位领导，他那时年轻帅气，有些派头，剖究起来，还带点亲戚。我拐弯抹角来到他家，口头上说是认个久不走动的亲戚。没有带多少礼品，他的热情和客气让我有些感动。他询问了我的工作情况，我没有提出什么要求，他就答应愿意为我作点基础性工作。我没有等待过长时间，一周后的某个早晨，他顺道来到小厂，告诉我过完几天可以去一国有企业上班了。这是让我十分惊喜的好事。那个企业，很早就听说过了，在当地可算是龙头老大。我很快把这一消息告诉了父亲，说，您办的事情有着落了。我看到父亲差点流下了泪水。
　　 我那位七拐八弯的亲戚的确尽了力，可他大约也没有想到，我最后还是没有去那家国企去上班。原因很简单，拖了半月时间，我决心要去报到时，传来消息，这家企业的三条生产线已经停运两条。这个消息在告诉大家，昔日的龙头老大，境况今非昔比，现在已经走下坡路了。我不是不去，而是不敢去。果然，一年还没有下来，最后一条生产线也停了下来。这么大的一家企业，竟然倒下了，再没有爬起来。
　　 有时想，一只蜗牛的运动轨迹和选择充满无奈。也充满变数。幸亏我死守在了小厂，当小厂经营不景气时，小厂被另一家国企兼并。那是一九九五年的春天，大地的回暖，让我们在告别小厂时，将些许忧伤和留恋全部掩盖在了万物复苏的喜气中。
　　 新公司在城东，算起来路途有些遥远。但收入几乎涨了二十倍，这种兴奋和喜悦，使我、我们觉得多跑点路途太值了。小厂的全部人马加起来不过二三十人，对这家公司来说，消化掉几十人不是难事。很快，我被分配到了车间。三班倒，机器毫不疲倦地运转，每天上下班，扛着一把大铁锨，顶上一顶防尘帽，雄纠纠气昂昂地走在厂区，有一种脱胎换骨的感觉。时间久了，肮脏、高热、粉尘以及疲劳让最初和喜悦和兴奋荡然无存。
　　 不得不承认，许多没有什么背景的人，一直奔走在“赶考”的路上。到新公司不久，我参加了一场内部小考。那不过是业务知识培训后的一次考核，据说每年如此，我自然也没有放在心上。转机却从此出现。国庆那天，车间主任过来，叫我收拾一下，说我现在不是他的人了。我揣着忐忑不安的心，尾随他来到他的办公室。他给我看了一份公司的文件后，高兴得差点喊了出来。这天，我握了握车间主任的手，去公司办公室报到。我十分热衷于文秘工作，即便是加班加点，也没有过丝毫的怨言。在这里，我一呆就是十七年，一些同事走了，一些新同事来了。一些同事提升了，一些同事退休了。这些年间，经我手制造的文字垃圾，在打印室、办公室和省、市、县等上级部门流转。而这些叫我脸红的东西，却是我的业绩，更是公司的业绩。
　　 我安心并珍惜这份岗位。搅动我离开公司的念头来自于外部。调我进入办公室的总经理荣升，一分公司经理担任了总经理。有天早晨，总经理唤我去了他的办公室。这是很平常的事情，我常被喊过去布置一些任务，也因此常常在电脑前忙得不亦乐乎。但这次不是，领导一脸严肃，我当时以为犯了什么错误。他说，有事想征求一下我意见。他说，上任经理和主管部门想推荐我去局里写材料，“你想不想去？”我肯定听到这话后，头马上膨胀了，因为紧张，心速加快，沉默了好几分钟。我该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呢？我当然乐意去，这是求之不得的好事啊，可是说“去”，经理会觉得我不想在公司为他工作了，说“不去”，不是我的本意，也会使推荐我者心寒。犹豫间，经理说，建议你别去了，假若你去了，干上三五年，新的局领导上任，你照样会下放到企业的，那时，你一切都得从头开始。
　　 我完全领会领导的意思。我说，您就做主吧。便走了。事实上，去与不去，我不是说了算的人，谁不懂其中路数呢。如今，这位经理已经退休几年，不知他是否还能想起此事。
　　 新世纪初，另一位副总走马上任总经理。此时的公司，因为污染，公司被上面列入关闭名单，已然失去了昔日的光环，就像一块巨石，好多单位和领导都绕着走。下岗失业的词语，摆在了我们面前，可谓人心惶惶。老婆于几年前下岗，孩子已经长大，或许，没有一技之长的我，更担心未来的去路。那时，许多人将内心的烦恼和不安发泄了出来，偷盗、违章、打架、上访时常发生，怎一个“乱”字了得。
　　 这段时间里，我常将自己关在文印室或者档案室里，坐在椅子上，要不翻看文档，要不低头发呆。厚实的绒布窗帘被我全部拉上，外界的喧嚣隔绝于耳。偶有阳光从窗帘的缝隙微透入，在眼前轻轻摇晃，我一动不动，样子像架在一个柜子上的淘汰不用的老式打印机和一台报废了的复印机。我还会趴在后窗看小楼下的一片花园，看猫在里面走动，看荒草高过绿草的头颅——时光仿佛荒废一般。
　　 说是花园，其实里面并没有多少花，不过是大片的三叶草里，点缀了几束马蹄莲，还有我亲手栽植的三棵松树。马蹄莲开花时，常有人摘去，倒是三叶草生长得坦然，每年秋，叶子在一场霜雪之后，变成墨绿，显得凝重。冬风刮过，它们尽悉干枯，失去了颜色，灰毡一样捂着。我曾经在深冬的一天，翻看过干枯了的三叶草，那个景象让我惊讶：它们下面，是一层密密麻麻的嫩黄。那是一种蓄意待发的力量，难怪，第二年大地复苏时，它们率先冲出地面。
　　 温暖的季节里，我依然会看到小昆虫在三叶草中跳跃，也会看到几只蜗牛，探头探脑地爬行。只要有潮湿的土地，就有它们卑微的身影。它们躲藏在潮湿的草丛下，偶尔出来透透气，散散心，或者，在坚定地寻觅着什么。对司空见惯了的蜗牛，我早已经失去了以前的兴趣，不想去捉它于掌心，逗戏它们。只是，突然想到，除了阳光暴晒这一自然的杀手，蜗牛的天敌有哪些？我看到草丛中成队的蚂蚁，恍然间意识到，笨拙的蜗牛，或许就是这些身材微小的蚂蚁的口粮。所有来自外界的力量，不管是强大的还是弱小的，对于生存，可能都是一种威胁。
　　 没有谁能改变定局，没有谁伸出援助之手。二〇一二年，正值三叶草旺盛时，公司关闭，我离开了试图依赖半生的岗位。一个人奔波在路上时，我会想起蜗牛，想起它们行走的姿势。
　　 现在，我确信我无法圈养从郊区菜地中贸然闯入的蜗牛。它总是从我为它打造的塑料瓶中爬出，缓慢地行走于塑料瓶的外围。法国弗朗西斯·蓬热说，蜗牛是孤独的，它的友人寥寥无几，它是它所拥抱的土地和菜叶的朋友。它是天空的朋友——好吧，我决定为它放行。楼下的空地上，一条绿化带想必它会喜欢的。下楼，将瓶子放在绿化带中，大约半个小时里，我一直目视着它爬出瓶子，消失在草丛中。
　　 此时，我的内心欣喜的。我仍然对未来生活充满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