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头发花白的父亲走起路，臀部不自然地后翘，脚跟用力，小心翼翼的，就像根颤颤巍巍抻向半空的钢丝儿，没有丝毫的稳定性，令人提心吊胆的，生怕一不小心就会跌倒。和父亲一同走在街上，看着他摇摇晃晃走路的模样，我立刻联想到童年时元宵节期间在爆竹声声中舞动起来的大秧歌，挤在熙攘人丛中窥视到身披戏装、扛着金箍棒抓耳挠腮的孙悟空，总踮起脚尖一颠一颠的，只是那猴子身形敏捷，步履轻快，父亲却腿脚滞重，行动缓慢，走不上多远就气喘吁吁，要歇息一阵，完全丧失掉年轻时的健壮与矫健。在这恍惚之间，记忆的盖头悄然掀起，来到年味醇厚的往昔，欢闹的正月十五，童年的我似乎又骑在父亲的脖颈间，突兀于比肩接踵、人头攒动的街市，屏息观看锣鼓喧天中的大秧歌。
　　 健硕英俊的父亲平素脾气很大。一次冬季的清晨，不知何故暴躁的父亲把盛着菜的瓷盘子狠狠摔到墙上，摔得粉碎。若干年后，同样衰老的母亲回忆说，父亲年轻时脾气大，早晨吃饭时嫌饭太热，一时半会吃不进嘴里去，就大发雷霆，青着脸，骂骂咧咧的，埋怨母亲起的晚。其实说句公道话，母亲起的很早，不到六点就开始忙碌了，尤其在寒冷的冬季，可以说天还没亮就起床了，取柴架火，烘暖屋子，又是做饭温水，又是忙碌着喂鸡喂猪，更何况母亲每天是睡得最晚的，临睡之前还要洗衣，扫地，收拾碗筷，甚是辛苦。那时寒冷的冬季里没有集中供热，只靠着火炉来取暖。为了保温，母亲把饭菜放在锅里，刚端出来肯定热，尤其是煮熟的土豆和成穗的苞米棒子，剥皮时一定很烫手，但性格急躁的父亲偏偏不能理解。不过，逢到年节，父亲总会早早坐在饭桌前，倒上一盅酒，耐心等待，似乎那些因生活而激发出来的暴躁脾气被年节的喜庆与欢快化解掉了，从而绽开一缕孩子般的开心笑靥。照例，母亲是最后上桌，拿起筷子的，端起饭碗的。这个时候，父亲才捏起筷子，会把酒杯递给母亲，让她也喝一口。母亲推让地说过一句，兴高采烈地接过杯子，将那三钱酒一饮而尽，然后心满意足地‘哎呀’一声，咂巴着嘴，感受着酒精的热度。据说，母亲原本有着正式单位，在市里的国营饭店做保管员，如果没有时间限制，那是份很不错的工作，但父亲常常抱怨自己上班辛苦，下了班家里没人做饭，再加上哥哥的出生，远赴他乡的年轻夫妇束手无策地面对年幼的孩子不知如何是好，于是母亲只得辞职，暂且做全职太太型的贤妻良母；等我们这些孩子稍稍长大，能够相互间照顾了，母亲又开始勤劳地出去找工作，却再找不到如此惬意与稳定的职位，只能去做临时工，她先后做了绣花工和装卸工，辛苦劳累了一生。为此，若干年后，已头发花白且纠结于退休金得失的母亲遗憾地讲起当初，眼神里流露出丝缕的失落。只是，在若干重叠进记忆深处的元宵佳节，每逢父亲看似无意地酒杯递过去的刹那，母亲的失落立刻被幸福的笑靥取代。
　　 平常，大多数时间父亲总是威严的，即便下班后向我们讲故事，笑容里也自然而然浸出某种权威，令我不敢放肆，更不敢冒犯，惟有正月十五元宵节这天夜晚，吃过元宵和晚饭，燃放过爆竹，可以亦步亦趋地跟随着父亲，走到街上，或者直接来到父亲工作的单位，站在喇叭口般逐渐宽阔的台阶上，看着他和同事忙碌地将爆竹预备好，等待秧歌队的到来。那个时候，大一点的单位，例如铁路地区、车站、机务段、林业局、啤酒厂、玻璃厂、陶瓷厂，以及绥芬河市周边的乡镇，包括绥阳、东宁、宽沟村、建设村都会组织数十人的秧歌队，到各个单位拜年，讨个彩头，然后汇聚到大白楼广场会演。所谓的彩头，不过是燃放的爆竹，经济条件好一些的单位，还会放些礼花。也许因为我在兄弟姊妹中排行最小，最受宠爱，且哥哥姐姐都有各自的活动，纷纷和同学或伙伴逛街，看秧歌、猜灯谜去了，所以元宵节这天，父亲只领着我到他所在的单位，和几个值班不值班的同事吸着旱烟，边说笑，边耐心等待着络绎而至的秧歌队。父亲和同事说笑的内容不过是某某家里的琐事，以及一些节日相关传说，例如他们会讲吕洞宾化为卖汤圆的老翁，而向他买汤圆的许仙无意间将一枚汤圆滚落在地，被恰巧经过此地的白蛇吞食，白蛇因此成仙，化而为人，与许仙结为夫妻，开了家药房，成为悬壶济世的义妖。而另一位传奇人物东方朔则巧妙利用迷信的心理，讹称火神要在正月十五那天焚毁帝阙，向四海之内皆王土的汉武帝替宫女元宵创造机会和家人团圆，由此汤圆也被称作元宵。至于第三种传说，则是汉文帝为庆祝齐王刘襄联合周勃、陈平成功平定诸吕之乱，颁旨制定的法定节日，从此汉室天下迎来了著名的文景之治。正是那个时候我知道了汤圆和元宵是一种东西，不过是南北的两种称呼，只是尚不懂得这属于南北文化的微妙差异。南方和北方的正月十五并不只是对元宵或汤圆的称谓不同，还在于南方以舞狮与赛龙舟的形式庆祝，北方却以扭秧歌和猜灯谜的游戏欢庆。这节日具体到我家，不过是做三件事：吃一顿丰盛的团圆饭，到街上看秧歌，然后再去某处指定地点观灯。
　　 挤在熙攘的人丛中，凭借微弱的街灯，或是某家单位门前刻意辉射的门灯，认出某支秧歌队里的熟人，忘却了寒冷的我会兴奋一阵子。秧歌队的锣鼓手们通常坐在辆车头被华丽包裹起来的汽车上，穿着臃肿，但他们却是整支秧歌队的灵魂，将喧闹的锣鼓声声传递出去，每位秧歌队成员都要随着节奏翩翩起舞。整个车头俨然成为一个巨大的移动的灯笼，被塑造成秧歌队所在单位的标识，一组汉字或符号。那些被夸张的服装包裹起的男人女人大相径庭，不仅本着红女绿男的习俗，颜色有差别，而且女人通常都抹着厚厚的脂粉，彼此分辨不清，男人却是素颜，夹在队伍中，在手里莲花形状纸灯笼的照耀下一目了然。自然，秧歌队中也有意外醒目的人物，手持金箍棒的悟空、大腹便便的八戒、骑着毛驴回娘家的小媳妇儿、造型夸张的老太婆、头颅硕大的南极仙翁和大头娃娃，这些人物不同于秧歌队中的其他人，不仅不拿纸灯笼，还可以四处游动，向观众扮鬼脸，做怪相。甚至是某位兴致勃勃的秧歌队成员也会端着灯笼，起劲儿地扭动腰肢，来吸引相识或者不相识的观众的目光。那些纸灯笼，通常是由一种薄而坚韧的装饰纸糊制的，给红蜡烛烘染得煞是好看。这样的纸灯笼，属于各个单位的集体财产，是由某一群人根据世代相传的技巧制作而成，专门用于一年一度的元宵佳节，是不当做商品买卖的。只是有一年，哥哥姐姐从热闹的街上回来，不知从哪里弄来了一个，令我稀罕了半天，不过到了次日，这豪华灯笼就消失不见了，据说是还给人家了，我只能继续拎着父亲母亲给我制作的小灯笼。一个吃过的玻璃罐头瓶子洗净，再用条细麻绳和根大拇指粗的棍子连起来，里面放上蜡烛，就是漂亮的小灯笼。如果再在玻璃外面贴上花花绿绿的纸，就更加漂亮了。这样一枚简陋的灯笼，是童年时代父亲或母亲为我制作的醉心玩具，我会拎着它，在房前屋后转来转去，在雪地里走来走去，着迷于黑夜间透过玻璃挥散的微弱烛光，甚至不顾天空中飘着清冷的雪花。或者，母亲将即将糠掉的红萝卜剜个坑，同样将它和麻绳、木棍组合起来，里面放上蜡烛，这也是枚漂亮的灯笼，只是没两天就会蔫烂，再不讨人欢喜了。当然，要说讨人欢喜的，还是那些贴着灯谜的灯笼，逢到正月十五或者正月十六，这些形形色色的灯笼就聚到一处，竞相开绽，占据了整整一条街，将某处平素略显空旷的地方挤得满满腾腾。
　　 去赏灯的人不比看秧歌的少，甚至可以说，许多人正是在秧歌散去后直接赶到这边来的，有几位还穿着秧歌队的服装，宛如从遥迢远古穿越而至，花花绿绿。赏灯的人比肩接踵，相互间挤在一起，仰着脖颈向一个个造型各异的灯笼望去，走马灯里不仅有悟空，还有哪吒和画成小丑模样的县官，几枚小巧的宫灯扑面而至，一丛光影里小鸟横过半空，在嘈杂中悠鸣着，紧接着是一座微缩天坛，飞檐，廊柱和台阶，惟妙惟肖地卧在地上。自然，八月十五去遮月，正月十五雪压灯，迷离的雪花会在顷刻之间不期而至，却丝毫不耽搁平民百姓的雅兴，抢猜灯谜的人们纷纷扰扰，后面的踮起脚尖，前面的抻长手臂，似乎只要抢得到，那份荣耀与礼物就会唾手可得。这样的场景先是在原俄罗斯侨民学校大院内，因为那一度是市政府办公大楼，后来移至新开发的北海公园，又增添了放礼炮。绚烂的礼炮开绽在半空，就像朵朵美丽开绽的鲜花，就像开屏的孔雀，姹紫嫣红，争芳斗艳，此起彼伏，蔚为壮观，其间还点缀着飘荡起来的孔明灯，从而将元宵佳节的群众活动推向兴致勃勃的高潮。据说，礼炮和北海公园，以及消灭了固定花坛与花坛里山玫瑰的城市中心广场、迁移到北山的市政大楼都是那位来自京城的年轻市长为了思乡而设，就像民间的那个略显荒唐的传言。当年，开放伊始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许多人都在说，中心广场四周的六盏华灯是从天安门附近拆卸下来的，是年轻市长千里迢迢从北京讨要来的。也正是这位年轻市长号召市民们积极经商，甚至一度丢掉市长的尊严，亲自站在街边摆摊，和过境而来的俄罗斯人交易，用中国产的大高粱和玉米香交换俄罗斯产的军用望远镜和电动刮胡刀，就连日后赫赫有名的北海公园，也是他用五百件辽宁塔山产的皮夹克换来的，两辆由俄罗斯司机操作的大型挖掘机挖了五个月，将一方位于草甸子里死水泡子拓展成为偌大的人工湖泊，同时将传统的赏灯场地迁徙至这里。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北山新区也渐渐成为了老城区，几任市长之后，给新华立交桥和黄河大桥连接起来的铁西区成为城市的亮点，许多单位纷曳地搬迁进宽敞平坦的铁西区，赏灯场地和礼花燃放地也随之变更于铁西区新建的贝壳型体育场，那里有宽敞的室外塑胶场地，有气派的室内蓝球场，吸引着市民前去健身，运动。与此同时，扭秧歌也不再属于正月十五元宵节的专利，成为散布在城市各处的娱乐活动，从而司空见惯起来。
　　 “现在的节日，一点儿意思也没有，就是个形式。”扫了眼躲在屏幕里面嘈杂的元宵节晚会，父亲丢下电视遥控器，头向一侧歪了歪，眯着眼睛说道。已经直奔耄耋之年的他头发与胡须皆已花白，完全丧失掉了年轻时的健硕与威严，也不再喜欢看扭秧歌或猜灯谜：“而且，现在比以前的生活条件好了。原先过年过节盼着能吃到好吃的，现在平时吃的都比过去年节吃的好，想吃什么，随时都可以上街买，谁还盼着吃好吃的。”说着父亲抬起右手，擦了下嘴唇边流淌下的黏液，继续不紧不慢地侃侃而谈：“过去，我才来那会儿，走在街里，经过中心广场那家国营饭店，看到一个胖大老娘们儿吃包子，就在想，要是我哪时候天天都能吃上白面包子就好了。可现在，要连吃两顿包子就烦了。”
　　 刹那间，我似乎看到年轻的父亲背着行囊，满是好奇地走在这座长满青苔的城里，走在青石台阶的小巷深处，突然站慢下脚步，向路边那明窗净几的国营饭店张望过去。纯实木且裸露着木纹的桌椅，漫漫飞雪迷离着从半掩的玻璃门缝隙处流淌出来的蒸汽与包子的香气，一条黑色毛发的土狗夹着尾巴颠颠地跑过去。而在更久远之前，也正是同样的一个好奇令父亲从遥远的山东来到棒打狍子瓢舀鱼的黑龙江，成为那次为了躲避饥饿的移民大潮中的一员。据说，父亲当年从农村走出来，是羡慕那些穿着制服的煤矿工人。可是他没能成为莱芜煤矿的矿工，却坐上了火车，来到这座位于中俄边境的小城绥芬河，成为一名有着固定薪水的铁路员工，出乎意料地实现了他的梦想，就像他的那些从山西洪洞大槐树下走出来的祖先们。而做为父亲的后代，我和二哥又成为新一代移民，从遥远的黑龙江，分别迁徙到即便在正月也可以看到绿树成萌的广东和江苏，逢到该是团圆的元宵佳节，只能望着并无飘雪的夜空，望着那轮皎洁的明月，寄下一丝一缕难以消解的层层叠叠的思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