辈份，在中国的家族中有严格的成规。同辈人兄弟姐妹相称，下辈、下下辈就应该叫叔姑爷老姑了，异姓者联不上辈份，也参照年龄相仿加个“表”字称呼，晚辈应当敬重长辈，承传了中华文明礼仪。
　　 在社会上，则是参照了家族的成规，想托大就妄称长辈，让下人敬孝。旧社会的王朝中，君为大，即使是晚辈小儿当了皇帝，长辈和老臣们也要行跪拜礼。依此类推，在官场上就也按官职大小排辈份了，不论官员年长年青，下官见了上官要行跪拜礼。
　　 再看官与民的辈份，民对官称之为“父母官”，当然官就比民高一辈了。更有“子民”之称，那就更证明民是官的小辈，这还算客气点，有子民也不敢妄称的叫“草民”，甚至自称“小人”，这就更低下了，致于叫“刁民”者，就更不齿了。老家有句俗语，受了压制欺负就说“小辈到你手里了”！上辈压下辈成为天经地义的规则。所以就连恶霸、混混使坏也口称老子如何……
　　 中国共产党给华夏带来了清新风气，发明了“同志”称呼，意思是志同道合，共同信仰马列主义。这一称呼从本党扩展到革命队伍中，进而到人民大众中，相互之间不论年长年幼、男女老少、职位高低，统统互称同志。礼节是互相握手，不再跪拜了，显得很平等。在军队中也不称长官了，而是司令员、战斗员、炊事员，一员到底政治地位平等。
　　 同志这一称呼，在革命战争年代尤其亲切。在那白色恐怖下血雨腥风中，能找到同志，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生死相依，荣辱与共，为了共同的信仰目标携手并肩奉献牺牲。直到建国初的一段时期，人们习惯尊重同志称呼，不论熟人、陌生人都互称同志，叫的人亲切，听的人顺耳，叫一声同志，可得到雷锋式的无私热情帮助，情感纯真的主人翁平等相待。
　　 革命胜利后进城坐江山，称呼逐渐发生变化。虽然存在官样文章中还是说同志，但在实际交往中是以官衔职务称呼了：主席、书记、什么长，又演变出了“三呼万岁！万寿无疆！身体永远健康！”之口号。连一些标示年龄的称呼也变味了，如“先生”、“后生”，本意是指相比较出生的先后，先生者为大，后生者就是晚辈了，我家乡习惯叫年青人为后生。不知什么时候，先生成了对有地位人的尊称，老百姓即使是先出生的，也只能称为“小老儿”。还有一个“老”字，本也是对相当年长者在其姓氏前加个老字以示尊敬，后来也演变成了对当官者的敬称，本来一个年青官也必带老字称呼，为官即老，又标示着比草民长了一辈。
　　 到改革之后，似乎连同志称呼也改革掉了，现在如有人称同志，那将视你为另类真逗人的。是志有些不同了，民间各人做各人的发财梦，老板有老板的打算，打工仔有打工仔的想法；官场上唯上司马首是瞻，看上司脸色行事，甚至行贿讨好上司以望栽培升官。理想信念淡化了，志不同道不合当然就不愿称同志了。
　　 中国排辈份真成了传统，国家领导人也排起了“代”，从毛泽东主席排列到上届胡锦涛总书记，说是“四代领导人”。“代”似乎与“辈”近意，起码都说明不在一个时间段上。那习近平总书记一届领导人能不能排到第五代还不敢定论，这困惑是难于找一个统一标准去排代，按年龄或职务都说不通，按贡献说又与代不相干，这代的叫法总觉得别扭不科学，这其中又含有多少凡人费解的深意？
　　 谈辈份，实际上是在说人们的生活地位。
　　 从生育方面说，长辈生育晚辈，晚辈就应当孝敬长辈；从政治方面说，将掌权者和强势者推到长辈的地位就与现时代不合拍了，毕竟奴役剥削压迫人的时代早已过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官与民都在人民之列，政治地位平等，民养官，官服务民，应该说只是社会分工不同。在法冶社会里，更应该尊重人权，平等待人，为官者应从为民做主到让民做主，确认民众的主人翁地位，更新父母官理念，增强公仆意识，是社会发展的趋势。
　　 纵观历史，可发现愈是在政治上淡化辈份，就愈和谐发展。人民大众从奴隶—子民—主人，是政治辈份、人权的逐步提高；而掌权者从奴隶主—君王—公仆，是辈份的逐步减弱。民与官在逐渐拉平辈份，也就是沿着平等、公正、自由的必然规律进化，现时正处于突破瓶颈的关键，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必将为此给力！一些强势者也不要老借用辈份抬高自己，人为制造差别不平等，凡拔高自己脱离群众者没好戏！“官念”顽症不治，民心愿望难遂，和谐社会也就大打折扣了。
　　 平等、民主、自由，是“地球村”的热门话题，是地球村大众的共同追求。没有辈份观念的国家先进发达了，还热衷于论辈份的国家不但落后，而且确有愚昧嫌疑。待到大同社会时回顾，辈份论将成为历史笑柄。
　　 思想解放愈来愈显得必要，他是清除辈份论等旧观念的净化剂。人身解放，经过了近三十年的战争硝烟，随着开国大典的礼炮告竣了；思想解放，已经过了三十多年的没有硝烟战争，还在路上。中华有五千年厚重文明史，同时也伴随着不薄的旧观念，脱掉这根深蒂固的紧箍帽工程何时竣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