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最初有记忆的地方，便是那条里弄。
　　 里弄是南北向的，东一撇，西一行，座落着两排房子。她家就是东撇最北边的那间房子。土色的外墙，漆着蓝色的木格窗子。那窗台很高，她得蹬着木凳才能够到窗子。
　　 她总是蹬着高尝试做各种各样的事，比方说她爬上窗台，身体平整地扒着窗子往里看，玻璃窗里面黑漆漆的，她使劲儿把鼻子和脸压得扁扁的时，才勉强看到屋里面。
　　 其实没必要在外面蹬着高往里看的，屋里面的陈设很简单，一件挂钟，钟摆总是不急不慢地晃，偶尔看到它懒懒地不动了，爸与姐们便用一把黑钥匙在钟表的两个鼻孔里转，咔，咔，然后它又活过来，“滴答，滴答”，再重复着这个亘长的节律。
　　 那个声音简直枯燥极了，仿佛要把一切凝固了似的，没一点生机。于是她喜欢听别样的声音，于是她总是趁大人们不在时起劲儿地拨一个老式收音机的旋钮，“滋滋啦啦”，于是各种奇奇怪怪的声音尖锐地跳跃，要鼓破包着收音机的那片网布。
　　 她总喜欢搜一个软绵绵的声音，那腔调很好听，总是一男一女在说“莫斯科广播电台”，那个台子总会有很好听的曲子，天籁一般悠远得让人安静。
　　 其余的时候，她还是酷爱蹬高，因为蹬着高便可攀上院子的围墙，便可看到院墙外的世界。
　　 大人们都出去了，剩下锁在院子里的她。起先她还会规规矩矩在院子里玩，等到爸妈以为她乖得可以带弟弟了，便把她和弟一同锁在院子里。
　　 其实他们真不知道这个女孩子有多野，因为她总是趁他们不在时蹬高，她蹬高便可看到高高的院墙外，看小娣家的木栅栏上的爬山虎，一节一节地开着紫色的喇叭花，还能看到道西那边的老金家，金爷总在房檐边竖一只木梯子，他也总爬上爬下的。
　　 她趴在土砖磊起的墙头上奇怪，金爷也没让大锁头锁在院子里，他爬到房子顶上干什么？那房顶大概有好吃的？不知道，反正他时时蹬高爬上，也时常将好吃的塞给弟，让她误以为，他家屋顶一定是藏着吃食的地方。
　　 弟弟的归顺壮大了蹬高的队伍，不过他还是小，蹬高的技巧远比不上她。她可以只借助一只木凳子攀到窗台上，然后慢慢蹭到离窗沿很近的围墙边，只要手搭上了墙头，脚底再蹬紧几块突兀的石楞，那围墙外的马路都让她看得一清二楚。弟蹬着凳子够不到窗台，窗台下一只大酱缸靠边站着，上面扣着一只洋铁盆，于是弟独辟新径，踩在酱缸上的洋铁盆蹬了高，而他是不满足于扒墙头的，他翻墙而过，于是她也战战兢兢地跟着翻出了墙。
　　 外面的世界真大！院墙以外的路也极宽，石灰与柏油相互掺杂，偶尔一场雨，滑腻的黑泥也会与石灰裹挟。机动车不怎么过街的，都是二八自行车叮铃铛锒地在街中穿来穿去。从南到北，并没有很新奇的事，只有一棵多年生歪脖子老榆树，适时地在枝头挂上嫩绿的榆钱。这榆钱一串串儿地在枝头摇曳，惹得她跃跃欲试，她手脚并用地攀上树干，骑着树丫，将树梢上的榆钱枝折下来，抛给仰着头等着的弟。
　　 惊险刺激的不是这些，这只是毛毛雨。三零五七部队里的主席台子平日里空闲着，台子上的木架子便是一群野孩子的游乐场。木架是主席台的支架，如云梯般直冲顶棚，那是个n型的木架子，从左端的梯子爬上，再从右端爬下，中间有一大段距离，几乎要悬空爬过来。那要有绝对的胆量，爬在架子上也不能往下看。她不知怎么往前爬的，她不敢看下面。
　　 这是个秘密，大人们不会知道的秘密，姐和弟回到家时满身满脸的泥露出许多破绽，但大人们不会想到那是爬主席台架子的缘故。不过翻了自家的墙是不争的事实，邻居们告诫妈妈：别锁门了，拦不住那俩淘孩子。
　　 弟一不留神将墙根下的大酱缸给踩翻了，新下的酱汤流了一地。姐弟俩吓哭了。妈妈破例没生气，收拾了酱坛子，也敞开了门，再不用铁将军把他们锁起来。这自然让人欢天喜地，她反而收敛了许多野性，不再带着弟攀那个高架子。
　　 她喜欢上了露天电影，三零五七部队大广场时时支起一张大白幕。夏日的夜晚，姐姐们领着她和弟坐在长着嵩草的场地上，看屏幕上的硝烟，以及无声而可笑的画面。
　　 她始终不明白那个只会啊啊发音的邻家阿姐怎么看电影，哑巴姐听不到声音，她说不出话，她比比划划的手势很有趣，像舞蹈。她看芭蕾电影时，眼睛亮亮的。隔着木栅栏看哑巴垫起脚尖，在院子里打着飞旋，可真美啊！哑巴姐手臂伸展着，翎羽欲飞似的。妈妈不知和谁说着话：哎，这孩子多俊的模样，可惜是个哑巴。
　　 她是弟的跟班，当她发现自已是这个角色时，已然混迹男孩子堆儿了。母亲高一声矮一声地唤着姐弟俩：妮……小儿……唤到三遍头，姐和弟才灰头土脸地窜出来，接着便沦为被剥衣褪皮的境地。
　　 里弄的路并不四平八稳，总会有积水积雪结冰的时候。或者哪家泼出一盆子水，那似乎是一道指令，于是妈妈们寻着迹再往上泼水，一来二去，这水结了冰，成了长长的滑溜溜的冰道。爸爸们继而再扩展冰道，他们提拎着水梢浇冰，那成了一块大冰场，于是孩子们尖叫着蜂拥而来，甩着鞭子抽冰尜，鞭子被甩得啪啪响，冰尜也呜呜嗡嗡地自转成一盘流转的星体。男孩子玩的一种冰车叫单梯儿，那是单刀滑车，要双脚踏在单车板上，半蹲半起，双手中的铁钎要上下飞舞，借着铁钎的推力，单梯车滑行得飞速。她战战兢兢将双脚踏在单梯儿上，只觉得晃悠悠地站不住，单梯儿离地很高，她也左摆右晃地撑着冰。要紧的是冰钎子得摆起来，得有频率地撑冰，而滑动起来的单梯越跑越快，几乎要像离弦的箭一样。这要有撑冰技巧，也需要胆量。野冰上坑坑洼洼的，单梯儿刀与这样的颠簸共振，稍不留神，人仰马翻，车被弹出了似的，人也会被摔得在冰上团团转。
　　 她大概是仅有的玩单梯儿的女孩儿，混迹于男孩儿堆里，自然野性大增。腊月的东北冷得嘎嘣响，似乎声音都变得清脆易断。
　　 爸爸开始冻冰灯了，姐弟两人欢天喜地，跟在爸爸身后也紧忙起来。维得罗是一种上宽下窄的水桶，这地界里有好多只管叫却叫不出什么道理的词，比方把这水桶叫成维得罗。但这无关紧要，一点不影响将水注进去，再冻得八成紧，将中间未冻实的冰水扣出，再接着冻。父亲用铲刀冲着这个冰坯子开始雕琢了，先是掏出装蜡烛的空膛，再为这只冰模子刻上花纹，它越发像只精巧的冰雕艺品。灯芯可以插红蜡烛，也可以挂红灯泡。两只玲珑剔透的冰灯挂在大门柱上，一边一只，于是那样的冬季里，红彤彤亮闪闪的冰灯成了里弄最耀眼的风景。
　　 里弄住着多少户人家，她无从记清，倒一直记得钱家的一头大猪。大猪哼哼叽叽的，除了睡，便是拱那个圈门。她讨厌那个气味，远远地躲开，因而她不怎么去钱家玩。钱家的大姐长得很壮实，去了冰球队，那一定与吃了那只猪的肉有关。
　　 里弄口靠近那棵榆树的便是英子的家。那是出街口，她走过街口时总会传来评戏咿咿呀呀的唱腔，那个声音是从英子家的庭院里传来的，唱戏的，是英子的姥姥。
　　 大姥唱的是什么她其实并不知道，她只觉着大姥唱戏的样子挺好玩。那两只皱皱着皮的手指翘着，英子说那叫兰花指。兰花儿的指头一定很美的，如葱白样滑嫩，绝不似大姥的皱皱巴巴的指头吧，况且那声音也不甜细，粗砺而又嘶哑。英子妈说大姥是评剧院的台柱子，那年月当家花旦。她实在弄不明白花旦是何物，戏剧里人的脸都挂着厚油彩，男男女女的扮演着的人唱着笑着哭着，在方寸舞台上说着大千世界。
　　 这不是她那样的年纪能看明白的世界，她时常看大姥唱着，眼泪也一对一双地往下掉，她分不清大姥的眼泪是在戏里的，还是戏外的。大姥时常在屋里一声一声地唤着英子，英子不搭理她时，她也哭，并一顿一顿地，再勾起一段腔调，于是英子便应着进去，或倒便盆去了，或端进一盆清水。
　　 大姥也会拄着拐杖蹒跚移到当院。木手杖拄在院子里的石板地上，发着咚咚声。那声音传得很远，如同她唱戏的声音那样，在布着青石的地面上回旋。
　　 当院里的摆设有别于里弄别人家，那院子地面是青石码排的，院墙边有一只圆石桌，两只石凳依然停泊于石桌边，似在履约着经年的约定。大姥蹒跚着坐在石桌边时，会把两只手一上一下叠在木手杖的柄上，下巴抵着手臂，目光落在屋檐下的石板砖围起的花池里。不过那花池并没有花，只有蔓生的蒿草蓬勃地长着。站起身来，再蹒跚着移动脚步，木手杖的尖就搭在几块板子上，她“嗵嗵”触着这几块板材，自言自语着：这棺材料子真厚实。
　　 她知道棺材是死人才躺的地方。后街的大庭院的门大敞四开着，许多人进进出出，院子的正中间停着一口棺材，几个人正给棺材上红色的漆。那血红的颜色很刺眼。她于众人的缝隙外也晃得睁不开眼。
　　 许多人开始围着那口棺材了，哭嚎声一浪一浪的，有人高举着一把大锤子，要把棺盖上最后一颗钉楔进去，有女人的尖叫，她生着蛮力似的，要掀开那个棺盖，她扑向抡锤子的大汉。
　　 那口血红的大棺材让人抬走了，庭院的地上滴滴落落几块大红漆，在阳光下曝晒着。
　　 金爷从木梯子上摔下来，从此他再不蹬高上房顶了。
　　 她家门后的那口井是大人的心病，据说是房子地基里埋着水管阀，水阀要是坏了，她家的屋子就会被拆，于是她家就搬离了那条里弄。搬之前，大人们用木棍敲一只盆，把还没睡醒的娃娃们叫醒。
　　 谁家大人用一只黑白版相机给这些孩子捏了个影，照片里，大雁噘着嘴，脸都歪到了一边，她还没睡醒。
　　 那一年，她八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