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十二岁的小方语突然抱恙，从补习班出来的时候脸色一会儿白一会儿黄，还不停地出冷的虚汗。我问她哪不适，她只是双手护着腰不住地叫难受，也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弄得我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一筹莫展。再问她的时候，她又蹲在地上直透粗气。于是，我像打游击一般反复地耐心地寻问她哪出了问题。功夫不负有心人，我如掏金子一般掏出了她的两处不适：腰处胀痛且忽左忽右；胸闷。
　　 医院里，谭医师也如我一样处在“不知所措”的窘境。没辙，谭医师根据小方语的现状，也根据我所提供的信息，给小方语的病情开出了四项检查：照B超；做心电图；尿检以及血检。很快的各项检查都出来了：彩超显示，肝脏、胆囊、胰腺、双肾、膀胱声像图未见异常；心电图的结论是正常；尿检也正常；唯一血检的分析报告显示炎症偏高。
　　 我急切地问：“这炎症是因什么而引起的呢？”
　　 谭医师摇了摇头：“这是结果，原因待查。”
　　 我一时语塞，还是嗫嚅了一句：“这……该如何？”
　　 谭医师道：“消炎啊，家里有消炎片吗？”
　　 我道：“有阿莫西林胶囊。”
　　 谭医师道：“可以。先吃一段时间的消炎药，如果情况没有好转的话再来医院。”
　　 话说到这份上，小方语的就诊算是结束了。而我，心里着实堵得慌，心想：“这上上下下地跑了四五处的就诊区，到最后都不明白孩子的病是因何而起。这到底是我这个做大人的失败呀，还是医院的医师的失职啊？”回家的路上，我一边纠结此事一边又心疼女儿。
　　 我给小方语喂了药之后，重新将病历及检查结果分析报告左看右瞧，感觉有不对劲的地方。中医的开山鼻祖扁鹊有望闻问切的四诊方法。谭医师只做了简单的问，并没有涉及其他。而西医呢，在我的记忆当中，做了一辈子的临床医师的父亲总是会在询问了病人的情况之后拿着听诊器为病人听诊。据说这听诊器能更准确地找出病人的病灶所在。事实也是如此，父亲在对病人一番检查之后作出准确的判断，并告之病人得了什么病，是因何而起的。谭医师没有触摸听诊器啊。这么说来，谭医师是个……哎，我的心呀，还是堵得慌。
　　 “爸爸……过来……”
　　 这时，房间里传来小方语痛苦的求助声，并飘来一股难闻的味道。我赶忙跑了过去，只见她吐了一地。我急忙又拿了垃圾筒递了过去，并清理呕吐物。于是，我醍醐灌顶幡然醒悟地道：“崽啊，你是晚上着凉了冷到了胃，对不？”
　　 此时的小方语用手极力地捂着胃部，点了点头，“难受，好——难受，爸爸。”并在床上辗转反侧了起来，好一阵子过后，小方语要求我帮她搓背，且要用力地搓。我一边搓一边寻思着，用滚烫的盐或是刚出锅的热鸡蛋来烫小方语的胃部、肚子是不现实的，那要时间。不过，用热水袋来敷就显得容易得多。果不其然，我将热水袋往小方语的胃部一搁，她再也不动弹了。这时妻子下班回家了，听完我的诉说之后，她急匆匆地拿出清凉油给小方语的背部擦拭了一番。于是，小方语顺利地呼呼大睡了。而我，算是解脱了，看了看墙壁上的闹钟，掐指一算，足足折腾了近六个小时。
　　 翌日，父亲心急火燎地从乡下回城，为的是看望他的宝贝孙女。在一番询问之后，父亲一边嗔怪我的不是，一边又愤怒地说：“那医师有病，拿个听诊器给小方语听一下就不得了——懒得要死！”
　　 我愣头愣脑地看着父亲，敢情他老人家话里有话。医生是什么？西方的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说过：“医生有三大法宝，语言、药物和手术刀。”这句话说出了医生的天职与能力。医生一定要以病人为重，为病人着想。同时医生也要有责任心，要细心，要有技术，这都是对医生的基本要求。谭医师把宝压在了高科技上了，通过现代化的技术得出小方语生病的结果，却忽略了个人医术的能力的自我提升。如果我这个结论有失公平，那么至少父亲所说的“医师有病”就是顺应了物欲横流的随波逐流——懒得细琢磨，反正你有钱！
　　 医者父母心，我想谭医师也一样，只是这回她太过“现实主义”了。
　　
　　 【教育的意义】
　　
　　 闲来无事，意外地读到了《古文观止》里“左传”的开篇“郑伯克段于鄢”的文章。文章讲的是国君庄公平定自己的弟弟共叔段叛乱的史实。故事短小精悍，人物刻画鲜活生动，叙事曲折有致，是不可多得的脍炙人口的佳作。
　　 只是读到庄公的母亲姜氏讨厌长子的理由可笑之极，竟然是因为儿子出生时脚先出，进而极力地向郑武公游说要让共叔段立为世子。此意不成，之后又向在位的庄公索要领地，为日后的谋反作准备。试问，天下有如此的母亲吗？就因为长子出世时脚先出而受到了惊吓，真乃一绝！不过，话要说回来，如果不是姜氏的这一“奇葩”将故事情节向前推进，也就没有之后庄公的英武“小霸”。
　　 故事的叙述很精彩，用大段大段的泼墨将共叔段如何扩充势力、如何招兵买马的策略都从庄公与臣子的对话当中一一交待并剖析。不仅揭示了共叔段的不义行径，而且刻画了一位处心积虑、姑息养奸的国君庄公的形象。人物勾勒的栩栩如生，仿佛在书面的字里行间跳跃。庄公的不仁，是谁之过呢？会是姜氏的潜移默化当中“循规蹈矩”的结果吗？恰恰相反，文章并没有过多地去批判、谴责姜氏的过错，而是在将战争一笔带过之后，专写庄公的孝敬了，直至母子俩和好如初，顺应并宣扬了儒家思想。
　　 然而，文章并无褒贬。《春秋》指出：段不敬兄，所以不用“弟”字；两国交战才会用“克”，但又不是；文章虽是谴责弟弟不义的叛乱，但更是贬斥庄公歼灭弟弟的不仁。用“郑伯”而不用国君，是说他作为兄长有失教导。其实，何止兄长啊，他们的母亲不更是有失教导吗？一定意义上，不更谴责姜氏的“助纣为虐”吗。只是，从古之仁德思想出发将这一污点只字不提罢了。
　　 文章的最后，宣扬了儒家的“亲亲”思想，从题目中就可知道。“榖梁传”中这样叙述的：于鄢，远也……缓追逸贼，亲亲之道也。这也恰恰符合了当时的礼乐教化、仁德之治的统治思想。从重民的思想出发，《榖梁传》力主仁德之治。它明确指出，“民者，君之本也”，认为那些昏君暴主败亡出奔，“民如释重负”。清代钟文说：“《谷梁》多特言君臣、父子、兄弟、夫妇，外夫贵礼贱兵，内夏外夷之旨。”从这一点出发，这篇文章当中的庄公具有双重性：一方面灭弟尊王，另一方面又敬母孝礼。
　　 综合上述，故事通过一家三口的“感情”纠葛，充分利用了“不仁不义”的故事达到了教育国人的“国”之策略。那么，我们把“国家”的“国”压缩至“家”的概念，又发现了什么呢？恐怕不仅仅是不仁不义、孝敬了事吧，我看啊，还在于教育！
　　 文章当中只提及了作为一国之君的庄公疏于教导，而对作为母亲的姜氏管教却只字未提。也正是在庄公的容忍、姑息之下和姜氏的怂恿之下，产生了骨肉相残的战争。从个人的情感来说，他们没有胜者。可见教育的作用，好的，能安邦治国；坏的，能使骨肉分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