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过晚饭散步，习惯走到老槐树的遗址旁，地上只有两块腐朽的树根的轮廓，槐树下早已失去了原来的模样，没有了熟悉的身影，欢乐的笑声；没有了菜园子，没有了童年的乐趣，记忆中枝繁叶茂的古槐树和无忧无虑的童年永远封存在脑海里。静静地望着眼前的一切，那些残留在记忆中零零碎碎的残片一点一点渐渐地浮现眼前。
　　
　　 老槐树是我们村子的象征，只要提起老槐树很多人就知道村子的名字，久而久之，老槐树成了村子的代名词。九十年代中期的一个中秋节，老槐树在死去五年后，终于倒了。从那天起，县志的文字里再也没有老槐树的名字了。
　　 老槐树是我童年最深的记忆，虽然过去多年，槐树下的岁月依然记忆犹新。
　　 说不准它们生于何年，据父亲讲，这两棵槐树有三百年多年了，文化大革命时期，工作队破四旧要砍了它们，是爷爷和十几个老人日夜守候，差点被戴上四类分子的帽子才保护下来的；也有人说，是有人贴了工作队长的大字报，警告他要是砍了树，就扒了他家的祖坟，他们怕了才留下的。不管怎么说，槐树保住了，伴随我走过了二十二年。
　　 两棵槐树坐落在村头，像一对恩爱的夫妻，又像不能分离的姐妹，紧紧相偎，枝桠互相缠绕，难解难分。两棵树一样粗大，要三个大人手牵手才能圈起来，高大的树冠就像一把撑开的巨伞，微风吹来，绿叶婆娑，一亩多地都在它们的笼罩之下，中空腐朽的树洞可以容纳五六个半大小伙子。粗壮的树干，旺盛的生命，郁郁葱葱，散发着不老的青春，槐花怒放的时候，很远就可以闻到它的清香。
　　 吕爷爷是个祖传老中医，他告诉村民，槐花有很高的药用价值，能止血凉血，清肝泻火，可以用于血热导致的各种出血热病症，尤其善治下部出血，如便血，尿血及鼻血等，同时对肝热目赤等也有疗效。所以，每当五月槐花开放的季节，人们会不约而同的来到树下采摘槐花。树高大约四米，树冠笼罩面积太大，边缘的地方树枝底矮，大人伸手就可以够着。底部的没有了，人们就用一根木杆在顶部绑住一个铁丝钩，钩低树枝，小心翼翼的采摘槐花，然后轻轻地放回，生怕折断了它们。回家后晒干，用吕爷爷教的方法，文火轻轻炒一下就成了上好的茶叶。夏天，过午下地的时候，人人手里都有一瓶槐花茶，渴了咪一口，那股清香沁人心腑.，真的不知道是槐花茶的作用，还是那时候的人体质好，很少有上火牙疼的人。
　　
　　 我们村子分为四个小队，槐树坐落在二小队的北边，树下是一个几十平方的平整的场地，自然的成了本队社员集会的中心。每天早晨天蒙蒙亮，高大魁梧的小队长三爷爷向树下一站，高声吼叫几声：起床了，出工了。哥哥姐姐叔叔大爷几十个人很快就会来到，三爷爷就像一个出征前的大元帅，他有条不紊的分工：运粪的，除草的，铲地的......
　　 小小的我好奇：为什么都听他的？父亲岁数比三爷爷大多了，为什么不抗议呢？
　　 每次我这么问，父亲就说：“傻丫头，干什么都有个带头的，没有领头人怎么干好活呢？”
　　 我似懂非懂：“我知道了，就像老槐树，是咱村里所有树的头，长大了我也做头，做咱村里人的头。”
　　 这时候父亲就笑：“好有野心的丫头，头都是男人干的，丫头不能干。”
　　 我真的不知道天高地厚：“不，我一定要做头，头威风。”
　　 二姐逗我：“小四，女孩要嫁人的，要去外村的。你怎么办？”
　　 我想了想，天真地说：“我让别人嫁我不就行了。”
　　 一句话惹得家里人哈哈大笑。若干年后，做了村官，想起了那时的话，颇为感叹：真像俗话说的，人的命天注定，我辍学，不外嫁，也许是冥冥中老天的安排吧。
　　
　　 七十年代末，我们这里是地震宣传的最厉害的地区，教室里不能上课，几个班级就把课堂搬到树林里，那年上一年级，老师考虑到树林距离河边太近，担心学生小出危险，就把教室安到老槐树下，我是班长，当我站在黑板前领读课文的时候，一股自豪感涌上心头：老槐树，我·和你一样，是学生的头。
　　 喜欢在槐树下上课，还要一个重要的原因，老槐树北边，紧邻着公社的菜园，菜园很大，看园子的房子在最北边，距离这里很远。园子和槐树中间隔着一条不是太深的沟，只要爬过沟，那些令我们馋涎欲滴的粉红色的西红柿，嫩绿的黄瓜便唾手可得。每次下课，趁老师不注意，我们几个偷偷地爬过去一个放哨，另外几个钻到棚架下，脱下上衣铺在地上，很快摘了一堆包好，我一个手势：快跑。
　　 急急忙忙回到我们的地盘，十几个人围在一起吃的不亦乐乎。就这样吃了摘，摘了吃，西红柿黄瓜既好吃又解馋，作为零食，更是奢侈品，难得我们饱餐几顿，老师看见了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摘的凶了有时也会吓唬我们几句，后来看园子的几个大叔发现了，就经常走过来看看，我们收敛了许多，馋急了还是忍不住，真正震慑我们的是守园人孙大叔被派出所抓走以后，我们再也不敢摘了，随后没过多长时间我们就搬回了教室。
　　 记得那是一个星期天的上午，在老槐树下召开社员大会，那天老老少少来了很多人，大队书记王大叔说派出所一会要来开会，那个年代，每个人听到“公安”二字都会害怕，人们不知道派出所的人来干什么，在恐慌不安中等待着，议论着，猜测着。不一会，一辆带偏斗的、白蓝相间颜色的三轮摩托车停在路边，从车上下来两个穿白色警服的人，他们直奔槐树下。书记迎上去握手，一个大个子警察向书记耳语了几句，书记脸色大变，他点点头，走过树下的大沟，走向北边看园子的房子，时间不长，五十多岁的孙大叔随书记走了过来，他脸上带着迷茫的神色，刚到树下，那个高个子的民警对着孙大叔的腿踢了一下，孙大叔没有防备，立刻坐在地上，他们拿出绳子，熟练地把孙大叔捆上，那时我太小，根本不知道他们说了些什么，讲的什么，朦朦胧胧的记得说孙大叔偷菜，立刻感觉脑袋大大的，心砰砰直跳，以后再也不偷西红柿了，要求老师赶快换学校。
　　 从那天以后，我们再也无心上课，看着菜园子是那么可怕，总感觉派出所会哪天来捉我们，老师是一个本家哥哥，看出我们的担心，安慰我们，不要怕，派出所只会捉坏人，不会伤害孩子。可是，孙大叔是坏人吗？在我们眼里，他是好人，有几次我们在摘黄瓜他都看见了，我们蹲在棚架下不敢动，“小孩子要学好，长大了不要做坏事。”他说完就走了，从来没有吓唬我们，不像其他人，死死地盯着我们，害的我们望梅止渴。
　　 我们不解地问：“孙大叔是坏人吗？”
　　 老师扶着我们的肩头，看着远方，幽幽的说：“你们不懂，好好学习吧。”
　　 在忐忑不安中过了一个月，我们结束了野外学习，搬回了教室。
　　 五年后，孙大叔刑满释放了，那天傍晚，有人看见他久久地站在树下流泪，没有人安慰，没有人陪伴，夕阳下，只有两棵老槐树和他那孤独的身影。过了几年，我长大了，懂事了，才听父亲讲，孙大叔是冤枉的，村里一个婶子，丈夫和公公常年有病，她带着孩子艰难度日，有时去菜园偷菜，孙大叔发现了，很同情她就假装没看见。习惯了，他每次都趁孙大叔守园时偷菜，有时孙大叔也会送一些给她，后来被人知道了，她羞愧难当，担心大队里批判，就诬告孙大叔调戏她。就这样，孙大叔坐了五年的冤狱，刑满后一直戴着四类分子的帽子，儿女受他牵连，很晚才结婚，儿子找了个媳妇还是傻子。那个年轻的婶婶也受到良心的谴责，人们都鄙视她，很少有人和她来往。如今，孙大叔去世十几年了，她的孩子也成家了，那个阴影才渐渐从人们心中消散。
　　
　　 小时候没有零食，一分钱两块糖也是奢望，很少有人买，小小的我天天盼望从天上掉馅饼，还真让我捡到了。
　　 那年初冬，一连下了几天的雨，下午放学后我走过槐树下，看见槐豆被雨水泡大了几倍，我捡起一颗，剥去黑色的表皮，露出了乳白色的内层，用手捏捏，软软的，我不由自主地放进嘴里：太好吃了，嚼起来有韧性，就像我爱吃的高粱饴糖块。好像发现了新大陆，我蹲下身，匆忙捡槐豆来。很快两个口袋满了，我乐颠颠地跑回家炫耀。
　　 雨天不能下地，哥哥姐姐们都在家，二姐看见了笑骂：“馋嘴猫，这么脏的东西也可以吃吗？当心肚子里长出大虫子。”
　　 “二姐坏，骗人是小狗，”我不信，问大姐，“大姐最疼我，二姐的话是不是真的？”
　　 大姐说：“是啊，地上那么脏，雨水泡的，怎么可以吃呢？快扔了吧。”
　　 大姐也这么说，看来是真的不能吃了。我嘟起嘴，不情愿的掏出豆子刚要仍，母亲过来拦住我：“四，不要听你二姐的，好不容易捡的，娘给你煮了就可以吃了。”
　　 母亲让我把豆子放进盆里洗干净，然后下锅，加点花椒和盐煮了起来。一会儿熟了，我捞起几个尝了尝，味道好极了，从来没有吃过的美味，二姐也凑了过来。
　　 我得意洋洋地说：“怎么样？你是大馋猫。”
　　 母亲看我津津有味地吃着，笑着说：“四，以后晴天拣，回家泡在盆里，等泡好了，娘给你煮。”
　　 我高兴地搂着母亲的脖子笑了。从那天起，我多了一个任务，每到星期六星期天，就去拣槐豆，慢慢的小朋友都知道了，我们一起拣，一起吃，这个嗜好延续了几年，上了初中才中断。儿时的时光天真无邪，没有烦恼，没有勾心斗角，那段岁月直到现在还是那么怀念。
　　
　　 喜欢老槐树，不仅因为它的槐花茶，它的槐豆香，还有它凸出地面的盘根错节，造型别致的根，那些树根弯弯曲曲像蛇，像蚯蚓，像天然的座位布满大半个树底，每次开社员大会都在这里，几十个人坐在树下不用带座位。夏天中午不下地，哥哥姐姐们就坐在树下乘凉。哥哥打扑克，姐姐的纳鞋底，做鞋帮，叽叽喳喳，笑声朗朗，我们躲在一旁，眼巴巴地看着，盼望他们早早离开，那样就成了我们的天下。
　　
　　 两棵树的底部，各有一个可容一个人钻进树洞的小洞。我们喜欢在两个树洞里钻来钻去，借着树根的高度学倒立，学着哥哥那样玩扑克，跳过树根比跳远，几个胆子大的男孩子会搭人梯爬树，看他们一个个爬上树，拽住绳子从中间的树洞顺下来，感觉刺激，好奇。那个时候生活枯燥，没有电视电脑，更没有玩具，只能自找乐趣，我最喜欢晚上捉迷藏。十几个人分成两组，一组藏，一组找，直到玩到大半夜父母找我们睡觉了，才恋恋不舍地回家。我怕黑，可是每到这时胆子就变得特别大，无论什么地方都敢钻，也真奇怪，不管怎么藏，对方都会找到。
　　 有一次，我突发奇想，带着两个小伙伴躲进了老槐树洞里，里面很黑，透过头顶的树洞和斑驳的树枝，看见天上明亮的月亮。黑漆漆的树洞，忽然感觉怕，想起了老槐树的传说。
　　 传说槐树是一对老夫妻种的。他们有一个儿子，夫妻俩非常疼爱他，儿子长大后娶了媳妇，二老就等着抱孙子，没想到儿子媳妇不孝顺，结婚没多久就把父母赶出家门，两人无奈，就在野外搭了两间草棚安身，开荒种地，春天的时候，他们在草棚旁边栽下了两棵小树苗，浇水，除草，就像照顾自己的孩子照顾着小树，小树一年一年长大，两人一年一年变老，变成了老公公老婆婆，后来，老婆婆有病去世了，老公公就把老伴葬在房后，围着坟冢载满鲜花，每天劳动时看着老伴，吃饭时陪着老伴，空闲时间陪着老伴说话，多年以后，老公公也去世了，人们就把他们合葬在一起，也许两人的故事感动了后人，每到清明节就有人给他们上坟添土。不知道从何年起，坟旁边建起了一坐小小的土地庙，他们成了我们这一带的土地爷爷奶奶，每当村里有人去世，都要过去烧些纸钱，一代一代就这样延续下来，直到现在。
　　 听人说，半夜里经常看见树下有人乘凉，说话，阴雨天的夜里，还有好多影影绰绰的鬼影..........说那些都是村里去世的人。传的活灵活现，每到晚上经过槐树下，人人都感觉惧怕，白天树下热闹非凡，晚上死寂一片，神差鬼使，我怎么想到藏到这里呢？晚上这里没有人敢过来，就是大人也很忌讳这里。
　　 已经很晚了。另一组小朋友始终没有找到这里，他们也许根本不会想到我们会有胆量藏到这里。我们三个人紧紧依偎在一起，也许都想到了那些鬼怪的故事，谁也不敢说话。透过脚下的树洞，仿佛看见树下来来往往的人影。是鬼吧？阵阵恐惧袭来。我们闭上眼睛，谁也没有胆量爬出树洞。外面静悄悄地，他们找不到我们也许回家睡觉了。我们想喊，却担心真的招来了鬼，想哭，又不敢出声。
　　 终于，外面传来脚步声，我听见父亲的声音：“四，你在哪？是不是在树洞啊？”
　　 “爹，我在这。”我想答应，却怎么也说不出声音，那时已经吓傻了。
　　 一会儿，脚下出现了马灯的亮光，我们听见欣喜的声音，是一个伙伴的妈妈：“在这，都在这。”
　　 这时，我们终于清醒过来，一个一个爬出来，，那个婶婶抱住我们：“几个小祖宗，你们怎么藏到这里，把我们都急死了。”
　　 父亲抚摸着我的头：“四，害怕吗？”
　　 父亲不问还好，这么一问，我“哇”的一声大哭，所有的恐惧都在这一刻释放出来。
　　 我恨死了老槐树，以后再也不来了。
　　
　　 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土地包产到户，生产队解散了，人们打工，做生意，各奔东西，树下的广场失去了它的作用，慢慢的荒芜了，长满了茅草，老槐树依旧枝叶茂盛，槐花盛开，再也没有人采摘，渐渐地引来很多黄蜂马蜂在树上安了家，成千上万的黄蜂在低垂的树枝上飞舞，人们经过树下，有时不小心招惹了它们，就会遭到它们地追逐，很多人都被蜇过。有一次，它们把一个半大孩子蜇了，孩子想惩罚它们，就想了一个办法。黄蜂的老巢就在左边的树洞里，冬天曾有人看过，从底部到顶，围着树壁，密密麻麻大大小小有几十个。
　　 一天傍晚，黄蜂们静下来了，他们几个带着木柴慢慢的从地上爬到树洞，堆进柴草，点燃了火种，火慢慢地就燃烧起来。老槐树的树心早已腐烂，只有表皮是活着，人们说，那是老公公婆婆的灵魂附在上面槐树才得以不死。现在燃起了火，中空的树心是天然的抽火筒，火苗很快窜上树顶，清晰得听见树心中“忽忽”的着火声，几个孩子慌了，路过的人都停了下来，村里人得到消息纷纷挑着水赶了过来，火在树心燃烧，树干粗大，无法攀登，没有办法救火，成群的黄蜂飞舞，人们只能远远地躲开，看着火苗肆虐的燃烧，大约二十分钟，火熄灭了，人们寻找几个惹祸得孩子，他们早已跑掉了。
　　 来年春天，经过这次浩劫的槐树没有吐蕊，它死了，右边的那棵依旧发了芽，但是是细心的人发现，它有了很多枯枝。说也奇怪，那一年真的没有黄蜂了。一连三年，槐树每年都会死去一部分枝桠，到了第四年，它完全死了，再也没有发芽的枝条。很多人不明白，这棵老槐树怎么也死了。树枝枯烂了，渐渐地离开母体，没有一个人捡回家做烧柴，人们怀念老槐树，他们把脱落的枝条捡起来放到树下，树枝越来越多，堆起高高的一垛，一年一年，在腐烂在减少。
　　 看着并肩挺立的两颗树干，我忽然懂了：它们就是一对恩爱的夫妻，或许就是老公公老婆婆。苦苦支撑他们地就是彼此忠贞不渝的爱和相濡以沫的情，几百年来，它们相守，相偎，相望；老伴去了，它紧紧相随，生生世世，永不分离。
　　
　　 我抬头，遥远的天际，夕阳西下。
　　 天尽头，一对老人牵手而坐，看着天边的晚霞，脸上带着灿烂的笑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