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淅沥的小雨过后，湿漉漉的土地像人一样换了新装，地里的庄稼更加翠绿欲滴，弥漫着的尘灰被雨水收在之自己的囊中，空气便清新起来。人活在空气当中，环境的变化往往会引起人内心世界的波动。这就就应了那句话，好的环境会滋生出心灵愉悦的情愫。恰在这样的天气里，遇到我初中时的张老师。
　　 眼前的张老师是身板还算硬朗，花白的头发显得有些凌乱，脸上爬满了皱纹，黝黑的面色给人一种久经风雨的感觉，从他的身上隐隐可以看出岁月的无情与沧桑来。我不想触及他家里的任何事情，因为这会戳到他心里的痛处。
　　 张老师是我从初一到初三的班主任，上课的时候声音洪亮，慷慨激扬，读起古诗文来摇头晃脑，拖着长腔，给人一种陶醉其中和意犹未尽的感觉。我从学校里走出来，也就很少见到他，工作以后更是如此。
　　 张老师的儿子，与我是同班同学。在学习上他对儿子要求特别严，甚至说是苛刻，每篇课文都要求他背得滚瓜烂熟。他经常在课堂上这样告诫我们：“读书的人就要象个读书人的样儿，哪怕是去蹲茅坑，即使没工夫看，手里也要拿本书。人一辈子要活到老学到老，一定要养成读书的好习惯。”让张老师没有想到的是，巨大的学习压力使儿子没上高中精神上就出了问题。作为一个站在讲台上多年的教师，他也知道那种强制性的灌输式的教学方式对学生是一种危害，可是他也有望子成龙的心态。面对应试教育的体制，他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改变，因为只有分数才是改变人的命运的真理。儿子时好时坏的精神疾病让他有了“心比天高，命比纸薄”的感觉。无奈之下，他咬着牙把他这些年教书省吃俭用积攒下来工资全部拿出来，给儿子娶了一房媳妇，想用媳妇的温暖来驱除儿子精神上的阴霾。媳妇过了门，可他的心还是悬在心口窝上面，终日里耽心儿子犯病，耽心他们小夫妻无法像正常人那样一起生活。直到有一天老伴告诉他媳妇怀孕了，他的心才落到实地上。可是好景不长，一个夜里，儿子突然失踪了。接下来的日子他家里更是鸡犬不宁。开始的时候，他去周边的镇村去打听儿子的下落，紧接着又到周边的县城去找。始终不见儿子的踪影。找了两个多月，他身心疲惫，心里充满无限的失望。最后，他去派出所报了警，同时怀里揣着印着儿子照片的寻人启事四处寻找儿子的下落。这样以来，他实在无法安下心来去教书了，学校考虑到他的实际情况，只得从社会上聘请一个人顶替他教书，工资从他身上出一半，学校补贴一半。
　　 就在张老师风风火火的寻找儿子的时候，儿媳妇回了娘家，并且捎信来说，她要求离婚，再也不回来了，焦头烂额的张老师更是措手不及。无奈之下，他带上礼品去去瞧看怀着身孕的媳妇。他得到的答复更是让他无法接受，媳妇坚持要做掉肚子里的孩子，马上改嫁。他实在没有办法了，就托了两个村的干部给媳妇的你娘家人谈判。结果是，想要孩子可以，条件是让他拿出一万块钱作为媳妇的营养费。
　　 为了寻找失踪的儿子，他变卖了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家里实在拿不出这一万块的营养费。被逼无奈，他去银行用工资本抵押贷了款。
　　 时间一晃就是二十多年，我想，张老师的孙子也该长大成人了。看着老师饱经沧桑的摸样，想到他家里的那些让人心酸的家事，我心里就开始发软。
　　 “张老师，你孙子长大了吧？”我若无其事的问道。
　　 “长大了，我找你就是为了他的事儿。”提起孙子的事情，张老师脸上掠过一丝笑容。
　　 我听他这么一说，心里顿时轻松多了。没想到一个风烛残年的老头儿，家里出了这么多变故，居然还是支撑过来了，我被老师这些年的顽强感动了。“那就好，这些年总算把他熬成人了。”
　　 “这些年来，日子是咋过来的我都迷糊了。”张老师脸上又布满了乌云。
　　 张老师说这些年寻找儿子，养活孙子，日子过得又苦又累。早些年，孙子大专毕业，鼓足了劲要考公务员，考了几年也没有个结果。有一次笔试考了个第一名，可面试的时候没考过那个笔试第二名的。后来才知道，人家有一个当局长的爹，孙子为此事苦恼了好一阵子。有了他爹这面镜子，我恐怕这孩子心理上出现什么问题，我就开导他说，你仔细想想，人家爹是干啥的，你爹是干啥的，心里就亮堂了，自古都说“朝里有人好做官”。后来想通了，就去上海打了工。去年有人给他介绍个对象，我想给他操持着盖一处楼，年底就结婚。如今农村里变化可大了，年轻人结婚要有一处楼，还要备上一二十万块的彩礼钱。村里有个小伙子，这些年也不知道在北京干啥，回家找人说对象，媒人带着他与女方见面。女方家里四个女儿，都没出嫁。那小伙与老大见面，小伙子与那女孩说了一会话，对媒人说自己不想愿意。女孩爹心里急了，就对媒人说，我这四个闺女，随便他捡，看中了就拿二十万领去过日子，干脆利落！结果那小伙看上了女方家老三，随即取出钱，当天就拜了天地入了洞房。这样滑稽的事情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心里很不是滋味。老师说自己想给孙子盖房子，早些年村里给孙子划了一块宅基地，当时手里没有钱，孙子上学还要交学费，房子一直没盖上。这些年他在外打工，手里积蓄了几个钱，就说去盖房子，村书记就是不让盖。说着话，老师将村里、镇里的那些关于宅基地的手续拿出给我看。我看了之后，心里疑惑起来，你的手续这样齐全，村书记有啥理由不让建房呢？原来这些手续是村里老书记给办的，去年老书记死了，新任书记对村民说，一朝天子一朝臣，过去老书记办得和承诺的事情，现在都一风吹了，今后另打锣鼓另开张，我不发话的事情谁也不能办。新书记说我的这些手续都被一风吹了，房子没着落，媳妇哪能愿意进门？
　　 张老师的一席话，让我感到哭笑不得，然而这些却都是现实，就像一条河让他无法逾越，这些事情都是基层一些人搞“吃拿卡要”形成的。
　　 看到了张老师，于是又想起了代我的政治的杨老师。
　　 杨老师是五七年的大学生，在大学里酷爱哲学，思想活跃，敢说敢讲。因为在校报上发表一篇《物欲是造成人的流氓性的根源》的论文，被学校开除学籍，回到老家又被批斗了好多年。一九七八年底才给落实政策，在学校里教政治。
　　 杨老师退休那年给儿子盖了新房，娶了媳妇。手头的钱哪里够用，亲戚朋友那里借了好几万才把儿子的这些事情办好。杨老师经常在外面说，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把儿子培养出来。
　　 杨老师一个人的工资加上几亩薄地养活着全家四口人，除去吃喝拉撒、人情礼往，一年下来也剩不了几个钱，况且儿子成家时的还欠下了许多外债，日子一直过的很紧吧。后来儿子、媳妇提出分家，并且提出了两个条件：一是家里的几亩土地全归儿子所有；二是家里欠下的外债全部由杨老师偿还。杨老师答应了儿子媳妇的条件。几年来杨老师两口子省吃俭用，才把欠账还上。当杨老师把最后一笔欠账还清的时候，他心里才长长地松了口气。杨老师万万没有料到，就在自己生活出现转机的时候，老伴却得了脑瘤住进了医院。杨老师不得不重新举债为老伴治病。一年之后，老伴撒手人寰，杨老师一个人过着伶仃孤苦的日子。
　　 我问张老师：“你知道现在杨老师情况吗？他现在还好吗？”
　　 我的问话让张老师的脸色立刻黯淡下来，他先叹了口气，说杨老师一年之前就去世了。我感到惊讶，更觉得有些突然。我从张老师那里得知，早些年儿子媳妇总与杨老师因为工资本子的事情生气。儿子媳妇说杨老师老了，花钱的地方也不多了，要把杨老师的工资本收回来。杨老师不同意，说等把给你娘治病欠下的那些帐还清了再把本子交出去，只要我活着，我手里有多少钱最后还不都是你们的。儿子媳妇哪里听进这样的话，为了此事，杨老师被儿子打骂了好几顿，最后一次杨老师的门牙被打掉两颗。一气之下，杨老师一个人去了上海捡破烂去了。去年腊月里，杨老师一病不起，死在了上海。
　　 听了这些，我心里感到震惊。杨老师年轻时深受政治运动的迫害，到了老年又遇到一个大逆不道的儿子，这人的命运是这般凄苦，这样荒凉，真是让人寒心。这不禁让我想起当年杨老师教书时的摸样来：高挑的身材，一身青灰色中山装，左上方的口袋里始终挎着一支钢笔，上宽下窄的脸上闪烁着一双智慧的眼睛，讲台上的他谈经论道，口若悬河，与学生之间总有说不完的话题。远走他乡的老师，最后客死在异地，他的尸骨虽然被安葬在故里，而他的魂魄也是否回来了？
　　 也许是张老师看出了我心中的凄楚，便要与我告辞。我紧握住老师那干裂的双手，心里感到前所未有的憋闷，眼睛有些湿润。
　　 分手的时候我与张老师交换了手机号码，对老师说，你的岁数都这大了，有什么事情打个电话就行了，不需要大老远的再跑到城里来。老师脸上扬起似乎是感激的笑容，我的手被他紧紧地握住，是那样的有力。老师说，有了电话，我就方便了，也省事了。
　　 老师转身走了，走了几步又回头看看我，抬起右手朝着我摇晃了几下，大声说，“我走了。”
　　 我站在那里，目送着老师苍老而又渐渐远去的背影：由一个在人行道上晃动的长条，变成一个模糊的黑点，最后消失在这座县城喧闹的人流当中。
　　
　　 2015/3/13夜于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