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说普通话长大的孩子，而今却难有标准的发音，每每听到周围响起流利的普通话，我热切的双眸满是欢喜与羡慕，那说话的人儿也在刹那间变得优雅美丽起来。我是如此迷醉，全然忘记自己生来就是这样的口音。
　　 父亲是军人，我们姐妹从小便随他走南闯北，从福建出发，呆得最久是山西，中间我们姐妹时常会去江苏外婆家住上一阵子，但是无论在哪里我们都只说标准的普通话。有时想，周围那么多方言，我们家也只有父亲一人说普通话，带我们的母亲和外公外婆全是江苏话啊，为什么幼小的我们却固执地选择普通话呢？我不清楚，那时候并没有语音审美能力，只是单纯地像饿了就要吃一样，我们想表达自然是普通话，没有理由也无需理由。直到我和姐姐们先后步入部队所在地就读小学，我才知道普通与地方话的重要区别。
　　 普通话给我们贴上无形的部队子女的标签，我只要开口，周围的同学立刻会对我刮目相看，大家争先恐后地帮我，连老师也会对我这个新生格外照顾，耐心有加。就算我们姐妹淘气偷摘了村民的柿子，被父亲痛斥一通，归还回去，人家一听我们标准的普通话，不但不责骂我们，反而采摘了熟透的烘柿让我们品尝。我们哪里敢吃，默念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掉头就跑。
　　 那时候我在学校不但成绩优异而且是班里的长跑冠军，别看姐姐年长我两岁，个头也比我高不少，可远不是我的对手。以至很多年后，曾经看着我们长大的解放军叔叔来电问候我们的父母，提起我总要说，这个调皮小鬼，现在该是长跑运动员了吧？
　　 每每听到父母转述，我便默然地转过头去，眼圈一阵发红。如果当年的叔叔看到如今的我，他们还会认得出吗？
　　 在我二年级下半学期的时候我们姐妹随父亲转业来到地方。父亲是一个固执的人，本来扬州已经安排好了，可他偏要叶落归根回老家工作，母亲哭了几场，全无办法。我记得我当时的班主任也来送我，带给我们很多煮熟的鸡蛋。我们姐妹年少不懂事，笑啊闹啊，想象着父亲说的那个喊爸爸发音成“达”的地方该是怎样的有趣。“打”爸爸喽，我们喊着冲了出去。
　　 下了火车转汽车，终于来到皖北的一个小村庄，这就是父亲18岁前生长的地方。我们并不觉得破旧简陋，只是觉得好玩的地方太少。另外他们的方言听多了也没了新鲜感，只剩下莫名的难懂。还好，县城人说话方言相对较少，听起来不很吃力。他们喊父亲和我们差不多，只是前面加个俺字，连起来就是俺爸俺妈。我开始最讨厌这个俺字，那时并不懂得土和洋，只是打心里觉得难听。很有些排斥。有些事情很奇怪，以前在江苏呆的时日也不算短，那里的方言应该比安徽更重，尽管我从没想过学说江苏话，但却从未厌倦过，甚至是倍感亲切。
　　 不喜欢现住的县城从语言开始。等我入学之后，才发现我所热爱的普通话竟是造成我灭顶之灾的直接原因。在学校，我的衣着和这里的学生没什么不同，虽然她们穿的是需要系布条当腰带的裤子，我们则是比较幼稚的背带裤，但外面有上衣遮挡看不出彼此大的区别。但是只要我一开口，便似一颗炸弹从天而降，全班哗然，大家围着我从头看到脚再从脚看到头。其中一位女生，个挺高，很有些鹤立鸡群的感觉。事实上，她确实也有众星捧月的气派，因为班主任女儿的特殊身份，她理所当然成了班中颐指气使的蛮横公主。她从不单独行动，所到之处，必有全班女生护驾左右。这个阵式让我对学校有了新的认识，它像巨大的阴影一点点吞没我内心灿烂的世界，直到彻底覆盖，将我囚禁在无边的黑暗之中。
　　 我是那么认真而礼貌地回答她的每一个问题，她却嘲笑我的普通话发音，引起围观的女生哄堂大笑，从此我再无姓名，只是她们眼中可供戏弄的小蛮子。我忍着羞耻，低声下气尽力去讨好班主任女儿，我知道只要她高兴了，我的日子也就好过了。然而我永远无法让她满意，她总会想方设法提出新的要求。我俯首称臣的狗腿子形象已让她生厌，她周围太多这样的人，不多我一个，她需要更多的刺激与好处。她开始向我索取好吃的零食。那时候小城是没有泡泡糖的，当我把母亲从上海带回来的100个泡泡糖分批偷偷地孝敬她之后，她如获至宝，越发贪得无厌，不断地向我索要新的物品。1976依然是物质匮乏的年代，我家也没有多少零食和玩具，她却不肯放过我，竟然想到我们家住在招待所的大食堂后面，要我拿些馒头给她尝尝。我哪有钱买，又不敢告诉父母，成绩急剧下降的我在父亲眼里一无是处，他除了责骂我是不会相信我任何话的，就算相信有人欺负我，他也会觉得问题出在我身上。告诉他，只不过是多了个被骂的理由。我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直接向食堂服务员讨要馒头。服务员和厨师们看在我父母的面上，给我些馒头还不成问题。只是班主任女儿成了习惯，她已经不是简单地品尝，而是要我长期供应她家馒头了。这是我力所不及的，她却丝毫不考虑我作为一个孩子的难处，每每看我空手而来，便勃然大怒，指挥着一群女生对我推推搡搡。我哽咽着说我不能再向食堂要馒头了，否则爸爸知道会熊我的。谁知“熊”刚从口中飘出，尚不及落地，班主任女儿便狂笑不已，这种狂笑迅速地传染给她周围的女生跟班团，一群人突发性地集体抽筋，从面目到四肢。我惶然不知所措，在部队的时候，通信员叔叔在我们不听话的时候，常会说他要报告给我们父亲，让我们挨熊。我深信我没有语法错误或是用词不当。
　　 流氓！班主任女儿指着我的鼻尖大喝一声，我惊得倒退一步。流氓，多么可耻地字眼，那是罪犯的代称。班主任女儿为什么给我扣这样的帽子？
　　 流氓！！所有的女生和班主任女儿一个姿态点着我谩骂。
　　 我不清楚那句话究竟是如何流氓了，直到长大以后，才觉得可能是“熊”音同“雄”吧。现在回想起来不觉好笑，可那时的我却被“流氓”二字压得透不过气来。我打心里厌倦上学，可又不敢不去。只能尽量不走出教室，生性贪玩好动的我竟然能安静下来，不和任何人说话，有时憋一上午都不去厕所，更不会理睬任何叫骂声。班主任女儿拿我这样的木头人没有办法，渐渐无视了我的存在。我以为从此天下太平，可是有一天上课班主任忽然让我站起来造句。一般班级只提问优秀学生，无视差生的。班主任的做法让我惊慌失措，不知如何，想了好一会儿，才结结巴巴按要求造句，不想班主任怒气冲冲走下讲台直奔我而来，我怔在那里不知道她究竟要做什么，她恶狠狠地看着我，猛然轮起胳膊，一巴掌甩在我的脸上。我下意识地捂住火辣的脸颊，眼中直冒金星，胖大的班主任忽然间变轻了、虚了，像一团棉花似地飘在了半空，我怎么也看不清她的面容，然而她的声音却很有力地从半空迅速地传来，像一颗炸雷在我耳边响起——反动！
　　 原来我借造句说了反动的话。我完全忘记了我当时造了什么句，但我以我的姓名保证，从生下来那天起，父母就要求我做一个又红又专为人民服务的勤务兵，并将它深深地嵌入我的名子，我怎么可能反动呢？我想是不是我的普通话发音与当地不同，所以班主任没有听清，发生了误会。可是没有人给我解释的机会，我在大家的敌视中越发沉默，甚至在家也不愿意多说一句话了。
　　 父亲对母亲说，你看她越来越不像话，留了一级还得再留一级。一个女孩家，也不嫌丢人！
　　 确实，二年级留级，三年级我继续留级，全班倒数，不留也不行。我很自觉地坐进全班最后一排，那是留级生的专座，远到老师的视线扫不到的地方，当然如果他愿意稍稍用力抬抬头，他完全可以看到这几位留级生，但是他已经习惯目光停留在前排优秀生上。时光流逝，我的谈话越来越接近小城口音，但我从不承认我是小城人，因为我从来没有感受过小城的温暖与阳光，我只是在人们看不见的阴暗角落孤寂地生长，生死由命。
　　 缺少阳光的照耀，潮湿的内心多少是有几分扭曲的，我想我也不能例外。于是在三年级结束我照例全班倒数，老师要求我再留级的时候，我忽然发狂了。平时默不作声的我瞪着母亲说我不留级我不上学了。母亲柔声说，你这么小不上学能干什么呢？干什么都好，总之，我不上学了。母亲还想劝我，我叫道，你再让我上学我就死给你看。母亲不相信地看着我，我望着她一字一句地说我会把家里的老鼠药吃光的。母亲惊呆了，她相信我不是随口说的。她不再逼我上学，可是最终我还是选择了读书，条件是不留级。与其回陌生的老家去开垦一片荒地当农民，还不如继续上学，毕竟已经吃了这么多年的苦，没有人再敢欺负我。
　　 这年没有留级，母亲通过关系让我直接升到四年级。于是我享受了一次按高矮顺序的公平排座，结果大喜过望，我竟然坐到前所未有的第四排，虽然不是正中间，但我已经非常满足了。
　　 新班主任也是女的，姓张，四十多岁，相貌端庄，少了一般班主任的严厉，多了一分和蔼可亲。第一天上课，老师说请普通话说得好的同学举手，为全班朗读新学期第一篇课文。前排所有的同学都齐刷刷地举起了小手，我很怀疑他们普通话的标准程度，我相信全校没人说得比我更好。他们都敢举手，我有什么不敢呢？举手在部队小学对我是家常便饭，可是在小城，还是平生第一次，我的手怎么也没有前排的同学们举得自然挺直，最可怕的是它开始颤抖开始畏缩。就在我决定缩回手掌的时候，张老师竟将目光投向我，微笑地示意我站起来朗读课文。
　　 我站起身，紧张得不知道自己读了些什么，但是全班的掌声，以及张老师赞许的目光让我展开了笑颜，与生俱来的普通话终于有重见天日的时候了，原来有这么人多热爱普通话，你看他们羡慕的眼神就知道他们心中有多么渴望。普通话让我这个差生赢得了全班的掌声。以后语文每上新课，张老师都会让我带领全班朗读一遍。我被击垮的自信迅速修复，笑容像含苞待放的花儿一天比一天更加灿烂夺目。我是多么喜欢张老师啊，我要把更多的长处展现在她和同学面前，不负大家对我的赏识与期望。我破天荒地开始预习功课，要知道以前我从来不听课更不会做作业的。自信而勤奋的人总会以最快的速度走向成功。四年级期中成绩公布，我从全班70多名末位成绩直升入全班前三十名。五年级，曾经造句反动的我作文已是全班范文，并顺利考上了县第一中学，当时我们班只有6位学生榜上有名。
　　 普通话让我历尽人间悲喜，但我从没有真正怨恨过它。甚至会刻意不让口音完全小城化，我的二姐，她说话简直比小城人还要小城人。但我和大姐说话陌生人听到第一个反应就是你们不是本地人吧？我想我们俩人长得像，性格想法也是有某些相似的。只是现在越来越少人有这样的发问了。不是我们俩的发音有变化，而是越来越多的80后开始自发地向普通话靠拢。她们一开口往往让我这个老普通话人震惊。现在的人确实是开放许多，像我们想要保留却又不敢太张扬，生怕别人说东道西，她们全然无惧，完全剔除了方言，吐字一律普通话，只是部分顺了本地音。90后则比较有趣，基本都会说普通话，但刻意不说，偏要在大都市说起家乡话。我的外甥，曾经清华现在央美的高材生，在北京总会说一些乡村土话。按他的说法，他觉得我们小城方言够味，就算不够动听，但它是他的故乡，他要让它因他而扬名中国扬名天下，包括它的方言。
　　 有志气，但是我并不认同他的一些想法。有关普通话，最典型的要数00后，他们是不做挑选照单全收的一代。果果是我扬州大姨的小外孙，前几年来安徽，刚会说话，一口标准的普通话，我以为小家伙是怕我们听不懂才使用普通话的，谁知前年我去扬州才发现他在家也是满口普通话，哪怕周围的人全用扬州话。他真是太可爱了，难道他不喜欢扬州话吗？在扬州大学工作的大姨夫说，现在扬州的孩子都这样，可能是幼儿园托儿所教得都是普通话，以至有专家担心这种现象，其实大可不必，孩子大了回到家乡自然会说当地话的。
　　 回到小城，我发现我周围也有一些这样的孩子，一家几口在一起，只有幼小的他操着一口和大家不同的普通话，完全不受外界影响，好像他不是这家的一分子，而是来自远方的小客人。看到他们，我对我们小时候固执地选择普通话有了答案。外界的人为因素对孩子的影响最小，他们不懂得考虑太多，只会按真实的喜好进行选择，一如儿时的我们。
　　 普通话是汉语中表达最准确最优美且易朗朗上口的语言发音。现在不仅是孩子、大学生在向普通话靠拢，农民比前者似乎还要敬业。除了孩子，我很少听到回乡的大人会使用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如果有，多半是外出打工的农民。他们并非刻意显摆普通话，只是觉得是在拜访县城亲戚，生怕对方听不懂乡村土话。打工的经历，让他们倍感普通话的重要性，所以常常会不自觉地使用。乡村亲戚说，他在深圳打工，感觉最累的是交流。都是中国人却彼此连一个字也听不明白，还不如和外国人交谈呢，起码大家还能听懂Ｙes，Ｎo，而很多地方话，你只有抓耳挠腮的份了。
　　 我们看他连说带比划的样子，乐得直不起腰。普通话的重要性自不必说，每个时代每个人对普通话的看法与使用自有他的道理，作为一个资深普通话爱好者，我自然希望周围都是悦耳的普通话旋律，如天地间的花香鸟语，没有间断、无时不在。然而，不同的花有不同花开的季节，不同的鸟儿有不同的迁徙方式，语言是那一方水土人最根本的共性，是人之“根”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便于交流，方便自己也方便对方，走出家乡的人应尽量使用普通话：返回家乡的人还是继续说家乡话比较好，在给对方以亲切、温暖的同时，也可以有效地缩短双方的距离。当然，极其费解的土语可以根椐个人喜好选择性地剔除，语言一如人的外表会带给对方不同的感官效果，较好地运用语言的功能，才不失其内涵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