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将爱情必作“人生之花”。真正的爱情是美好的。
　　 爱情题材的作品在传统文学中占有极突出的地位，她以其特有的牵引力征服着过去、现在直至未来的一代又一代读者。然而，尽管她不是文学艺术厅堂中的“新嫁娘”，但却又时不时地受到一些假道学者和苦行僧们的婆婆般的责难。
　　 责难抑或是必要的，而必要的责难其指向应该是这一题材表现的肤浅与平庸，而不应该是所有这一类作品。
　　 《遥远的大山》（载《鸭绿江》1983年第五期）所选择的就是这一老而又老、常见常新的题材，我们不能知道她的问世是否也要受到某种责难或者冷遇，我们倒真的为小说作者捏一把汗。
　　 ——但愿，这是笔者的杞忧吧。
　　 如果论及小说的基调，很显然，这不是一部时代的主旋律，不是亢奋的传统唢呐、新引进的法国小号、激越的鼙鼓、铿锵的钹音，而是一支荡漾在晨光夜露中的优柔旖旎而又深沉凝重的小提琴曲。
　　 这篇作品的主人公——“他”，一个体育方面的记者；和“她”，卫生界一位护士。小说没有出示人物姓氏，却给人以真实可信、栩栩如生，可爱、可敬、可亲、可悯的人物形象。作者没有构织多少可观的情节，却为读者塑造了思想充实、血肉丰满的艺术典型。字里行间没有玄虚什么哲理，却将你带进辗转反侧的思考之中，在人们的心底里激起一股难以自抑思想的波澜。
　　 小说的情节很简单。“他”出于一个偶然的发现，得知八年前曾和自己发生过一些联系的“她”，如今蜗居在一座山城。那年冬天，在呼伦贝尔盟草原，在一次野猎的篝火旁，“他”与一位客旅此地的护士相识了。后来，“她”回去了，“他”为“她”送行。在列车上，姑娘塞给“他”一张规格不到五公分的小纸条，大胆而又含蓄地吐露了自己的爱。可是，这个体育记者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会赛、集训，西塞、北国，碌碌于疲惫之旅，几个月未及复信，待到鸿书将至，可惜，迟了，姑娘爱不可得，赌气地、闪电般地与本院的一位藏而未露的轻佻医师缔结了姻缘……
　　 读到这里，我们不能不为之扼腕叹息，一根爱情的琴弦断了，断得是如此猝然，如此令人恨憾。
　　 在五彩缤纷的生活海洋里，如此地悲剧可谓多矣。而在表现这类题材对爱情自身以外客观因素进行大肆描写的作品还算少么？小说作者不愿步人后尘，无心在此嚼馍，而锐意从新的角度来探讨人类这一思想感情的奥秘，不能不说是匠心独运。这里姑且不谈她从另一个侧面启示读者，如何对待爱情，对待生活，对待人生……
　　 后来，医师背叛了她。她离开了医师，来到这个“清苦而又寂寞的山城”。
　　 现在，他正乘着开往“遥远的大山”里的列车，越过山峦叠嶂，朝她这里飞奔而来——这时，谁都会说，这个爱情的结合未免来得太迟了。银河八年，蕴含着多少凄苦和辛酸，付出了多么惨重的代价！八年里，两颗心默然相守，这时何等宝贵的情愫！这终于冲决了时空堤岸的爱情结合，又是何等的绚丽、壮美、动人！
　　 如果说爱情的价值是以双方厮守的时间指数和各自的社会关系属性来计算的，那么，他们的结合未免迟了；倘说人类这一感情还不致贬值到如此地步，而是以其对爱情坚守的信度和酝酿的浓度来衡量，则此八年后遥远的大山之行他给她所送去的则是并非迟到的爱情。
　　 爱情，是人类从森林中走出来而区别于其它动物界的本质特征。一个人的道德、思想、情操、品格最能从他（或她）对待爱情的问题上表现出来。文学创作者要塑造好自己笔下的人物，无疑地，通过作品人物如何处理自己的感情生活及其对爱情的抉择展开描写，则是最富于表现力的。诚然，爱情是美好的，同时又是最为神秘最为微妙的，尽管它是构成文学作品的一块好材料，但如何雕之镂之，使之成为一件与其自然质地相应的艺术品，却又是极为棘手的。
　　 语云，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恐怕我们也不能够简单地将这一命题去套人类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在爱情方面，非缘非故一见钟情而耿耿于怀心心相印者是不乏其例的。真正的爱情并非一定来自那些所谓“缘故”，甚或轰轰烈烈的大事件，而我们的一些文学创作者们对此命题却表现出惊人的虔信与诚笃，苦心孤诣地在这里找“缘故”，这样，很容易令人想起那些木器厂中绳规尺矩的工匠或者实验室里的研究员一丝不苟地将他们精心剖视出的标本从高倍显微镜下移植进自己论文设计中的那种情景。
　　 爱情是什么？谁也没有为它下过确切的定义。有人说，爱情意味着对你爱侣的命运承担责任，爱，意味着献给与付出。巴尔扎克称，它是世界上一切宗教中最完美的宗教。而哪怕最完美的宗教，在超人神父的梵语中，在几千年的人类文化史上都没有阐释清楚的。这就更为它披上了一层神幻色彩的袈裟。总之，这是一种极难把握的东西。假如你有一对正在热恋中的情人朋友，倘或有一天，当你们在一起时，你突然问道：喂，小A，请你告诉我，你是怎么爱上了他的？我想，这时的姑娘一定是倩眼迷离，粉颊云烧，抿口嫣笑，忸怩着起来，或是嗔你一眼，干脆别过脸去，一个劲儿哂笑……总之，纵然对方不想让你失望，而她终难说出个所以然来。这就为我们的创作成了难题。它将逼使作家在一系列朦胧扑朔的感性材料中，通过可捉可摸可闻可见可感可意会的具体形象从而创造出这“妙处难与君说”的佳境来。而那些简单化地将一时一地一事的所谓“缘故”来处理爱情题材作品的构思方法，难道不显得有点儿迹近滑稽么？
　　 倘说作家和油漆匠还有什么区别的话，其区别也就在这里。
　　 这里，我们也不是一概否认爱情“缘故”说，这种感情的萌生，应该首先来自心灵的呼唤，是思想、性格、志趣、爱好等一系列心理因素的默契与相通，尔后才表现为外在行为上属意者双方审美观的一致，从而产生爱的和弦。诚然，这种导致爱情的萌生也需要一定的契机（或者说“缘故”），而这种契机往往是在平淡无奇的社会生活和千篇一律的人际交往中，在细微的而又是自然而然的接触里通过感觉（当然也包括视觉或审美观）来实现的。在这里，被感觉的事物却不一定表现为某种外在动作或事件，更不应理解为那些轰轰烈烈的所谓壮举。有一种说法说得好：它是心灵与心灵相撞击而爆出的火花，是感情与感情相犀通而建立起来的一种维系。一般水平的作家，当他需要表现爱情题材的时候，往往设置一些情节，虚构一个事件，提供一些机遇，制造一些巧合，非要让姑娘遭到某种不幸，遇上某种危厄，让小伙子来一个“下水救人”或“雪中送炭”不可，最后将软绵绵的姑娘推进仗义者的怀抱，然后皆大欢喜，创作者落得一杯“喜酒”吃。其实，此与乡井勾栏中那些巧嘴生花的媒婆们的苦心牵缘毫无二致。不能否认，这种见义勇为和慷慨之举极易惹起女性的柔情，乃至然而于向爱情方面转化，然而，这归根结蒂是“义”，而“义”的概念其外延要大得多，决非异性之间所独具。正如我们不能否认这也是爱情一样，我们同样不能接受这种由于某种“缘故”而产生的爱情的偶然模式作为一般爱情题材作品的构思方法。
　　 另一方面，那些风月场中轻浮之徒，斫轮高手往往借机某种“缘故”来迷惑，而猎取，在其属意者面前大献殷勤，甚而制造出某种缘故，并且达到乱真的地步。像于连之于玛蒂尔德小姐、罗道尔弗之于包法利夫人、德阿尔泰之于卡迪央王妃……难道我们有理由将这些出于某种“缘故”而导致的可怜的猥亵也视作爱情？在这一意义上，如果我们无法承认这些也是爱情，换言之，那就是承认世间的由客观行为而导致的一切私通，是对真正爱情的亵渎，更给人们以认识上的混乱。传世之作之所以不朽，名著之所以著名，在这一命题上，难道不同样给我们以启示么？
　　 杜丽娘游园惊梦，热烈地眷恋着柳梦梅，并不见如此书生给予过这位大家闺秀什么实际好处；林黛玉寄人篱下，大观园风刀霜剑，贾宝玉也不曾为这位弱女子赴过汤蹈过火；“少剑波雪乡蒙情心”并不是出于小白茹为他做了些什么，而让这只“小鸽子”自己心猿意马的倒拿不准之所以撩开对方情窦的是不是那一次梳洗后未及束扎的散发……当然，文学毕竟不是生活本身。爱情在社会生活中默默地悄然产生，而当它一旦进入文学作品的时候，作家们出于作品直感效果的考虑，就必须诉诸读者以如见其人如闻其声的活生生的艺术形象。这也就从客观上赋予了它后天的人为的痕迹，使之难得像生活本身那样来得自然，来得和谐。这也许正是我们文学创作的伤神处。然而，也正在这一点上，方才金试出一位作家的真正的艺术功力！
　　 正鉴于此，我们可以说，《遥远的大山》是不入俗套的。它反映了作家对于生活对于文学的独到的认识和理解。小说中，“她”为“他”按摩扭伤，作者没有浅薄地让他喜出望外想入非非地做起鸳梦来，由他扯起相思的线，从而展开凤求凰式传统爱情喜剧情节，更不见见义勇为之壮举场面描写，也没有受施者感恩戴德的“缘故”说光霾渲染，一切都是那样的顺情入理，自然而然，直到车上送行，受施者自己还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倒是那位施与者——年轻的护士主动发出“第一次对生活伴侣的呼唤”——这样的爱情产生才显得真实，唯其真实，所以感人。这是一个建立在深厚的生活基础之上的艺术的真实，是当代文学画廊中德的“这一个”（黑格尔语）。这，才叫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