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庚寅春，多雨，一个很适合凭吊先人的日子，我满怀肃穆前往城郊三十里之地的一小村。小村和湘西南诸多村落并无别致，有群山环抱，说是山，其实不过是一片起伏的丘陵地，松竹倒是茂密，长势蔚然。一条小溪从村前缓缓而去，屋舍俨然，鸡鸣狗吠之声相闻，来往行人从容恬淡，不失几分古人之风。在很多年以前，这里和江南很多地方一样因地势而取名，曰竹山湾。此名被用了数千载，直到它孕育了一个声名煊赫的咏史诗人胡曾，后人为纪念胡曾，将竹山湾改名秋田村。同样都是质朴无华的名字，但深深渗出乡人对古代乡贤的敬慕和缅怀之情。古往今来，人因地名者多，地因人名者稀。人生天地间，大多寂寂无名。秋田为村，这足以告慰生于斯眠于斯的诗人了。
　　 循乡民指点，我躬身侧近胡曾墓园。入得园内，状元亭高耸入目，一亭六柱，均匀支撑，六檐翘角，刺破雨霭。四柱两联，前一联：草檄平南万古功勋昭日月，吟诗咏史千秋翰墨壮山河。后一联：华夏显英豪平南震中外，晚唐六翰墨诗史颂古今。横批：德备三恪。过亭，即为胡曾之墓。全墓雕栏围拱，前方墓联为：志定南夷天马长随主帅，郧重北阙将星永耀金台。墓碑之顶游龙衔日，规格不可谓不高，碑上手书：大唐诗人胡曾之墓。墓身之上青草深深。年年岁岁草相似，诗人长眠声名寂。墓前石桌香火杳无，清洁如洗。伫立墓前，我三鞠躬，默默地体悟墓地前后三联，均着力彰显胡曾所建之功业。古代文人信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以满腹才华货于帝王家为荣。细雨溟濛，打湿身躯，瞻仰乡贤的心绪绵延。面对胡曾先生，与其繁文缛节述说他的丰功伟绩，不如简单直白地言说他的咏史诗歌。折身而返，并非离去，在状元亭里静坐下来，心游八极，神交古人。冥冥之中，胡曾，一身的清风，一身的傲骨，衣袂飘荡，赫然出现在石桌对面。安静点，再安静点，以一颗虔诚而洁净的心灵倾听先生讲述传奇人生。
　　 唐宪宗元和五年（公元810年），先生父亲胡安命看中了此地的山水，毅然举家从邵州城东佘湖山搬迁到这里辟庐而居，安家落户。约略唐文宗开成四年（公元839年），先生呱呱坠地于一个叫盖井石的小院落里。清澈的哭声划破小村寂静的黑夜，擦亮晚唐即将寂灭的诗空。自古以降，大凡有名文人出世，无不被誉为天上文曲星下凡。这位后来以咏史诗集大成者流芳文学史的湘中才子的第一声啼哭，当时是断然无人预知，也许唯有村前的那条溪流有所感觉，兴奋地涨了一岸的桃花水。晚来得子，胡安命夫妇对胡曾宠爱有加，并对他寄予了很大的期望。和中国大地上诸多农民一样，先生父亲希望他长大后能高中状元，光宗耀祖。先生“天分高爽，气度不凡”，自发蒙开始好学，读书刻苦用功，少年时即能诗善文，“少负才誉，文藻煜然”。自古华山一条道，读书人在那个时代要出人头地，也只有一条道，那就是参加科举考试。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科举考试至先生时代，已经蔚然成气候。渐渐长大的先生，在父辈的殷切期待里，饱尝十年寒窗苦，一心一意地追逐功名。但对荆楚蛮荒之地来说，先生已然是人中蛟龙，一个邵州不足以舒展满腹才华。一日看尽长安花，才是先生梦寐的夙愿，才是先生展示的平台。先生决定北上，父母倾其所囊，甚至卖掉部分田产，为先生凑足路费盘缠。
　　 天色尚早，年迈的母亲已经做好了香喷喷的饭菜，父亲的咳嗽如刀，一下一下地落在先生的心坎。先生不是没想过居家孝敬衰老不堪的双亲，可他记住了淳朴老父的教导，好男儿志在四方，大丈夫当以国为家。先生，这位自小浸淫儒家文化吃朝天辣长大的宝古佬，身上流淌着这片土地上一脉相袭的吃得苦、霸得蛮、不怕死的血气，强忍心中无限的悲痛，强装笑颜吃下母亲的饭菜，接过父亲沉甸甸的血汗钱，背起鼓胀胀的行囊，上路。前路迢迢，关山遥遥。长安，金碧辉煌的城市，文人梦萦的圣地。先生朝长安进发，越千山，渡万水，风餐雨露。一路向前，尽管身离故土越远，心离故土越近，但先生一直不敢回望，怀里母亲用家乡井水煮熟的鸡蛋已经微微发臭，还舍不得丢弃，以此来警醒自己肩负的厚望。
　　 先生刚接近长安的巍峨城墙，一阵神迷目眩。长安！长安！真能一举实现“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吗？先生心气高傲，但这时也难免如此拷问自己。前怕狼后怕虎不是宝古佬的性情，先生踌躇满志，果敢地将疲惫的身影融入日暮之下的长安古城，长安以博大浩荡的胸怀接纳一个来自边地的青年，将给他一个什么样的人生舞台呢？残阳无语，尘土不语，疾雨不语，劲风不语。
　　 二
　　 “二年寒食住京华，寓目春风万万家。”关山遥隔，乡音难寄，不是不想只是不敢忆竹山湾里鬓如雪的双亲。闲居长安，先生“邀游四方，马迹穷岁月”，每到一地，观看山川形胜，唏嘘昔日英雄荣辱，感慨历史浮沉，“作咏史诗，皆题古君臣、争战、废兴尘迹。经览形胜、关山、亭障、江海深阻，一一可赏。人事虽非，风景犹昨。每感辄赋，俱能使人奋飞。”先生所处的晚唐时代，诗风由盛唐的雄健壮丽，转而为哀婉凄艳。一是“咏史派风”，社会的衰败，使怀古诗的数量大增，情调也大变。初唐、盛唐是前瞻，晚唐则是回眸。国家飘摇，身世沉沦，抱负落空，情怀压抑，故多悼古伤今的感触。刘禹锡在长庆末期和宝历年间写的《西塞山怀古》、《金陵五题》、《台城怀古》等篇，开晚唐怀古之风气。李商隐的咏史诗，托物寄慨，融入了诗人的人生体验，也反映了时代的普遍感受。如《马嵬》《流莺》等。二是“丽艳诗风”，因为题材本身具有绮丽性质，加以奢靡之风对于美学趣味的影响，这一时期爱情诗比较的发达。温庭筠、李商隐二雄并称。先生一介书生，一襟布衣，身无片瓦，心忧天下，在其诗集《自序》里说：“夫诗者，盖美盛德之形容，刺衰政之荒怠，非徒尚绮丽瑰琦而已。故言之者无罪，读之者足以自戒。”寥寥数语道出先生作《咏史诗》本旨，乃托古讽今，意存劝戒。在中国文学史上，自班固、左思作咏史以来，文人中不乏咏史的名家和许多咏史名篇。但自成体系的系统创作并且以《咏史诗》名集的，先生诚乃第一人。先生咏史诗不从众，不媚俗，不随流，通俗明快，褒贬分明，共150首，皆七绝。每首以地名为题，评咏当地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如《南阳》咏诸葛亮躬耕，《东海》咏秦始皇求仙，《姑苏台》咏吴王夫差荒淫失国。但先生的诗在当时及以后对诗歌创作追求艳丽、雕镂、骈偶的文人们中，并不被看重，甚至被认为是“庸浅不足成家”。然而，好诗是不会被历史遗忘的。《唐诗纪事》载：前蜀王衍宴饮无度，内侍宋光溥咏《姑苏台》诗，王衍为之罢宴。先生诗真正受到人们重视是在宋代以后，而且影响越来越大，是宋代至明代数百年中最有影响的启蒙读物。明代“儿童入学，教以胡曾咏史诗入门”。明、清以来创作的历史演义如《三国演义》、《东周列国志》等，皆引先生的咏史诗以证史实。明人王志远说先生的诗“得味外味”。当代学者施蛰存说先生的诗是当时的大众文学。无独有偶，继先生之后，明代同乡车万育著有《声律启蒙》，也成为天下儿童入学启蒙读物。有此两人，邵阳何其幸矣！
　　 文从其人。先生为人堂堂正正，光明磊落，“视人间富贵，亦悠悠。”“所在必公卿馆縠。上交不谄，下交不渎，奇士也。”周围的读书人都非常喜欢和赞赏他的文章和才气，都愿意和他交朋友。先生不畏权贵，正气凛然，胸怀坦荡，无不遮掩性情。再三下第，先生耿直不阿，不行投机取巧之举，更不屑结交权贵，不献“画眉深浅入时无之媚，一吐胸中之块垒，愤然作诗：“翰苑几时休嫁女，文章早晚罢生儿。上林新桂年年发，不许闲人折一枝。”一诗道出多少学子的心声，大快人心，尽管没有任何只言片语记载此诗产生的强烈反响，但一定引发了时处当时的天下读书人的强大共鸣。
　　 滞留长安期间，先生结识了一些文人和官场上的朋友，政治上虽不很得意，但文名却越来越大。想必先生当时也颇有几分落拓寂寥，尤其是作为一个湘西南的游子，眼里满目是高低起伏的黄土高原，心里却盛满亲切熟稔的红丘陵。红丘陵之上走出的游子，身栖国都闹市，心系边地乡土。在关中粗粝的风里，定然无比想念故乡的绵绵春雨。春雨里，没有离人，没有别意。恍惚中父亲批蓑戴笠，肩扛木梨，手牵老牛，走在阡陌深深的田野里，定格成一帧谁也无法用画笔描摹出来的乡情图。
　　 终于还是中了进士。多年的苦苦期待，当它真正降临时，先生已经没有太多的惊喜。这个名分应该是先生的，只是来得有点迟。相比长安诸多的学子，先生无疑还不是最后的失意者，但先生的期许已经快要殆尽。可先生一腔书生报国的热情不退，初衷不改，父亲的教诲犹在耳际，大丈夫当以家国为平生抱负。中举，也算是对家乡父老的一种告慰。先生修书一封，邮路漫漫，不知道是否最后抵达竹山湾？也不知道先生双亲是否等到了先生中举的哪一天？毕竟，先生是父母晚年得子。按照当时人生七十古来稀，算起来，先生父母也不下七十了。而我是宁愿相信他们等到了，中举的消息在一个同样细雨蒙蒙的早晨抵达竹山湾。红灯笼挂起来，爆竹响起来，竹山湾在过一个比春节还热闹喜庆的节日。
　　 三
　　 咸通十二年（公元871年），朝廷重臣路岩前往四川担任剑南节度使。路岩极为欣赏先生才华，邀请先生为幕僚。先生怀才不遇多年，突然拥有一个能施展才华的机会，打心眼里高兴，立即打点行装，从长安奔赴成都。在剑南节度使衙门，先生受命为掌书记。自此，先生躬身事务，不舍昼夜，投入全部的心思和精力，甚至忘却了自己是一个咏史诗人。诗作少了，功绩卓著。很快，先生在剑南一带赢得了很好的声誉和口碑。成家立业的事情再忙，也不能耽搁，是谁牵线搭桥的呢？先生记不起了，先生拥有了一个川籍妻子。先生公务之余，不乏生活情趣，曾作《戏妻族诗》云：“呼十却为石，言针唤作真，忽然云雨至，总道是天因。”此诗虽为打趣之作，但有价值地保留了当时邵阳方言“十”与“石”、“针”与“真”、“阴”与“因”的读法上明显的区别，符合古音，而在四川方言中早已消失。先生无意之举为中国语言声韵学的研究留下了生动具体的资料，至今语言声韵学者均乐于引用。
　　 后不久路岩被害，高骈接替路岩作了剑南节度使，他也十分仰重先生的人品和才气，复召胡曾为幕府从事，掌书记。几年的幕僚生涯练就了先生的干练和文才，高骈尤为器重胡曾，经常让他参预机要。凡剑南节度使衙门的所有奏折和公文，都出自先生之手。晚唐国运渐落，西南边陲的南诏是个非常骠悍的民族。南诏国王割据今云南一带，不断侵犯骚扰西蜀边境，使蜀地边民和南诏的少数民族人民都不堪战祸，流离失所，苦不堪言。先生刚到高骈任所的时候，正碰上南诏王骠信兴兵进犯隽洲（今四川西昌）、雅州（今四川雅安市），并派人以木夹书送到高骈任所，向高骈下战表。书信中，骠信态度十分傲慢，向高骈提出“欲借锦江饮马”的狂言，企图攻占蜀地，进窥中原，气焰十分嚣张。由于连年混战，双方的老百姓已经民不聊生，如果重开战端，人民又将卷人战争的苦难深渊。为了制止这场战争，以保边境安宁，使蜀地人民和南诏少数民族重修和好。高骈和先生经过再三权衡，决定由先生执笔起草一篇牒文回复南诏王骠信。
　　 先生的一纸牒文即为大气磅礴的战斗檄文。檄文简称“檄”，是我国古代一种重要的军事文体。古人有“传檄而千里可定”的说法。早在虞舜时代，就已产生檄文的前身。战国时期，檄成为正式公文文种。汉代以后，檄文成为一种正式的文体形式。汉代檄文，书写要在木简上，长二尺，所以又称“二尺书”。“檄”的写作，要叙事明白，说理雄辩，气势强盛，说话果断，忌隐晦曲折、和缓细巧。声讨性质的“檄”还要宣传己方的英明，揭露敌方的罪行，分析敌我形势和人心的背向，算计彼此力量的强弱，以鼓舞士气。我国古代战争中，檄文堪称抢占舆论先机、实施政治攻心、凝聚军心士气的精兵利器，在政治、军事斗争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在今天仍然不失其借鉴价值。檄文至先生时代，已有《谕巴蜀檄》、《为袁绍传檄州文》、《醉草吓蛮书》、《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诸名篇，先生烂熟于心，巧妙化之，据为己用，张扬其辞，雄壮刚健，一气呵成，字里行间呈气吞万里如虎之势，排山倒海，不可抵挡。这便是日后历史上有名的《代高骈回南诏牒》。牒文对南诏王的无理要求和狂妄气焰，进行了义正辞严的劝诫和驳斥，并以“众星拱此辰，百谷趋东海，天地尚不能违，而况人乎”的比喻来说明唐王朝中央集权的强大和多民族团结统一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全文既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又威之以兵，字字铿锵，情真意切。牒文一出，高骈大兵随发。南诏王骠信读了胡曾的这篇牒文以后，既对牒文中所说的道理心悦诚服，又为牒文中的凛然正气和唐王朝的强大军威所慑服，再也不敢造次，马上派出使者，并把自己的儿子送到唐王朝作为人质，请求罢兵和好。兵不血刃，使南诏王诚心归服。从这以后，南诏和唐王朝再也没有发生战事，边境的人民相互友好，安居乐业。先生一纸退兵，顿时传为天下美谈。先生视《代高骈回南诏牒》为其神来之笔，在起草牒文之后，还即兴写了一首《草檄答南蛮有咏》诗云：“辞天出塞排云空，霞卷霞开万里通。亲受虎符安宇宙，誓将龙剑定英雄。残霜敢冒高秋日，秋叶争禁大段风。为报南蛮须屏迹，不同蜀将武候功”。此外，还有《代高骈檄南蛮》，无不体现了诗人的民族自尊感和抚国安边的壮志豪情。
　　 先生任高骈幕府从事大约有六年时间，以后，高骈调任荆南节度使，渐有异志，不听朝廷调遣，他的幕客吕用等人秘密为他策划谋反的事，高骈对吕用之辈也越来越信任。于是先生断然辞去幕府之职，离开了高骈。不久，高骈被朝廷免职。先生离开高骈以后，周游各地。每到一地，留下不少振聋发聩的诗歌。少了一个幕僚，成全了一个诗人，也许作为当时的先生是颇有几分失意的，觉得自己是不幸的，但是先生又何其有幸，留得文名耀青史。很多年以后，邵阳又出现了一个大文学家、思想家魏源，和先生一样，均是宰相之才幕僚命，也同样是彪炳千秋，成为不灭的明星。先生后一度出任延唐（今宁远县）县令，在担任延唐县令期间，主持编著了介绍湘南九嶷山地情的书《九嶷图经》。又在请示朝廷后，在玉王官山下修建了一座舜祠，这对于我们今天研究九嶷山和舜文化，仍有很好的借鉴作用。
　　 先生晚年，被朝廷册封三烙，赐锦衣还乡。“终老于家”，病逝于邵州城西竹山湾（今邵阳县长阳铺镇秋田村）家中。从彼处来，到彼处去。多年前那个清晨，先生离开故乡。多年后的那个黄昏，先生回到故乡。从早晨到黄昏，是一个人的一生。多少风流被雨打风吹去，先生两袖清风，伟岸的身影耸立成山，让后人仰止不息，在古典文学的深处。
　　 当我离开秋田的时候，雨又大起来。风声、雨声伴随着先生诗作的咏叹声，震颤、滋养在这片厚实的大地之上，年年岁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