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三年前，我们一家三口，从苏北水乡来到了京城。虽在京生活这么多年，我的内心深处，却常常冒出一个奇怪的念头：我是”北京人“吗？每每在拥挤的公共汽车、地铁上，听到一些北京人一个劲地埋怨外地人在北京的种种不是，我就十分尴尬，我总觉得，在外地人眼中，我好像算是个北京人，但在某些北京人眼中，像我这样讲话带口音的，还是个外地人。由此，我便想起当初刚进北京时的一件件往事、趣事、尴尬事。
　　
　　 ——题记
　　
　　 一、一九八九年，馨平返乡插队二十一年后，北京终于出台了”北京知青可将一名子女的户口迁回北京“的政策。馨平父母催促我们将独生女户口迁回北京。谁料，当时刚上初一的女儿，听说了这件事，抹起了眼泪：”爸妈不要我了吗？“我们好说歹说，才做通了女儿的工作，她答应户口先回京，她人还留在爸妈身边。直到三年后，我们调京的事才有了眉目。
　　 说心里话，说起调京之事，我俩那段时间，心里都有说不出的纠结。北京，是首都，馨平的家人都在那儿，女儿的户口也已挂在了岳父的户口本上。而水乡小城，是我俩生活、工作了二十几年的第二故乡。我们最美好的青春岁月都献给了这片土地，我们真舍不得离开这块渗透着我们心血和汗水的热土。
　　 但馨平父母执意让我俩调回北京，并设法解决了进京指标，落实了接收单位。经过反复权衡，我们还是提笔向各自单位写了请调报告。县里有关领导，知道我俩有机会回北京，也十分支持，很快给北京发了商调函，没多久，北京方面的人事调动函也发到了水乡小城。
　　 水乡小城的原工作单位及诸多亲朋好友，闻讯之后，都纷纷设宴给我们送行。我们那些日子，整天忙于出席各家的送行宴，在一起相处二十多年的领导、同事和亲朋好友，举起一杯杯餞行酒，说着一句句充满热情的话语，真让我们难舍难分。
　　 在交接完手中的工作后，我们便着手投入千里赴京的准备工作之中。
　　 俗话说，”穷家值万贯”,但婚后十七年，一应家当还真是添置了不少。家中的三间大瓦房，前后还有厨房、卫生间的单门独院，交还给了工作单位，那几年刚置办的组合柜、沙发、高低床等新家具，都全部处理送给了亲戚，馨平乡下的二叔，用板车将精简下来的各种杂物，一趟又一趟地拉回乡下。最心疼的，是我多年来积攒的书籍，还有女儿的几百本连环画等，基本都卖了废品，真是太可惜了。
　　 最终，准备带往北京的只有那张凝聚着我老父亲心血的棕绷大床，及彩电、洗衣机、电冰箱三大件，还有被褥衣物、锅碗瓢盆。
　　 在即将登上千里迢迢的进京之路前的那个晚上，我俩仰望星空，心中不胜感慨。我真有点儿恍若梦中，明日，我们就将踏上旅程。告别这块土地，去往一个完全陌生的大都市，我这个“水乡人”，能融入这个城市，成为一个真正的“北京人"吗？
　　
　　 二、告别生活了二十七年的苏北水乡小城，踏上进京路的那一天终于到了。按事先的进京方案，馨平和女儿前一天借道南京，乘火车赴京，而我则跟随搬家的卡车，到北京和她俩会师。
　　 搬家的卡车是我一位朋友提供的，他是车主，开车的是他女婿。好友闻讯我将调至北京，翁婿二人非坚持亲自送我进京不可。
　　 一九九二年四月九日清晨，这是我在小城度过的最后一个黎明。我的一群昔日的同事、朋友，早早就上了门，卡车一到，七、八位小伙子一起动手，不一会儿，将需要运走的家什，全都装上了车。紧隔壁相处多年的老邻居，又是我的扬州老乡、老领导夫妇，非得留我吃过早中饭再启程，老俩口眼含热泪，送我踏上了漫漫进京路。
　　 当年，进京可没如今这么便捷，沿着京沪高速，十来个小时，就能顺利跑完一千几百公里的行程。那时，我只能手捧一本全国交通图，顺着往北的方向，一段一段地给开车的司机当导航引路。
　　 卡车沿着狭窄的县级公路，向北前行，砂石路面坑洼不平，卡车颠颠簸簸，时速也只能在三十公里左右。当天晚上，车行至苏鲁交界的邳县县城。天黑路又不熟，只得在县府招待所住下。
　　 次日早早起来，继续赶路。卡车进入了山东境内，在临沂一带的山路上，缓缓爬行。向北到了济南，前面便是黄河大桥了。作为“水乡人”，这一路上，自打经过淮河，已很少再看到水面宽阔的河流了，及至脚下的黄河，那也只是一片黄泥浆似的浑浊水面。不过，就是这样的水面，进入河北地界之后，就再也见不到了，满眼是一片漫无边际的旱地，没有一块水田。偶尔也可见一条细细的小河，但只见干涸的河床，一滴水也没有，让我这个水乡人，更多了一份失落的感觉。第二晚，我们又夜宿河北的景县。县城的夜晚，一片漆黑，连灯光都很少，这还是一片十分贫穷的土地。
　　 第三天下午，卡车终于从河北固安方向，进入了北京地界。我们一下子兴奋起来，一千几百公里的辛苦的旅程行将结束。此时，进京方向的路面已宽了许多，我们加快了车速，继续向北急驰。
　　 我紧盯着手中的地图，选择着进城的最佳路线。开车的小伙子，也是第一次开车进京，方向盘全得听我指挥，婚后这些年，我虽几次回京探亲，都是坐火车，对进京道路并不熟悉，对北京的交通规则更是一无所知。
　　 在我的指挥下，卡车沿着南苑路向北进了城区。但正当我们庆幸已顺利进城的时刻，路旁出现了一名交警，手一挥，示意我们的卡车停下，这是我进京后接触的第一位北京人。司机连忙将车停在路边，下了车。交警态度还算和气，让司机先交出驾驶证，并告知，你没见着路口的货车禁行标志吗？司机慌了神，连忙递上烟打招呼：“没看见，对不起！”我们车上的人，在小城生活惯了，小城里，就两条马路，车随便开，连红绿灯都没有，更没有货车禁行一说。好在我经历的事多一点，灵机一动，从怀里掏出了那张盖着北京人事局大印的调令，递给了交警。我笑着说：“同志，我刚从江苏调来北京，这不，还没当上“北京人”哩，北京的这些交通法规，咱们都还没弄明白，通融一下吧。”那交警认真看了一下调令，确定这不是伪造的公文之后，脸上也露出了笑脸：“那就算了，进城后注意点儿，小心驾驶。”
　　 谢天谢地，凭着这纸调令，我这个准北京人，还算幸运地化解了进京后遭遇的第一件尴尬之事。
　　
　　 三、在南苑路口，对那位好心的交警千恩万谢之后，我又像一位“将军”一样，手拿市区地图，指挥司机，向这次长途跋涉的终点——西直门外，我岳父的家驶去。
　　 好在北京那时，还没如今这么多犹如迷宫似的立交桥，只要大方向不错，总是能到达终点的。天渐渐黑了，我心里也盼着，早一点见到馨平和女儿，她们已到北京两天了。那时，我们在途中没有任何办法通报自己的行程，她们肯定连觉也睡不踏实，惦记着我们的安全。
　　 前面就是西直门外高粱桥了，西直门高高的城门楼子虽在早年修地铁时，被拆除了。但此刻的我，眼前仿佛还有一道高高的皇城城墙耸立在我眼前，让我的心里，多少存在着对皇城的一丝畏惧。
　　 我暗自慨叹：眼前这么大个北京城，这么多行色匆匆的人，对我而言，一切都是陌生的。如今，我能依靠的、亲近的，只有馨平母女和她的家人了。
　　 车子停在了岳父楼下，站在楼外走廊处，正焦急地盼着我身影出现的馨平和女儿，一阵风似地下了楼。我顾不上与馨平说话，就匆匆上楼，与岳父、母见了面，给他们二老报个平安。但进了家门后，我看到，除了二老之外，馨平的其余家人一个都没现身，我的心里涌起一阵惶惑。
　　 我们的新家离岳父家不远，出小区拐个弯即到，馨平的大弟也同在那小区居住。路上，我暗暗犯起愁来，在小城装车时，那帮弟兄，满脸是汗地帮忙装车的情景又浮现在我眼前，可到了北京，没有一个朋友，而仅有的馨平的弟、妹，也没有一人现身帮忙。送我来京的朋友老殷见我面露难色，也看出了我的窘迫，说：“没人帮着卸车，我和女婿帮着卸。”这怎么好意思呢？我想，老殷风尘仆仆，无偿地送我到北京，车费、油钱一分不要，三天来，晓行夜宿，就连吃饭、住宿都是他掏的腰包。不是我小气，而是这位朋友太仗义了。他容不得我结账，就说：“你要当我是朋友，就听我的，你从小城到了北京，你就是我们的客人了。”今日车开到了新居楼下，哪好意思再让老殷翁婿二人充当搬运工，太说不过去了。
　　 我那好友老殷，不由分说，就爬上了卡车，和女婿一道，将大床、洗衣机、冰箱等大件卸下来，我们三个男人动手，将这些大件搬上二楼，那些衣服被褥等杂物，则由馨平一趟趟的往楼上搬，十五岁的独生女也不闲着，抢着帮妈妈往楼上运送零碎物件。
　　 好一阵忙活，一车东西，终于全部搬上了楼。我那好友和女婿，累的满头大汗，我对这位好友真是充满了内疚，拉着他们进了路边的小餐馆：“这进北京的第一餐，我作为东道主，一定得我请了。”饭后，将他俩送去附近旅馆住下，但他说什么也不让我掏住宿费，说：“你要付钱，我俩就不住了，开车就走。”
　　 我们一家三口，拖着沉重的双腿，回到新家。这新家是岳父名下的小一居，是女儿户口回京后分得的一套拆迁房，只有三十多平米，一张双人大床在卧室支上，再放一张吃饭桌子，几张凳子，就差不多了，女儿的小床只得搁在阳台上了，好在，那时天气已渐渐转暖，就这么先凑合着住吧。
　　 楼下的马路上，人来车往，十分热闹，路边的小饭店灯火通明，人头济济。我与馨平累得几乎骨头散了架，草草冲洗了一下，就上了床，这一刻，我想得很多，我们人虽已到了皇城脚下，但我们的心，仍留在了那三千里之外的水乡。当初在小城所住的一百多平米的小院、搬家时一帮小兄弟满脸的汗水、邻居老俩口送别时闪动的泪花，还有三天来，送我进京的老殷翁婿二人的灿烂笑容，都一一浮现在我眼前。面对这一间并不属于我们的小得不能再小的蜗居，还有馨平的家人不知何故的冷淡，两相比较，今天虽置身于皇城脚下，但我这个”准北京人“的心里，并没有太多的兴奋，更多的倒是一阵阵惆怅和落寞。我真有点茫然，过了今夜，明天太阳升起的时刻，等待我们的将是怎样的一个新生活呢
　　
　　 四、 出了一身大汗，总算把家安了下来。怀着一丝对未来生活的迷茫，迷迷糊糊睡去。一觉醒来，窗外已阳光灿烂，我们迎来了进京后的第一个黎明。
　　 进京后的第一件事该干什么呢？我俩考虑，什么事也没孩子上学的事大，先忙女儿转学的事吧。
　　 独生女儿那年刚上高一，她原先在水乡小城的县中，是省属重点中学，多年来，高考升学率一直在全市名列前茅。女儿可能遗传了妈妈的基因，生来就爱唱爱跳，从小学起就是校宣传队的主力，曾在全市舞蹈比赛中夺得桂冠，年年被评为三好学生。我们自以为凭女儿的条件，到了北京，进一所好一点的中学不是件难事。
　　 我俩在水乡小城，一个长期在县教育、文化主管部门任职，一个在县实验小学任教，从没为女儿上学操过心，但到了北京城，两眼一抹黑，一个熟人没有，更别提朋友了。馨平托家里人，找了个多少与学校有点关系的人，打听一下女儿转学的事，谁料，那熟人打听完，带回一句话：要想进这个在西城只能算二流的中学，赞助费至少三万元，即便你有钱，但能不能找到关系人收下这笔钱，还不能打保票。我俩的心一下子凉了半截，我俩婚后十七年，俩人工资加起来一个月也不足百元，每年寒假回扬州，暑假回北京。一点积蓄，全扔在探亲路上了。到了北京，再买点急需用的小件家具，存折上的钱几乎为零了，那来这三万元？
　　 无奈，只得放弃进好一点中学的奢念。我俩揣着女儿的转学证明，匆匆赶到区教育局中教科，说明来意，办事的同志也表示爱莫能助，哪个中学愿意收，你们自己去跑吧！一句话，把我俩打发走了。
　　 没辙，我俩只得去了离家较近的一所中学。说实话，这所中学，名声确实不敢恭维，在区里排名只能在末尾几个学校之中。好不容易找到那所中学的教导主任，主任连转学证明看都不看，丢下一句话：“我们高一年级学额已满了，不收！”我俩拉住主任，好话说了一大堆，那主任依然脸上毫无表情地回答：“不能收！”
　　 我俩蔫头耷脑地回到家，女儿得知，学校不收，眼泪马上就下来了。到北京已第三天了，女儿还没学上，她心里多着急啊！
　　 最终，我俩还是决定厚着脸皮，再去求那中学的主任，不行就直接闯进校长室，找校长。那位主任还是板着面孔，不收！见主任态度如此强硬，我们只得怯怯地敲开校长室的门，校长态度比那主任倒和气许多，但听了我俩说了来意后，还是那句话，学额满了，不能收。
　　 此刻的我，也只能如困兽一般，作最后的一次挣扎了。我掏出女儿在小城上学时的成绩单、三好学生证书、在市舞蹈比赛获第一名的奖状，甚至连在小时候跳舞的照片，都一古脑全部放在了校长的面前。
　　 校长终于被我这一招打中了，他眼睛里闪出一丝喜悦的光：“我们中学正组建一支宣传队哩，你女儿既然有这特长，我们就破例收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