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条水渠，依山脉走向扭到远处，没有人探究它的尽头在哪里。养猪场的后院，斜对着老宅的大门。站在门口，我一眼看见猪场后院被水渠切成两半，少见的清水，抖动着波纹，使透明的空气里泛着蓝色。北边的渠邦，借着山崖，镢头的痕迹像一笔一画写字，刷得齐齐整整，它的上面，细心雕刻的城楼放射着万丈光芒，直接头顶上的日光。我肯定是惊呆了，口里喃喃自语：“这么好看的水啊，这么好看的地方啊！”
　　 光线模糊着双眼，分辨不清这是哪间屋子，屋子里还有些谁。一滴冰凉跌落在额头，那不是水渠中流动的水波溅起的水花，我慢慢看清了母亲的眼睛，看见了一串泪珠。母亲说：“娃娃烧糊涂了，娃娃是烧糊涂了！”我不懂母亲说些什么，觉得头里装了许多石块，沉重而疼痛，头枕在在母亲的臂弯里，死一样很快入睡。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醒来的，三四岁的我也记不下许多细节。后来知道，这一年夏天，我淋雨后发烧，大约三天之后，在外地的父亲赶了回来，请来的大夫说，这孩子已经性命不保了，即便是活了下来，不痴也傻。六十年代的村庄，死一个孩子能有什么呢？许多人动员母亲：“丢了罢，丢了罢。”赤脚医生也艰难地摇着头：“我是尽力了，我是尽力了！”母亲想起村外丢弃死婴的深沟，就连连摇头，坚决地摇头。终于，她不断在我的身体上擦拭酒精，在额头上敷冰毛巾，三天三夜后，我活了过来。“身上像着了火”。我说，我看见了水，看见了光。好多人说，这娃是发烧说糊话哩。
　　 没有人相信我的话。是的，谁会相信呢，我也不相信啊。病愈后，我站在老院子前面的一小块空地上，靠着一棵榆树，看着养猪场后面发呆：北山下面只是养猪场和一小片树林。眼下这个季节，树木长得正旺，叶子密不透风。空气里，偶尔弥漫着猪场的腥臊气息，当然，也有树木散发出的清香，是槐花香。它们在吃饭的时候就会钻入鼻孔，让人生气。当然，它们不管怎样被流动的空气混合在一起，但我还是能够分辨得出，多少年了，一直这样。可是，我突然喜欢这个地方，说是喜欢，或许用词不准，只不过开始喜欢去这里看看。以前去过多少次？实在记不起来。
　　 高烧褪去后，虚弱的身体抵挡不住外面的诱惑。孩子就是孩子，只要能动弹得了，一定不会安分在家。经验告诉大人，只要病后的孩子好动起来，那应当是大好事，大人们怎么能不高兴呢。养猪场后面的小林子，不大，树木不多，品种却多，榆树、槐树还有几棵杏树和毛桃树。地上的野草也多，至今叫不上名字。一个人，不见得就玩得不高兴。蚂蚁排除，搬运东西；一只瓢虫爬上草尖，复又掉了下来；野黄菊的战场上，一只蜜蜂和一只黄蜂打架，两败俱伤，我不知道该帮谁；一只蝴蝶的尸体被微风掠起，它的翅膀上有几处残缺；随便撒泡尿，一个小洞里，钻出一只小虫子，惊慌而逃，看着它那样子，觉得十分好笑。肯定，在养猪场后的小树林子里，我多次看着山崖出神，流淌清水的渠哪里去了呢？它不是明明从山下摆过么？没有水渠，那些雕刻去了哪里呢？想着这些莫名其妙的问题时，手中折下的草茎，无意识中被撕得支离破碎。想不出，再不去想。
　　 一些细节，已经被粗糙的光阴涂抹得模糊不堪。我从养猪场后的小树林回家，几乎每次衣服上沾满了泥土以及青草染下的绿色印痕，我知道没有哪一位母亲会责怪孩子弄得太脏，村子里的孩子都是和尘土、泥巴一起成长的。一次，我告诉母亲，我的左耳内有些疼痛。母亲说，可能是小虫子溜进了耳朵，不要紧，滴几滴药水保证杀死虫子。随后，脱下我为数不多的衣衫，进行了彻底地搜索和消灭。几天后，耳朵内的疼痛丝毫不见减退，半个脸也肿胀了起来，以至于连饭也无法下咽。我担心那只顽固的虫子，像蚕食树叶一样，把我的耳孔当作自己的美味佳肴。哭，我在一边捂着脸惊恐万分，嚎啕大哭。母亲也紧张得不知所措。
　　 发高烧时，据说有位姓陈的赤脚医生一直守在我家，母亲用来擦拭我身体的酒精和棉球就是他提供的。但我对他印象不清。孩子们对医生大致上都没有好感，主要惧怕他装在铝制盒子里的玻璃针管。他问我是不是耳朵里不舒服，使劲用指头或者用柴棍子掏？我听不懂陈大夫浓重的天津方言，淌着眼泪只顾摇头。最后，他判断的确是耳朵里钻进了虫子，也不排除高烧引起的后遗症，我得了中耳炎。我一直对服药有一种天然的排斥，难以下咽，卡在喉咙，呼吸困难，眼泪直掉。唯一的办法是打针。陈大夫向我说着什么，母亲又把陈大夫的话翻译给我听。总之是耐心劝导，还有引诱。为了不再头痛，加上陈大夫可以给我糖豆吃，我勉强同意配合打针治疗。母亲说：“一点不疼的。”陈大夫大约是说：“不疼不疼，只有一点点痒，蚊子叮一下的感觉。”
　　 养猪场后面的小林子，在我眼中就是大自然赐予的乐园。它可以缓解病痛，可以自由地自言自语，可以把任何花草不在大人的干涉下，做成自己喜欢的东西。花草做成的东西，或者根本什么也不像，只是一个形状。这形状充满欢乐和快意，真正属于自己。我讨厌玻璃针管，讨厌青霉素。一周时间里，中午或者晚上，我被大人捉住，压倒在土炕上，我就知道陈大夫已经到家。玻璃小瓶子注入液体后，陈大夫将它拿在手中，上下、左右摇晃，白色的粉末很快溶解，从这个时候开始，我哇哇大哭，使尽力气挣扎，试图摆脱大人们的控制，即便是求助于母亲，也无济于事。由此，我对母亲也充满了敌意。深夜，母亲在我的肿痛的屁股上，敷上热毛巾时，才觉得疼痛有时也是幸福的。
　　 我宣告：再不打针，否则就决不回家！我知道不回家的话，再无处可去。或许有一定的胁迫作用，果然，此后一连几天陈大夫再没有出现过。某天下午，有人喊我回家，说是家里煮了鸡蛋给我吃。那可是用来换钱的东西啊，只有在过年时，它们炒成碎片儿，在先人们的牌位前出现。奢侈的美味，深藏陷阱。我跨入家门，马上就擒。我哭之外，还恶毒咒骂陈大夫。陈大夫的眼镜片一闪一闪的，他近乎发誓，说：“这次保证不疼”，如果疼痛难忍，可以踢他的腿，抓他的脸。果然不疼，我露出了笑容，陈大夫也高兴地笑了起来。据说，这次打了链霉素。
　　 一直对这位大夫心有惭愧。他后来返城回家。对我的那个梦，他说是幻像，他说是肯定我在小人书里面见到过，只是模糊不清而已。可惜，他没有真正见到村子里的水渠穿过。当然，刷得光滑的渠邦上被雕上去的大字，他也没有见到。
　　 水渠修建时，是一九七六年。那一年，发生了许多大事，比如，我们一家从老宅子分了出来，搬到了村路边上。新院子与老家与养猪场呈三角形，是呈等边三角形，互相间距离不远，我不愿意很少去养猪场玩耍了。新院子的后面，热闹多了。盛夏还是初秋，实在记不清具体时间。某天早晨起来，睡意未消中揉着眼睛去上村西边的小学，发觉身边有些异常。东山根下，突然来了一大批人马。到中午回家时，看见他们插上了红旗，搭起了帐蓬。几个月后，东山根削去了几十米高，齐刷刷的墙面上，用铁锨刻写下了“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八个大字，笔划方正，大小一致。我开始喜欢往工地上跑，看他们打夯，听他们唱“花儿”。
　　 水利工程专业队要把水渠修到另一个村庄去，让这条连接着王湾水库的大渠，灌溉两旁几千亩粮田。队员是公社所属的村庄的精壮劳力组成的，相对于机械并不发达的时期，也算是有些专业的味道。几百人在开挖土方，几十人推着架子车运送土方，几十人扯着十几个石夯，齐溜溜地摆开，“嗨哟”、“哎嗨哟”号子声中，几百公斤重的石夯恨恨地砸向地面，地动山摇的感觉大于场面壮观。薄暮降临，队员撤回，那些简陋的劳动器具归集在一起，由专人看管着。他就住在木棍搭成的棚子里，油灯的光斑透出帆布的缝隙，星光下显得孤独单薄。斗胆靠近帐蓬，听见里面哼着小调，委婉凄切，很是中听。白天，放学路上，知道帐蓬里住的是没有家室的中年人，个子不高，满脸铁黑，样子有些丑陋，但工间休息时，男男女女都喜欢叫他漫“花儿”。甘肃、青海、宁夏独有的“花儿”，唱的是心病，是相思，腔调时而低沉，时而高昂，时而千回百转、柔断肝肠。没有乐器伴奏的声音，仿佛穿过时光的艰辛和不幸，在遐想的美好中，女人们脸上就有了异样的表情。
　　 和大多数孩子一样，好奇与兴趣差不多都是短暂的。红旗、人阵，打夯、筑土，日复一日，很快，我对水利工程队失去了兴趣。转眼两年过去，某年深秋，工程队迅速撤出村庄，意味着连接王湾水库的大渠已经竣工。冬天里，积雪覆盖了四围的山坡，而那一条削去皮肤的水渠邦，没有了草木的呵护，风吹过，很难留住雪花，不管如何逶迤，仍像灰黄色的大绳一样难看。春天来临，冬眠的麦禾泛绿。天黑，一直没有沉寂过的广播匣子，又在我家的门框上方响了起来。对于它的发声原理，我丝毫不感兴趣，兴奋的是，广播通知说明天春灌。“春灌”一词，在当时村庄的生活用语中十分陌生，苍白得有些突然。大人们肯定弄明白了，可没有谁愿意告诉孩子们。当然，从人们的言谈信息中，知道这与水有关、与水渠有关时，仍不失为一件刺激的事情。
　　 想必十里之遥的路途还算漫长，渠水顺着新建的大渠进入村庄时，已近中午。这一定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件，男女老少，精壮劳力，都站到渠邦上张望，夹道欢迎远方的贵宾似的。“水来了，水来了！”有人一路奔来，挥着手呼喊，十分激动。看到水了。它与我的梦境实在是差别太大，可我在现实的兴奋中已然忘记了它与梦着关联。渠水不是波涛奔涌的模样，只有十几厘米深，慢腾腾地像是蠕动，卷着杂草、木棍，浑浊得如同泥水，一副历经艰苦跋涉的样子。十几分钟后，水位变高了，经过养猪场后面的水渠，然后进入村西边的渠道，那里有几百亩粮田。几位被队长指定了的男劳力，肩上扛着铁锨，静候在那里，准备把渠水引入土地。
　　 夯实的渠邦是坚固耐用的，大家可能都这么想。千里之堤，毁于蚁穴，是大家后来才想到的。人们跟着水头前行，没有发现水速变缓，水位降低。落在后面的人看见了：养猪场后面不远处的渠中，水开始打旋儿，慢慢地，旋窝越来越大，渠水没有走到预定的地点，从没有水泥块浇砌的地方排泄了。猝不及防的意外，使人们惊慌失措，喊叫，奔跑，取铁锨，运麦草，堵漏的现场一片混乱。泥水流入村庄，在低洼地带屯积、漫延，钻进鼠洞，进入几户人家的厨房，甚至冲垮生产队的围墙，漫进牲口圈。
　　 许多人都在传说，渠水从水库出来，一路上，各个村庄几乎都出现了渠邦崩溃的事实。第一次春灌以失败告终，第一次冬灌也遭遇了同样的结果。
　　 时间逝去，水渠冷落，淡出了人们的生活。那些水泥砌块，被一些人撬回家，或成了墙砖，或铺了院子的台阶。沿山开挖并被镢头刷得齐整的墙面，布满了青苔，偶尔伸出几棵弯弯扭扭的刺槐、榆树。“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已经找不见踪迹，泡沫一般消失。多年后，水渠成了一条不错的小道，我多次沿着它回家，虽然曲折漫长，但却平坦。水渠残留的水泥滴块、泄漏冲刷崖畔的残缺等痕迹仍然清晰可辨，让人对时光生出一些无奈的眷恋，以及对旧生活的莫明怀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