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这一年中我数次回家，这次回家我旅行乘坐了三辆巴士。第一辆巴士车体很大，带空调，车速也快，而且乘坐起来很舒服。车上的人互相之间几乎很少关注。他们都透过窗户看着外面高速路上的车流，只觉得自身这辆巴士如鱼得水在其间穿行。我们朝着这座城市的西边然后是北边一路旅行而去，在行使差不多五十英里之后抵达了一座很大很繁荣的城镇，这是一座市场加产业二者兼具的市镇。到达这里之后，那些跟我一路同行去往同一方向的旅客，就都跟我一样换乘了一辆小一些的巴士。这辆车上早已坐满了人，他们返家的旅程就开始于这座城镇——这是一些年老再也不能驾车的农民，还有许多各种年龄的农民妻子们；以及护理学校的学生和农学院的学生，他们都是赶回家去过周末的；还有一些孩子们是从父母家到祖父母家中去或反之。这个地区大量的人口都是来自德国或荷兰的定居者，他们之中有些上了年纪的人依然说着这种或那种他们自己的语言。在这一段旅程上，时或会见巴士停在某个农场的大门口，递交一个篮筐或包裹给正在等待的某人。
　　 去往下一座城镇的旅程有三十英里长，到那里去换乘最后一辆巴士，可这段路程显得非常之长，甚至长过从城市而来的这五十英里。在我们终于抵达这座城镇之时，那些来自德国极好开玩笑的后裔们，以及最近来自荷兰的人们，都已纷纷下车去了，夜晚越来越黑而寒凉，四周的农场有些荒芜而崎岖不平之色。我步行穿过大路，身旁是一两位来自第一辆巴士上余下的乘客，以及两三位来自第二辆巴士的旅伴——到了这里我们已经互相有笑意了，互相称作同伴而且很有熟悉之感，这种感觉在我们初发之时还是很不明显的。我们鱼贯登上这辆小小的巴士，它就等在一家加油站的门前。这里并没有巴士车站。
　　 这是一辆老旧的学校巴士，车上的座位非常舒服，却不可以调整位置，金属框的车窗与地平线平齐。这就使得你一屁股坐下时又不得不挺直腰身，伸长脖子才能一览无余见到车外的风光。我发觉这让人很难受，因为这里的乡村风致是我很久以来最想见到的——那丛林尽染的秋日风景，那庄稼茬子遍布的干枯原野，母牛们挤挤挨挨在谷仓的门口。这些司空见惯的场景，在这片乡野的这一部分，又总是我自己觉得在我的这一生中再也不会见到的了。
　　 而我异常吃惊地发现这种情况的确属实，这种感觉甚至比我所预期地来得要早得多，这辆巴士似乎不顾一切在高速行驶着，一路摇摇晃晃颠簸不定地曲折前行，沿着粗劣的路面驶上这最后的二十英里。
　　 这片乡村是事故高发地段。男孩子们根本不到拿驾照的年龄就驾车出行，以九十迈的时速在坑洼遍地四处隐患的石子路上经常出事。那些寻欢作乐的驾者经常在夜间不开大灯而呼啸着疾驰穿过村庄而去，大多数成年男性都有至少一次撞倒电线杆或翻入沟渠之中而活下来的经历。
　　 我的父亲和继母会告诉我诸多这样的伤亡事故，当我回家的时候。我的父亲仅仅是说到这样一些可怕事故。而我的继母则更进一步。立时丧命，方向盘穿胸而过，某人正在举着酒瓶喝酒，瞬间就在脸上开了花。
　　 “简直是些傻子，”我简言之。这并非仅仅因为我没有同情心，对这些马路杀手们，以及那些醉盲之人。而是由于我觉得这样的交谈，我继母的夸大其词以及津津乐道，也许很让我的父亲不胜难堪。事后我明白这可能并非实情。
　　 “这样的话说他们绝对就对了，”我的继母说道。“简直是些蠢人。发生这样的事除了他们自己无人可指责。”
　　 我跟我的父亲以及我的继母坐在一起——她的名字叫厄尔玛——我们就坐在厨房的桌子前，一起喝威士忌。他们养的一条狗布斯特躺在厄尔玛的脚边。我的父亲把黑麦威士忌倒入三只玻璃果汁杯中，一直倒到四分之三满，然后再添满水。在我的母亲在世的时候这个家中从来就没有过一瓶酒，甚至连一瓶啤酒或者葡萄酒都没有过。她曾经让我的父亲发下过誓言，就在他们两个成婚之前，任何时候他决不会去碰一杯酒。这并不是因为她在自己的家中因为男人们喝酒而深受其苦——只是因为那些日子里许多自尊自爱的女子们会对自己寄托终生的男人事先要求他下这样的保证。
　　 我们总是坐在前面吃饭的那张木制厨房餐桌，以及我们曾经坐着的那几把椅子，都已经被搬去谷仓里面了。那几把椅子与餐桌并不怎么搭配。它们早已老旧不堪，其中的两三把我记得来自我们称其为椅子工厂的地方——那里可能仅仅就是一个车间——就在阳光村那里，这个村庄早就已经不见了，消失于十九世纪后期。我的父亲打算把它们便宜卖掉，或者干脆就送人算了，如果有什么人需要它们的话。他对自己称作老古董的一些东西从来就不感兴趣，而认为一些声称对此懂行的人都简直是在自吹自擂。他和厄尔玛已经买来一架新桌子，塑料桌面看着像木制的却很光滑而一尘不染，随同一起买回来的四张椅子上有塑料坐垫，上面是黄色花朵的图案，说实话，的确是比旧的木头椅子坐着舒服多了。
　　 现在我的所居之地只在一百英里以外，因而我每一两个月时间就回家一次。而在此前长时期以来，我居住在上千英里之外，数年之间几乎都见不到这座家屋。那个时候我认为这个地方我再也见不到了，每一想起它我就心有所动的深切感觉。我会在心中默默地走过那些房间之中。所有那些房间都显得很小很小，就像那些老式的农场房屋通常的样子，它们的设计之中根本就不考虑摄取屋外大自然的气息，而且如果可能的话根本就忽视掉这方面的优势。大多数的人们在这里遮身栖息度过时光根本就不希望看出窗外，不想见到外面那片他们不能不终日劳作其上的广阔田野，也不想见着外面的风雪，为了去喂牲口而一步步趟着积雪而过已受尽了苦头。那些公开宣称自己欣赏大自然的人——甚至那些敢于公然使用这个词的人，大自然——都经常被看作是头脑多少有一点问题的人。
　　 在我的想象之中，当我在千里之外时，我同样还会看到厨房的天花板，窄窄的木板拼成，烟熏火燎的样子，企口板材，厨房的窗框被某条大狗咬啮得不成样子，那还是在我生下来之前它就被锁在那里面了。墙纸上全是烟囱里面漏泄出来留下斑斑点点的烟色，油地毡每到春天我的母亲都会把它重新油漆一遍，只要她还能干动这个活得时候。她刷上的漆都是暗色调的——棕色、绿色或海军蓝——接着，她用一块海绵，在上面设计一个图案，画上靓丽的黄色或红色的斑块。
　　 那个天花板现在已经藏于白色的方瓷砖后面了，而且一架新的金属窗框替换掉了原先被啮咬过的木头窗框。窗玻璃也是焕然一新，透过窗户看出去也不再有那些漩涡或波浪一般奇怪的变形。而现在所见的也不再是那金黄色的灌木丛，从不修剪几乎遮住了窗户最下面的两块玻璃，或者远处疤痕累累的几棵苹果树以及很少结果实的两棵梨树，由于地近北方天寒所致。现在那儿只有一座吐绶鸡大棚，长长的灰色棚舍前面是吐绶鸡庭院，为了建造这个设施我的父亲可是卖掉了一长条土地。
　　 前部的几个房间都被贴了新的墙纸——白色的纸上却是欢快而简约的红色凸纹图案——墙到墙之间铺着苔色绿的地毯。由于我的父亲和厄尔玛两个自从出生以来以及大部分成年时间里，所居住之地的房屋一直都是用煤油灯照亮，因而现在到处都挂着灯盏——天花板上有吊灯，电源插座上插着落地灯，雪亮的长形灯管以及上百瓦的灯泡。
　　 甚至是房屋的外面，由于东风侵蚀而灰浆剥落的红砖墙，也将被白铁板墙所覆盖。我的父亲正在琢磨着自己实施这项工作。因而看起来这座古怪的房屋——其厨房部分建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马上就会被消化掉，某种程度上消失不见，完全被一座现时代最舒适最普通的家屋所取代。
　　 我并不为这种消失而感觉忧伤，正像我此前会做的那样。我的确说过那些红砖墙色调轻柔而漂亮，而且我也听说过一些人（城里人）仅仅是由于这些老旧的红砖而给付很高的价钱，然而我之所以这么说基本上是因为我觉得父亲喜欢听到这些。在他的眼中我现在已经是一个城里人了，而什么时候我又实际上曾经是个城里人呢？（这却并非像以前那样被看作是一个错误，因为我混迹其中的那些人，出于自己对众人期许的违悖，他们其实也如我一般算不作实际上的城里人。）而他也乐于数次对东风的侵蚀做一些解释，以及燃料的耗费和维修的困难。我明白他所说的都是实情，而且我也知道这座正在消失的房屋无论如何也并非是一座好而漂亮的家屋。这只是一个贫人的居处，总之是如此，楼梯延伸在墙与墙之间，卧室互相之间相通。这座房屋里居住的人们互相之间没有任何隐私可言，这种状态持续了有上百年的时间。因此如果我的父亲和厄尔玛希望生活过得舒适一些，把他们的老年抚恤金不分彼此凑在一起花，以使他们更富有一些，强似他们这一生的贫寒，如果他们希望自己（他们使用下面这个词并没加引号，是无可置疑地简而言之）“现代”一些，那么我又算什么人可以为失去一些玫瑰色的红砖以及灰泥剥落的墙壁而抱怨呢？
　　 然而这也是实情，在某种程度上我的父亲还是希望听到一些反对的意见，某些来自我这儿的愚蠢反驳。而我感觉自己有义务对他隐瞒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这座家屋对我来说已经不像以前那样意味深远了，实际上在我看来现在他无论如何改变它已经没有多大关系了。
　　 “我知道你到底多么爱这个地方，”他对我说道，尽管有些歉疚之意可依然是欣慰之色。而我则没有回答他说我现在不敢肯定自己还爱着任何地方，而且在我看来实际上在这里我所爱的是我自己——某个早已结束的自我，几乎这个自我也将消失。
　　 此时此刻我并没有走进前面的房间里去，到钢琴凳上去抓寻那些老照片和活页乐谱。我没有四处去寻找自己在高中时所用的课本，以及那首我用拉丁文写成的诗歌，“玛丽亚.柴泼雷恩”。也没去找某年的那些畅销书榜首，那还是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当时我的母亲还属于每月书籍俱乐部——那一年还是长篇小说的辉煌之年，关于亨利八世的妻子们的小说，关于三位名声大噪的女作家，以及关于苏联的一些解读性书籍。我并没有打开那些包着柔软的人造皮革书皮的所谓“经典”，这还是我的母亲在她婚前所买的，去看我母亲未出闺阁时的名字写在大理石色调的尾页上，以她当时作为教师那优雅而本分的笔体，就写在这样出版商承诺一般的句子之后：每个人，我要与你一路同行，做你的指路人，在你最需要的时候陪伴在你的身旁。
　　 在这座房屋中能让我想起我自己的母亲的确切之处并不那么好定位，尽管她主宰这个家庭那么长的时间，以她那在我们看来有些令人不堪的勃勃雄心，以及后来更加不堪尽管在理而无休无止的抱怨。那个时候她已身患病症却不为人知，由于病患的原因而人变得不可理喻，而现如今看起来那是极其合理的，或许也是她想尽一切办法所要做到的，出于固执以及她对别人真切关怀的需要，要在自己的生命中有更加广阔的空间，这种关怀是她整个的家庭真正能够而必须给予的，并非只是勉强而例行其事一样的——有的时候确是如此——那么冷酷，如此不耐，缺乏理解的温情。对她的需要从来就不够，从来就不够。
　　 那些书籍曾经就躺在床底下，就堆在房屋中的桌子上，现在都被厄尔玛一股脑地搜罗殆尽并全部塞入前部房间的书架中去了，玻璃门在它们的前边紧紧关闭住。我的父亲，完全忠实于他自己的妻子，声称他几乎就从来不读这些书，他有如此之多的事情要做。（尽管他的确喜欢看那本我所送他的“历史图集”。）厄尔玛并不介意看到别人读书，因为看到这样的景象再平常不过了，而且读到最后又能达到什么目的呢？她认为人们最好还是去玩纸牌，或者动手做点什么为好。男人们可以去干木匠活，女人们可以编织或者针织，可以絮被子或者做刺绣。总是有许多事情可做。
　　 然而相反的，厄尔玛对我的父亲晚年的时候从事写作却赞赏有加。“他写的东西简直太好了，只是他太有些劳苦了。”她曾经对我说道。“不管怎么说比你写的要好得多了。”
　　 过了好一会儿我这才明白过来她所说的其实是字体的好坏。这其实也就是当地周围的人们对“写作”这件事实际的看法。这件事另外的意义也就是被称作“编造点什么东西”。对她来说这两者综合捏造在一起就叫写作，而且她从不对此有任何反感或者有任何反对意见。对此两者都没有任何抵触。
　　 “这会让他的大脑一直不闲着，”她说。
　　 玩纸牌，她相信，也有此等功效。但是她在每一天的日中时分总是没有时间坐下来玩牌。
　　 我的父亲对我说起要在房屋的外面加板墙。“我需要做像这样的工作，以让我恢复原来的体型，就像两三年以前那样。”
　　 就在大约十五个月之前，他患了一次严重的心脏病。
　　 厄尔玛把咖啡缸子摆出来，还有一盘子苏打薄脆饼干，全麦薄脆饼干，奶酪和黄油，糠麸小松饼，发酵粉饼干，酥皮糖衣香料蛋糕小方块。
　　 “就这么一点点东西，”她说道。“年纪大了我也变得越来越懒了。”
　　 我回答说这是不可能的，她决不会变得越来越懒的。
　　 “这些蛋糕就是混合的，我都不好意思告诉你。差不多就象你从外面买来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