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田小建是当年读师专时的同学——同级、同专业，但不同班。并且因为我们都知道彼此是同乡，所以，在校园里见了面通常都会点点头。至于更深入的接触，坦率地说没有。为什么没有？因为我们都不属于那种外向型的，喜欢交际的人。也因此，那时候的他给我留下的诸多印象多是表面的，比如说他的那张脸皮如同焦炭一样的黑。——我知道，我在父母兄弟以及周围的熟识的人中，已经是黑皮蛋了，真没想到，居然还有他这样比我更黑的，“掉在煤球堆里找不到”用来形容他或许更准确。除此而外，他写的一篇小说在地方性文学杂志上的发表，也给我留下了较深的印象。因为那时候，我跟很多同龄人一样，正做着甜美无比的文学梦，同学中任何人能够将自己的作品变成铅字的，哪怕是在最低级别的刊物上，都会让我们艳羡不已。因此，当我的那些“小说”，全都无限壮烈地胎死腹中的时候，田小建的成功——现在看来当然只是有限的成功——自然也能让我十分眼红。
　　 师专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了一所乡村初中，他则被分配到了另一所乡村初中。当6年后，我从这所乡村初中调入城里的一所学校的时候，他也调进了城了——在教育局工会担任秘书。在他担任教育局工会秘书的那两年里，我与他有过一次接触。那是我参加县教育工会组织的象棋比赛，报到的时候，负责接待的居然就是他。当时我很惊讶他竟然能够争取到如此轻松的工作岗位，并因此对他与他父母的能耐不由十分钦佩。可两年之后，当他调进我所在的这所中学，成为我的同事之后，我才知道，并非他、他的父母真的有什么能耐，而是他的丈母娘很有能耐。
　　 田小建的父亲是医院里的炊事员——他这个炊事员，或许说他是烧锅的来得更为准确，因为他对烧菜做饭几乎一窍不通。田小建曾经告诉过我一件趣事：小时候他们家改善伙食的重要方法之一就是父亲买得一、二斤猪肉，切成块子，扔进粥锅。“我父亲是个三棒打不出闷屁来的老实人；而我的一定程度上也接受了他这份‘遗产’。”田小建对我说。但我对他这说法多少有些怀疑。怀疑的重要理由之一是他抽烟的姿势：他喜欢把烟咬在嘴里，做出一副狠巴巴的样子；而这样的抽烟的人，我的印象里应该是狠角色。他母亲是纺织厂的挡车工，同样是很本分的人。所以，调动工作一类的事，靠他们是不成的。他的丈人倒是个人物，曾经在一家规模不小的纺织工厂里担任厂长多年，只可惜他在位时太过原则与死板，起初对女婿的工作调动问题不愿援手；等到田小建儿子落地无人照看，急切地希望能够调进城时，他的想法虽然发生了变化，但却已经因为退居二线无人买帐，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幸而田小建的丈母娘是一个真正的狠角色。为了让女婿进城，她使出了一个恶招：把只有2岁大的外孙抱到了教育局的局长室，扔下孩子就走——既然你们无视孩子他爸在乡下孩子没人照应的实际困难，那么，我只能请你们帮我解决困难了。果然，被缠得头疼的局长大人，在田小建丈母娘的强大攻势下，最终举起了白旗。
　　 当田小建若干年后跟坐在同一个办公室里的我谈起这些经典往事的时候，脸上带着苦恼人的笑：为了调进城工作，他一段时间几乎踩断了教育局的门槛，不知道陪了多少笑脸，说了多少好话，就是无法打动局长们的铁石心肠。“说句粗话，而今这社会，对于不少做领导的来说，还真是你不入他亲娘，他不叫你继父老子……”最后他这样总结道。我冲他笑笑，没有吭声，但却在心底里说：蟹有蟹路，蛇有蛇道，你可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呀！比如说，你知道我是怎么实现农村包围城市的？我就走的是上层路线——靠与上面的关系往下压，最后杀进城来的。
　　 我们这所学校，有初中部，也有高中部。担任初中部的课务的，多是些年岁较轻，以及学历层次较低的人。让人非常奇怪的是，田小建从进入我们学校一直到8年后调离学校，一直在初中部任教，并且学校从没有让他担任过毕业班的教学工作。是他的水平、能力够不上？未必。因为他在乡村初中几年，就一直教的是初三年级。与此同时，他甚至还在我们那一批只具大专学历的青年教师意识到学历升级的重要性之前，就参加了本科函授。并且，他本科函授时的毕业论文甚至刊发在某家社科类学术杂志上——这至少可以证明这篇论文乃是具有一定学术价值的。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论文应该是跟探讨中国“私学”的起源相关的。因此，客观地说，他那时在我们学校教语文的老师中，各方面还是比较过硬的。那么，为什么学校领导总是对田小建冷眼相向，不予重用？他自己十分茫然，而我曾经跟他开过一个玩笑：都怪你本科函授选择的专业不好——教育管理，什么人才会选择教育管理？或者说选择学教育管理都是抱有些什么想法的人？你的狼子野心路人皆知，所以，为官之人能够不防你一防吗？
　　 所以，田小建是从初一年级教起的，而且后来多年就一直在初一、初二之间徘徊。我们这个学校分高中部与初中部两部分，初中只有两轨——也就是说从初一到初三每个年级各有两个班。因此，在我们这里，初一、初二属于刮刮的“基础年级”了。跟他一样担任初一语文教学并担任班主任的另一位老师，是从一所中师学校刚刚毕业不久的小年轻。此人虽然年轻，可因为读中师时就是学校学生会的副主席，而且“政治上积极要求进步”，所以，分配到我们这所学校之后被作为培养对象，同时还担任学校团委书记。平心而论，无论是他们中的哪一个，至少在班主任工作上应该说做得都不是很好：田小建的那个班，曾经发生3位同学因为厌学而集体离家出走的事件，弄得学校与家长一片恐慌；而另一个班，几个沾染了严重流氓习气的同学，更是把班级弄得乌烟瘴气，有的老师课都没法上下去，最后居然发展到了随意旷课、在校外打群架的地步。可奇怪的是，学校领导的眼睛似乎只是盯在田小建的身上，三天两头在校会上敲打、棒击，但却对另一平行班级的班主任老师的工作上的缺点与问题却像瞎子和聋子，视而不见，闻若未闻。
　　 “我不知道自己到底在什么地方得罪了他们，总是让他们难得满意……”田小建时常狠巴巴地抽着烟，习惯性地咬着烟屁股，非常郁闷地跟我们说。
　　 “也许，跟你嘴巴不甜，又不喜欢接近领导有一定的关系？”我曾经这样暗示过他。
　　 我才到这个学校的时候，处境与田小建差不太多，并因此而深深地苦恼。后来，我太太不顾我的反对，执意让我努力去接近领导，投其所好——比如说，给喜欢抽烟喝酒的领导送去“糖衣炮弹”将其打倒，给虚荣心很强的领导送去自己最新发表的作品敬请其批评指正，给家中遭遇某些实际问题但凭其自身能力无法解决的领导主动帮忙后等，形势就陡然发生了变化。都有哪些变化？一是脸色好看了许多，当你尊他一声校长之类的时候，他的脸上开始有了笑容了；二是虽然还是与此前一样的上课、批改作业之类，但是，你的闪光点终于能够进入他的视野了；三是开始能够获得年终个人先进之类的了。
　　 “我的课我好好去上，该我做的事我好好去做，我要巴结他们干什么？”田小建执拗地说。我以为，或许正是因为他太爱认这类死理，所以，有的老师没课可以不到校也没哪个领导过问，可他上班时带上菜篮以便下课时捎些菜蔬回去就立马成为领导在大会小会上批评的靶子。当然，我对他公然菜篮子来、菜篮子去，而不像一些教师有所着懒于隐蔽的做法也不敢苟同——本来领导对你的印象就不太妙，你还拿菜篮子在他们面前晃悠什么？不是找抽吗？
　　 10多年前，有一阵不少地方掀起了所谓“末位淘汰”的旋风，本地教育界也有所波及。县教育局下达了一个文件，要求各中小学必须将处于“末位”的老师“交流”出去。非常不幸的是，就在很多学校以这样或者那样的理由拒绝执行这一精神的时候，我们学校的领导却异常积极地执行了这一精神，更不幸的是田小建成为我们学校3位必须“交流”出去的老师之一。田小建等3位老师真的是我们学校处于“末位”的老师吗？我并不这样看。有些老师的问题其实是明摆着的，比如说，有的老师长期在某些“社会力量”办的高考补习班上课挣钱，本校的课相反扔给了别的老师；又比如说，有的老师上课如同放羊，随便学生干什么，甚至离开课堂离开学校；再比如说，有的老师在校外办公司，可却又没有按照规定与学校脱离关系，依然在学校领取工资等等。奇怪的是，这些老师的问题异常突出，可我们的学校领导却是又聋又哑，反倒是那些并无多大问题的老实人成为了他们整肃的对象。
　　 相对于另两位必须“交流”出去的老师，田小建是最没根底，也最为老实的。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在这3位老师中，一位老师的泰山大人乃是一所完中退休下来的校长，虽然已经不在位了，可依然拥有相当的能量，所以，他女婿尽管一度被调离了本校，到了一所农村初中工作，可一个学期之后他又杀回来了；另一位老师玩起了苦肉计，突然发病住进了医院，并且一住就是半年，所以，他最终也没离开学校。因此，三人中最后惟有田小建离开了学校。——万幸的是，最初有消息说他也可能得去农村学校的，不知是不是他丈母娘再次施展了什么神功，最终他没去，而仅仅是调进了城了的一所初中学校。
　　 他调离我们学校，个人损失可以说十分惨痛。
　　 损失之一是，这当儿我们学校正在搞集资建房。最后，拥有集资建房资格的老师每人出资2万上下搞到了一套90多平米的楼房。而按照当时制定的“规则”，像田小建这样的学历、工作年限、职称的人，是应该具备集资建房资格的。只可惜，随着他工作的调动，他的这一资格理所当然被剥夺了。我曾经问他是不是跟我们学校的领导做过这方面的沟通，他告诉我，他尝试过，但学校领导态度非常强硬。无奈之下，他只能选择放弃。我相信，依照他的个性，他去学校领导那里，很可能是“空口说白话”，只能是“据理力争”，如此这般，犹如空手搏饿狼，又怎么能行？须知，从前都说教育是“清水衙门”，可如今“清水衙门”的“水”早已经混浊不堪了！不能顺应时势，你只能被浊浪吞没。
　　 大概在5、6年后，我儿子升入初中读书，按照政府按施教区入学的规定，我儿子正好在田小建他们学校。为了给儿子学习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我到田小建家拜访过一次。我的目的无非是希望通过他跟儿子未来班主任打个招呼，请班主任老师各方面予以一定的关照。也因此，我了解到了田小建现在的居住情况：他后来花3万多元钱购买了一套商品房，属于两室一厅的那种。而他购买的这套房子之所以相对便宜，乃是因为建筑质量存在问题销售不畅，因而开发商予以一定幅度的降价处理。他们的家中，没有装修，甚至就连像样一些的家具都没有。这让我有些惊讶，也更加为他没有能够争取到从前学校的集资房感到万分的遗憾。不过，为了避免让田小建更加伤心，我没有再提我们学校集资建房的旧事。
　　 田小建的损失决不仅仅是住房这一块，还有他职称的晋升被耽搁了。在高中学校，高级职称的评定相对容易许多，但在初中学校，除去校长主任，普通教师能够评上的比例很低。比如说我，在1999年也就是田小建调离我们学校5年后就评上了，可从学历，到工作年限，再到教学水平、工作能力、教学实绩等方面，与我应该不相上下的田小建一直到现在依然没有能够评上。对做教师的来说，职称的意义非常重大：也不仅因为它是荣誉、水平、能力的同义语，同时也与其经济收入密切相关。比如说我，因为评上了中学高级，月工资就比在中学一级职称上停滞不前的田小建要高出一大块。
　　 也就是那次去田小建家，我首次看到了他太太。这是一个看上去如同干姜瘪枣，非常朴实但也可以说可能比较专横的那种女性。那时候她已经下岗，在家中靠搞羊毛衫编织多少挣些钞票。她的“工场”，就设在楼上向开发商借来的没有能够卖出的“危房”中。而我联想到从前田小建上班的时候，如果没有课，经常会爬在办公桌上打盹甚至睡着过去，因此，我怀疑他下班回家是不是还要搞一点第二职业——为太太编织之类。当然，必须指出的是，田小建向我解释他为什么有时会感到疲劳的原因时，说他从前曾经得过甲肝，现如今身体依然还有一些反应。对于这一解释，我觉得也很有道理。
　　 因为儿子在他任教的那所初中读书的缘故，在后来的两年中，我与田小建保持了比较频繁的接触。一般说来，我每次提前一些去他们学校接放学的儿子的时候，只要有时间，我都会与他聊上几句。现在的他似乎比从前抽烟更厉害了。他抽烟，依然是狠巴巴，咬着抽的那模样。相对于过去，他的话似乎要少了一些。什么缘故？可能是我们已经不再同事，彼此间产生了一定的距离？当然，也可能与他这些年日子过得不太如意有关。
　　 他不太如意的地方有些是我从前就知道的，比如说经济上不太宽裕，工作上也不是很如意——到了新学校，他依然只教基础年级而没有教过毕业班；但也有些情况，是现在我才知道的，比如说，他儿子的学习遇到了一定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