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二十二年前与酒魔偶遇的那一幕，我至今仍心有余悸。
　　 1993年，乡里百姓出钱出力，修了个水电站，所发电量，恰好能满足全乡照明。我们乡野散，幅员辽阔，相当于一个旧区的面积。要牵照明电，所需电杆数量自然较多。妻哥是我的初中同学，并且关系一直不错。加工电杆是他的老本行，他建议我边教书边加工电杆，并且还可以为我提供设备和技术工人。我需要什么就拿来主义，何乐而不为呢？
　　 区水管站下属的安装队来到了乡里。由于爬杆子架线是男人才能胜任的高危体力活，因此安装队全是清一色的男人。
　　 听妻兄说，那些爬杆子的，全是些杂皮，与他们打交道要特别谨慎。我把这句话牢记在心，与他们相处，表面上还是毕恭毕敬的。因为牵电的所有费用，虽然是百姓均摊，但材料的购买以及安装，全被安装队垄断着。万一把他们得罪了，说你杆子质量差，人不敢朝上爬，你就栽完了。
　　 牵电以村为单位逐村进行。抬杆子，打窝子，立杆子，布线等重活脏活由各组各户自行分担，安装队只负责技术。
　　 在生活上，安装队上顿要吃土鸡子，下顿要吃腊猪脚。稍有不周，便对管饭的人家鸡毛打鼓——当面搔皮。人们背地里评价说，这个安装队胜过国民党的“吃光队”。
　　 那时候，村里的男劳力都到沿海打工去了，留下的全是些妇女。随着安装队的到来，绯闻不绝于耳。留守妇女的公婆们，深知这些人不会久留，他们也是逢场作戏，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于是，安装队的更加放肆了。白日夜晚的，他们就像一群脚猪，游走在各村留守妇女之间。
　　 安装队进驻我们村了。师傅们每到半下午便请假离开了，借口是以前安装的哪户人家，电灯陡然不亮了。
　　 开工前，我们村照例要把各个小组长，外加安装队的招集拢来嘬一顿，借此机会互相认识认识，以便平时联系工作。饭局安排在刘村长家里。村里也请了我，那时候年轻，对大鱼大肉还是蛮感兴趣的。
　　 坐席时，我有意避开那些爬杆子的。酒宴开始了，满桌都是肉，无不大呼过瘾。同坐的都是些熟人，在喝酒这个问题上，我们互不深劝。其实，那时我对烈酒特别有好感。有好菜没好酒，吃起来就觉得不带劲。怕后面扯酒皮，我强忍着，喝了几瓶啤酒，以腾出酒量。喝惯了白酒的嘴，觉得啤酒清汤寡水的，并且还带有一股潲水味，喝起懒心懒意的。我一边品着苦涩的啤酒，一边留心着安装队。他们一上桌也不讲客气，生怕酒少喝不够似的，只顾埋头猛喝。能盛六两白酒的玻璃杯，每人的皮袋子里都灌进两三杯了。
　　 吃好喝好，我下了席。安装工人的桌子上，还剩少许人在相互劝酒，我便走上去套近乎。我坐在一个墩墩实实的小伙子旁，看他喝酒。他个子不高，也不多言不多语的。问他，答话时也轻言细语的，极像个有教养有学问的人。经询问，得知他叫杨伟，刚入队不久。
　　 杨伟问我喝酒么。
　　 我今晚才喝三瓶啤酒，心里也痒痒的，加上怕得罪他们安装队的，捱了好半天了，才小声答道：“喝一点嘛！”
　　 他挑战，我又有把握赢，为何不应战呢？于是我便抱起酒罐，倒了两杯。递给他一杯，碰了杯之后，我一仰脖子，六两白酒便先干为敬了。我是个急性子人，也喜欢喝急酒。若是慢慢喝，三两白酒也可把我拿下。喝急酒，一斤出头不会有事儿。
　　 见我杯中尽了，杨伟也仰起脖子，咕嘟咕嘟地来了个底朝天。
　　 酒一下肚，我的话逐渐增多。杨伟始终沉默寡言的，我便与侧边人天南海北地瞎吹起来。正当吹得有劲的时候，忽然听到杨伟蚊子似的嘤嘤声：“程老师，还喝酒啵？”
　　 酒是人的胆。有酒壮胆，我的话没经过大脑便冲口而出：“喝就喝嘛！”
　　 话刚出口，我便后悔了。为了弥补这个缺憾，我要求先说断后不断，这一杯喝了，再也不喝了。
　　 见我俩对上了，堂屋里喝得二麻麻的一个个男人，都围了上来。听了我的要求，众人都说要得，杨伟也点点头。我俩又同时将满满一杯白酒一饮而尽。
　　 饮完酒，因有言在先，我便毫无防备地与旁人神侃起来。酒力发作，脑子格外兴奋，好像有说不完的话。
　　 吹着吹着，不知是谁又喊了一声：“程老师，喝酒！”
　　 我转过身子一看，一支空啤酒瓶立在一边，侧边顿着两杯啤酒，那白白的酒花正顺着杯子朝下流淌。杨伟稳如泰山地坐在那里，连鼻子也没嗡一声。我心里升起一股无名怒火：仗着我有求于你们，你们就可以借酒欺人么？想到这里，我不由得大声嗓气地说道：“先说断了的。今天就是死，我也不喝了！哪个倒的哪个喝！”
　　 听见我的大声，周边人挤得更紧了。做人的做鬼的，嘴巧的嘴笨的，纷纷展示着自己的口才。
　　 “杨伟倒的酒，你两个单挑，哪个敢接招呢？”
　　 “既然死都不怕，你还怕酒么？”
　　 “白酒喝多了，啤酒正好解渴，再说啤酒也喝不死人嘛！”
　　 ……
　　 我是个急性子，听人啰嗦，心里烦。想一想，多喝一杯啤酒也算不得个啥，便干干脆脆地说：“听人劝得一半。这一杯算我的。如果再斟的酒，哪个答讪哪个喝。”
　　 旁人都一起说：“要得，要得，下一杯是下一杯的话！”
　　 说完，我一口吞了。杨伟捋起袖子端酒时，我见他满手刀疤印。心想，这个人不是好人，今晚与他斗酒要小心为上。
　　 喝完酒，我原地坐下，不再开口说话。心里思忖着，眼前这个人个性太强！可能我喝酒的气势压住了他，使他感到委屈，喜欢争强好胜的他，所以一再向我挑衅。
　　 殊不知，杨伟又开了一杯啤酒，依旧一言不发地像一尊菩萨坐在那里。
　　 众人又将先前的把戏表演一遍，我一气之下把那杯啤酒倒进喉咙，便愤然起身离开。不坐在这个鬼桌子上了，看你们再怎么刁难我。
　　 啤酒四瓶，白酒一斤二两下了肚。走路时，身子比棉花还轻。眼珠子转不动了，看出去麻糊糊一片，即使站在面前的人，也分不清眼睛和鼻子了。听人说话，只听到一片哦啰哦啰声，根本听不清说的什么。想说话，舌头好像被冻僵，不能收放自如了。说出去，别人也听不清我说的什么了。唯一不受影响的是思维，“酒醉心明白”，这是千真万确的。
　　 听到门外有人把水搅得哗哗响，心里清楚，这是安装队的在轮流洗脚，准备睡觉了。偏偏倒倒地走出门外，人们像遇上了猛兽，纷纷起坐避开。感觉外面的风凉，吹在脸上爽爽的，就在大门边顺墙根坐下来。
　　 我刚坐定，杨伟也幽灵似的，轻飘飘地来到我身边坐下。屋里的人也涌了出来，像观赏猴把戏一样围着我俩。一会儿，又听到杨伟问：“程老师，还喝酒啵？”
　　 我以为他问今后相遇了，还敢跟他喝酒啵。为了不得罪他，为了眼前的生意，我顺口打哇哇道：“喝！”
　　 杨伟听到我的回答便站起身，把洗了脚还未来得及倒的胶盆端起，将水倒在坎下的猪圈里。然后拿着胶盆，朝屋里走去。杨伟舀水洗脚，准备睡觉了，我心里一阵欢喜，心想这回我赢定了。
　　 一袋烟的功夫，杨伟颤颤巍巍地，像个七老八十岁的人，踱着碎步走出大门。两手各端一个胶盆，盆里的水荡得哗哗直响。放一个到我脚下，端起另一盆，口对盆沿猛喝起来。
　　 这个人喝高了，心里发烧，连洗脚水也喝，我心里一阵好笑！
　　 杨伟喝完，把盆子递给我看了看，默默地弯下腰，端起我面前那个盆子，顶在我胸前。人像铁塔一样立在我面前，执意要我喝下。
　　 我心里还明明白白的，啷个也不会喝洗脚水。要是真喝了，传出去多丢人哪，说程某与某某斗酒，醉得不知事向了，连洗脚水也喝。
　　 大概对他无止境的挑衅，旁人也觉得过分，好多人都在谴责他。安装队一个姓吴的，对我附耳低言：“你假装喝，悄悄倒在地上不就行了。”
　　 我采纳了他的建议，站起身，嘴唇挨着盆沿，假意喝起来。由于酒力发作，手感不知轻重，倒的速度快了些，酒滴在屋檐下的石板上，击打出叮当叮当的响声。
　　 杨伟听到声音，站起来凑近我。我把空盆子递给他看，意思是我喝尽了。他接过盆子，二话没说，就把胶盆横扇过来，打在我脑壳上，又顺手丢下了猪圈。说实话，那薄薄的胶盆并未打痛我，我并未在意。
　　 这时，先前授意我朝地下倒酒的吴姓伙计，为我打抱不平说：“人家喝了，你还打他，实在没道理！”
　　 本已坐下的杨伟，听到这句话，缓缓地站起来，提起方凳，横起用力一挥，姓吴的连哼也未哼一声，便死猪一样倒在地上了。
　　 我想起他手上的刀疤印，脑子里立刻做出判断，这个人开杀戒了，惹不起躲得起，赶快绕圈子朝家里跑去。从屋后经过时，听到刘村长堂屋里，吼声打击声响成一片。出大事了。尽管天黑得张口不见牙，但我还是凭借着微微的夜白和熟悉的路径，腾云驾雾一样，几大步蹽回了家。衣服未脱，脚也未洗，倒头便呼呼大睡。
　　 第二天早晨起床，想起昨晚的事，不知咋样了。去到刘村长家，姓吴的躺在床上，右边颧骨上像搁了个大汤圆。
　　 与他交谈过后才晓得，昨晚盆里装的不是水，而是酒。只因当时喝得太多，是酒是水我已分辨不清。
　　 屈指一算，杨伟昨晚至少喝了三斤白酒。
　　 昨晚我走后，他屋里屋外到处找我，还要与我对垒。一个喜欢说直话的组长，见此情景骂了他一句：“喝得就喝，喝不得就少喝，出丑卖怪的！”
　　 此时的杨伟，哪里还听得这些话？他顺手拿起插在墙上的煤油灯朝那组长砸去。那组长也不是省油的灯，双方便扭打起来。杨伟提起一条矮板凳，那组长也抓起身下的凳子迎了上去。堂屋里有如两头正在格斗的大象闯进了瓷器店，桌子板凳、杯碗盘碟全砸了个稀巴烂。
　　 人们怕沾血，纷纷避开。躲进卧室的赶快闩住门，并选几个青壮年用肩膀顶住门板。钻进灶屋的赶快爬上楼，再把楼梯扯上楼。屋外的被赶到山上，藏在黑影里。
　　 人生地不熟的杨伟，四处寻找，见不到一个人影了，就骂骂咧咧地朝我家方向走去。
　　 山上的人屏住呼吸。突然他们听到哗嚓一声响。响声过后，骂声也停止了。熟悉情况的人说，杨伟滚到河里去了。路边是个陡坎，有三丈多高，可以致命。
　　 等了一会儿，确实没动静了，山上的人才赶快找来火把，走到河边一看，杨伟像一条死狗蜷在乱石丛里，满身血污，一动不动。
　　 所有的人都来到沟里，将杨伟抬上担架，送到乡卫生院。看到这个情况，村里人怕我也在半路上摔下了岩，立即派人沿途查看，一直找到我寝室门外，听到我鼾声如雷，便回去禀报了。
　　 乡卫生院赶紧给杨伟挂上解酒的吊瓶。从晚上一直吊到第二天中午，他终于醒来了。
　　 “我什么时候到的卫生院呢？”杨伟问身边人。
　　 身边人介绍了事情的经过，他哈哈一阵大笑，一骨碌坐了起来。
　　 全乡安装完毕后，杨伟被安排在乡电站当员工。电站与我们学校仅隔三四公里，每逢双休日，他都要来学校打两天牌。打牌时，他一声不吭，开钱也耿直。到吃饭时，我再也不敢拿酒给他喝了。他也闭口不提酒的事，更不提从前的事。几筷子扒拉完一碗饭，又几筷子扒拉完一碗饭就下了席。与那晚的举动相比，简直判若两人。为何平素好端端的一个人，一沾酒就变成了魔鬼呢？
　　 后来，电站对门有户人家整满月酒，杨伟也去送了礼。中午喝完酒，他见一个穿裙子的姑娘长得十分漂亮，竟当着千人百众的面走上去，捞起裙子就死死地箍住她。同来吃酒的亲戚们，一顿乱棒将他打下猪圈，并通知了派出所。派出所把他抓去录口供，无意间查出他是一个逃犯。杨伟以前在攀枝花当兵时，与人结下仇怨。退役后，他又潜回攀枝花，悄悄杀死两个武警后再潜回来，改名换姓在安装队当了工人。
　　 以后无论与任何人在一起，我都不使性子斗酒了，一怕遇上酒魔，二怕自己也变成酒魔。杨伟这个酒魔的形成，固然有他本身的原因，但也与当时的垄断经济有关。要是社员们自掏腰包的照明事业，允许自由选择的话，如此嚣张地鱼肉百姓的安装队，早就遭到了百姓的唾弃；我也不会为了这点蝇头微利，拼命去讨他们的欢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