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雨阻断行程，拦下“一辆破旧不堪的公共汽车”，司机提醒她“他的汽车不去很远的地方”，她回答“没关系，我只需要打个电话。”对话很简单，女主人公却命运突变。《我只想来这儿打个电话》所表现的一个人命运突变的偶然性与必然性，让人不禁脊背生凉：或与谁相遇，或爱人转身成陌路，或亲人刹那间生死两界……生命中的如此种种之重竟然如此地不可知、不可预期。
　　 《我只想来这儿打个电话》，作者以虚实合璧的手法将读者裏挟进一种情绪，去看去感人世间无常的事与情。
　　 一例偶发事件，构成文本的主线索。作者把事件布景在“一片参天大树林里的一座古老修道院”。修道院，给人直观的印象是沉珂教条，偏偏此修道院还是一所精神病院，这就有了看头。
　　 果然，精神病院不只是病人有精神问题，这里的每一位员工也似患有强迫症——院长治病救人的逻辑是，只要进了门的，不管身份验证是否正确一定是病人；看守粗鲁强硬的理由是，对待狂躁反抗的病人，必须以暴制暴，直到她唯命是从。如此精神病院，总强调自己来这里只是为打一个电话的女主人公被“精神病”，也就没什么意外了。医院总免不了误诊，然而被作者移境于《我只想来这儿打个电话》的个案，却类似生死惊悚剧，让人头皮发麻，内心莫名地恐惧。
　　 作者对精神病的症状是熟悉的，对小说可读性的把控更是擅长。他把院长刻板偏执和看守粗鲁暴力的病态以及女主人公从希望被救到绝望放弃、从狂躁辩解到默认缄言，所有描述如见其人、如入其境，让这一充满变数的误诊事件，夸张变形，扣人心弦——看守错了，院长出现了，可院长也错了。院长错了，丈夫来了，可丈夫也认同了院长的诊断。一次次希望再生、一次次希望破灭，文本内，女主人公遭受一次次的精神摧残，从狂躁到抑郁，真的患上了精神病，文本外，读者被一系列猝不及防的变数敲打神经，直至故事结束仍心有余悸。
　　 可以这么说，作者让故事发生在修道院、精神病院，就是要把场景与人物所对应的冲突做到极致。事件本已足够冲突，作者还嫌不足，他将情感元素纳入，将这桩发生在由修道院改建的精神病院里的误诊，从事到情，又多了一个方位冲击读者的精神防线。
　　 其实，事情事情，人的世界从来就不存在事与情分离的事儿。《我只想来这儿打个电话》主线索是女主人公“被精神病”的过程，另一条幽径却通向情感腹地，借一对夫妻小心探望、大胆求证人类的情感质地。
　　 作者笔下的女主人公敏感而过激，几段情史都含有突然的失踪，感情经历颇为丰富和周折。对自己辗转往复的情感，女主人公解释为“爱情有长有短”，与现任丈夫她也失踪过，只是再复合，随他一起谋生活，她在意与他的感情，所以这次途中遭遇暴雨不能如约与他共赴演出时，她一心只想打个电话将情况通报给丈夫，结果却阴差阳错误入精神病院。
　　 丈夫对妻子是深有感情的。“当他看到恩惠林荫大道上的棕榈树上闪着春天的灿烂阳光时，悲哀地想，这座城市没有了玛丽亚会怎么样，不禁浑身一颤。”“他惊恐地醒来，确信玛丽亚又把他抛在了没有了她的广漠的世界上了。”原本，丈夫对妻子的失而复得也有疑虑。“从现在起你还想离开我吗？”他问她。她用一句诗作了回答：“爱情只要还存在，它就会永恒不衰。”结果两年，他们的爱情依然永恒不衰，可妻子再次失踪。在等待妻子讯息的煎熬中，在某个“大清早，在喂完了猫之后，他用力压着胸口免得死去。他决心把玛丽亚忘记……”由深爱到深恶，丈夫愤然撂下妻子偷打来的唯一一次电话，将她推下深渊，从此在精神病院万劫不复。
　　 妻子对情感多变而超敏，具有精神病人的潜质，丈夫的反应却是符合常人——从以为又遭抛弃而由爱生厌，到将妻子当作病人重生怜爱，再到因妻子对他漠视绝意，也便重娶妻子重新生活。夫妻因爱情或离散或聚合，这只猫却始终守在家中，与主人不离不弃。这只算不上角色的猫，显然是作者在刻意传达他的情感观察——情感的忠诚度上，人不如动物。
　　 谁也不情愿承认这样的事实，可事实总让人无话可说，然而，又总有道理支撑——人性善变的基因，让人极易妥协于生命、生活和爱情。品咂出这一层意味，对作者之所以将事件、事情发生于修道院、精神病院，更大的森冷这才冷彻心扉。
　　 《我只想来这儿打个电话》事与情两条线索并行，呈现一个无病的人怎样被一群有病的人逼成病人的故事。扑朔迷离的情节奠定了小说的可读性，可它不止于可读性。
　　 把病人归类到正常群体，把一个正常人推向精神病院，故事窗的景深与作者所处的时代该是密切关联的：他在用这样一个充满变数的离奇故事，控诉社会秩序的混乱和当局政府的高压。有了这一层，文本视界徒然大开——修道院本就是精神病院？与精神病院的病人相比，谁更是病人？
　　 两问，让悬疑渗透故事，从个人到群体、从某个场景到整个社会，作者充分发挥他从荒诞中发掘现实的天才表现力，使得这个篇幅有限的文本轻灵厚重，突破可读性、文学性而富含社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