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有限的阅读视域里，以小说为题材，反应鄂伦春族人民生存和生活的作品大概只有萨那的长篇小说《多布库尔河》、诚然的长篇小说《白那恰》以及网络作家夜阑之赤壁怀古先生新近所著的中篇小说《雪野惊魂》。前两部书与其说是围绕着这个弱小民族的宗教信仰、风俗人情、生态文化等一系列东西寻根寻魂，来讲述一个个忧伤却不绝望的故事，毋宁说是面对人类历史进程，不可抗拒“现代性”的一种心灵上的喟叹和悲哀。然而受政治意识形态的钳制和规训，他们很难挺进鄂伦春族人灵魂深处真正的腹地，一些“超真实”被深深“遮蔽”。相反，《雪野惊魂》写出了另一种图景。“复仇”是贯穿全篇的“母主题”，两种生灵（人和狼）发动了一场空前绝后、暴力血腥、惨烈异常的战争，却很难分辨谁是最终的胜利者。某种程度上说，这篇小说已经从写实的藩篱进入了寓言的高境。正如我在对它的评语中写道：
　　 《雪野惊魂》既是暴力美学宣泄，也是人类意志的悲歌。它在求证着一种人性（也或狼性）的可能性，也是在重温一种英雄哲学。它凭借丰盛的想象、坚固的物质逻辑，以及人物性格演进的严密逻辑，塑造，表彰了一个人或一个群体如何在生存和信念的重压下，在内心的旷野，为自己的命运和职责有所行动、承担甚至牺牲；并以从容的写作耐心，强大的叙事说服力，为这个强悍有力、同时具有理想光芒的人格加冕。这种以抒写雄浑人生来对抗精神的溃败，以确信反对虚无，以智慧校对人心的写作方式，为恢复网络小说创作的写作难度和专业精神，理解现实和灵魂不可思议的力量敞开了广阔的空间。①
　　 然而本文写作目的旨在批判，非关褒赞；意在建构，绝非摧毁；用心于高度深度难度厚度之探寻和要求，而不是隔靴挠痒、浅尝辄止。我将试以这优秀之文本，写出我在经典压力下的焦虑，写出我的困惑，我的不安，我的误读，我的不满，并为其探索通向经典道路的可能性。如果这种在鸡蛋里挑骨头的读解方式，能开作者之思，启其之慧，去其之蔽，使其创作进入“无蔽”之境界，则是写作本文的最大之收获。
　　
　　 一，传奇模型与市场规训下的钝化心态
　　
　　 《雪野惊魂》尽管描绘的是北国风光、异域风情，它的人物也是少数民族的一支，然而它讲述的故事却有着固定的模型，这种固定的模型被西方理论称之为“原型”，那么什么是“原型”呢？加拿大学者弗莱指出，原型即“典型的即反复出现的意象。”②为了明晰这个概念，他更为明确地讲道：“我把原型看作是文学作品的一个因素，它或是一个人物，一个意象，一个叙事定势，或是一种可以从范畴较大的同类描述中抽取出来的思想。”③原型概念作为考察作家与传统联系的一个中介因素，被现代批评反复使用。那么《雪野惊魂》到底脱胎于哪一种原型呢？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它自始至终始终贯穿着英雄、侠义、复仇等主题，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传奇模型”。
　　 小说中主人公霍查布就是一个英雄，鄂伦春民族的英雄。首先，他有着超出其它族人的眼界和胸襟，为这个族群长远发展的恪守着一种古老的法则。“我和大伙儿早就说过，打猎不到万不得已，不能赶尽杀绝，大自然里的每种动物都有自己的活法，我们没权利将它们灭了。狼没了，狍子、鹿、罕达罕就会多，它们可都是吃草的家伙，没了草甸子，我们的牛、羊、马怎么放牧！政府给了我们新生活，让我们安定下来，可不是象以前那样全靠打猎为生了，我们的生活也在慢慢发生着变化。”然而，当狼族公然杀死了他的一个族人，并威胁到他们族群时候，在生存与信念的重压下，他发动了一场与狼族的战争。他把自己的命运和族群的命运绑在一起，把维护族群的荣誉和利益看成是一种神圣的职责，为了这个职责，他勇于承担，不惜牺牲。同时，他又是一个重情重义的人。他之所以让乌热松参加那支“灭狼队伍”，是因为他看中乌热松和吉诺的友情，为了这份友情，他让自己唯一的孙子参加了那场命悬累卵、生死未卜的战争。再者，他也是一个敢于担当、敢于承担的人。狼和人惨烈厮杀之后，各方都损失惨重，尤其是他们这支队伍牺牲了好几个猎人，折去了很多猎狗，可以说是到了一个弹尽粮绝，军心涣散的危急关头，又是他第一个站出来无私地承担了这些责任，同时不断鼓舞着大家的士气。最后，他更是一个勇敢、坚定、勇武、有智慧有领袖气质和才能的人。几十年的打猎生涯，为他积累的丰富的狩猎经验，所以在战场上能知己知彼、运筹帷幄；能沉着冷静、周密布置；能抓住机会，果断出击。在小说中，这一角色几近完美。弗莱在考察了欧洲文学的创作实践后，把文学中的人物和叙事模式分为五类。可以说，霍查布这个人物角色已经接近于第三类原型，即“主人公在程度上高于一般人，但并不超越自然环境，则是一般领袖的人物，他又远远超出我们的权利、激情和表现力，但他的所作所为仍处于社会批评和自然秩序的范围之内。”④
　　 小说的另一个主人公是一个叫多吉的猎狗。他是弗莱所云的第二类人物和模式的代表。“主人公在程度上高于一般的环境，是传奇的英雄，是人而不是神。但他行动在一个基本上不受自然规律支配的世界里，这里有魔法的宝剑，有妖怪和女巫、符咒和奇迹等等。英雄也可以有超人的勇敢和毅力，这一切在神话世界里并不违反可然律。”⑤多吉拥有纯正的藏獒血统，“聪明、凶猛，生就一副强壮的身体，一副铁嘴钢牙，两只锋利的前爪能轻易将其它猎狗的肚子挑开，天生就是一个打猎的好材料，他所做的，无非是增加了它更加顽强的斗志，更加彪悍强壮的体魄以及饮狼血为快，噬狼肉为乐的凶悍品性。打猎的时候它知道不去伤害动物的皮毛，而是一口封喉要敌性命，这样能为主人留下一张完好的野兽皮子。”他桀骜不驯、孑然不群，“从来都不像其他猎狗那样尾巴摇晃得像朵花儿，做出摇尾乞怜的模样。”他拥有超越一般环境的顽强的生命力，被主人关进土坑，靠少许食物仍能生存下去，并练就一身好本领。他对主人极端的忠诚，哪怕曾经受到误解、虐待，痴心依然不改。他还具有强大的战斗力，战无不胜攻无不取，在那场惨烈的战斗中，他凭借一人（狗）之力，歼灭了众多的狼。正是因为有他的存在，那支由八人组成的“灭狼队伍”才没有被狼队全歼。越到最后，伤兵满员、人无斗志，都是靠他苦苦支撑。最后，身负重伤的他为了救霍查布和乌热松，与狼王同归于尽。
　　 我前面曾经说过，复仇是《雪野惊魂》始终贯穿的“母主题”。人和狼的战争，说到底就是复仇的战争。额根堤杀死了几只狼崽，母狼袭击了他的儿子吉诺，“掏空了内脏留下尸首”对鄂伦春族人进行挑衅，才有了那支前去复仇的八人小队。狼叼走了霍查布三个月大孙女，孩子的母亲乌托娅为了替女报仇，追杀母狼时受公狼攻击，连人带马坠落悬崖。霍查布为报亲人之仇，设铁夹子夹断一只母狼的前腿，狼群们开始攻击他们的村庄。从复仇到反复仇，从反复仇到复仇，这个铁定的意念，疯狂着人族和狼族。
　　 还有一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小说中还有另一种传奇模型——“才子佳人”、“英雄美人”，我是指柯正祥和萨白莲的爱情故事。他们一个是边防部队战士，一个是部队的饲养员，正值青春好年华。虽然民族不同（一个汉族，一个鄂温克族），彼此能相互接近，日久生情。奈何部队有纪律约束，族内有族规（外族不能通婚），两人只得私奔。途中偶遇霍查布的灭狼队伍，于是随行。在那场惊魂动魄的人狼大战中，柯正祥不仅救下了萨白莲，而且也救下了前来阻止他们私奔的萨白莲父亲等一行人，赢得了萨白莲父亲对这桩婚姻的默许。小说最后虽没写两人“大团圆”的结局，但萨兴贵老汉（萨白莲父亲）的话还是泄露了天机。“死丫头，现在就知道袒护了。”；“我们一块儿走，不过你也别高兴太早了，部队说不定要提前让你复员，看你到时候咋办！”可见这个故事的套路是符合“才子佳人”、“英雄美人”的传奇模型的。
　　 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对这个模型不无嘲讽道：“至所叙述，则大率才子佳人之事，而以文雅风流缀其间，功名遇合为之主，始或乖违，终多如意，故当时或亦称为‘佳话’。中间要经历诸多磨难……但最后结局无不皆大欢喜。”⑥
　　 在这里，我无意贬低这些传奇的叙事模型，包括它的商业文化属性。我国的“四大奇书”也是源于这种模式，源于这种消费性的话语，源于流行于闾里坊间的野史传奇。可有一点不得不引起警惕，那就是无论是我国的“英雄侠义”传奇、“才子佳人”话本，还是西方的“骑士”小说、“历险记”小说、“流浪汉”小说，都是与城市社会的文化消费需求密切相关，不客气的说，这种东西本身就是迎合市场，迎合消费人群，迎合读者的“媚俗”产物。尽管本雅明一再强调：“讲故事的方法有好多种，而故事的模式只有那几种”，可是小说家不是说书人，讲故事不是小说的唯一目的，“发现惟有小说才能发现的东西，乃是小说惟一的存在理由。”⑦希伯来人常说“太阳下面无新事”，我们古语也说“今人古人同流水”，但一定有一些问题是植根于生命深处的，所有的人都必须去直面的，必须去试着作出解答的的。这些问题就是人类永恒的难题、终极的困境，任何作家对待这些难题、都不应该不闻不问。唐代的李德裕说得好，文章就像日月，虽终古常见却又光影常新。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本着自己对寻常所见日月之体认，用属己的心情体会，用属己的眼光打量，日月定能翻出新光景。《红楼梦》与“才子佳人”有不可断绝之纽带，然而它能独出机抒、自我圆满地成为伟大的世情小说；《堂吉诃德》多与“流浪汉”，“骑士”小说有染，却能发现人类存在的“终极悖论”而一跃为欧洲最杰出的正典。
　　 《雪野惊魂》正是既受困又受益于这些既定模型，虽造就了惊魂动魄，慑人视听的宏大场面、传奇经历，但却丧失了已是悬崖百丈冰却无花枝俏的那种震撼之后的价值指引。当夜阑之赤壁怀古先生几易其名，最终把小说的标题定为“雪野惊魂”时，我深深地知道，这样的小说到底是通俗、市场消费与取悦读者的产物！在市场规训下，他已经形成了惰性钝化的创作心态，失去了冒险的精神，再也无力去开拓那些更加广阔的精神和灵魂的空间。
　　 小说中本该具有的那种苍凉劲健、气象干云、张力四射的相对性空间被深深封闭！
　　
　　 二，被封闭的相对性空间
　　
　　 所谓的“相对性空间”，按照李静女士的观点是指：“小说思想的不确定性、疑问性或潜隐性；作品的情节逻辑与精神隐喻二元化；叙述的张力和空白；等等。”⑧这里先说“思想”。它究竟是怎样一种形态？抑或如哲学一般，给读者对世界疑问的一个绝对肯定的标准答案吗？或者说小说的本质是否和哲学一样，是对世界抽象式的、结论式的认识，其区别只在于小说家将其形象化？其实，不用求助于艺术演变史，只要稍微有点文学理论常识的人，就会发现答案是否定的。“深思在进入小说之后，改变了自己的本质，在小说之外，人们处在肯定的领域……然而在小说的领地，人们并不作肯定，这是游戏和假象的领地。”⑨
　　 而《雪野惊魂》在艺术上最明显的缺陷是——对一种单向度的世界观的阐释。这一点，我们从小说发生的时代背景，也就是故事时间的源头就可以看得出来。故事发生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也就是建国初期，我以为在这个故事时间的选择上有着深长的意味。它绝非是那种为求“真实”而作的自然而然的设计，而是有意识地往国家政治意识形态靠拢，这里可以看出作者潜意识里所压抑的意识形态的根深蒂固性，在创作中会时不时地冒出来。吴炫先生说得好：“‘文以载道’有时候并不是被迫的，常常是情不自禁。”通过阅读，我们可以大致梳理一下作者的一些创作意图：其一，通过对艰难的自然环境和恶劣生存环境的描写，反应鄂伦春族人身上所具有的勇敢、顽强、智慧、倔强等一系列良好品质，寻其根，摹其魂。其二，为一种理想的、英雄的人格加冕，奏一曲理想主义凯歌。其三，是一个隐含的主题。那就是鄂伦春族人在国家主义的领导下，将彻底告别以狩猎为生的部落生活，走向另一种新天地。最后一个主题虽然隐蔽，但我们能从叙事者一些叙事话语以及场景片段中找到蛛丝马迹。比如我前文所引述的霍查布怒斥额根堤的情节。霍查布说道：“你不知道春天是繁殖的季节，政府规定不让我们打猎吗……政府给了我们新生活，让我们安定下来，可不是像以前那样全靠打猎为生了，我们的生活也在慢慢发生着变化。”作为鄂伦春族的领袖人物霍查布在大势之下，已经开始思考本民族未来之发展方向。小说中还有这么一句片段场景：“远处，碧蓝的天空下，连绵起伏的山岭上一片白雪茫茫，落叶松和白桦树的树干似乎短了一截，但它们依然如在风雪中持枪站岗的战士，傲然屹立在风雪中。”“持枪站岗的战士”，这种类似初中生作文的描写、俗套的比喻，除了能说明作者拙劣的技巧之外，还能印证着作者意识深处对红色叙事和红色修辞的迷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