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的一天，正是“文革”进入派性斗争的中坚阶段，内蒙古东南边的农村，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把红旗大队七队八间库房、五间办公室、三万斤谷草、四千斤马料烧个净光，人无地点办公，牛马没吃的，对靠吃返销粮生活的七队来说，无疑是灭顶之灾。我作为当时的公安特派员前往事故现场调查活在真相，当我骑自行车满头大汗赶到距公社二十华里的七队时，现场已被救火群众时踩踏得一片狼藉。在现场抽烟的金红军已经被持枪民兵抓到大队看起来了。治保主任介绍说，铡草当时只有他一个人吸烟，他也承认，肯定是他吸烟弄着的火，怕他逃跑，已经把他抓到大队看管起来。那时，农村革命造反靠贫下中农群众专政，抓人顺理成章；我觉得草率，但又担心因为派性的原因干扰案件的真相，可也说不出啥来，于是多个心眼，说：“事情紧急，我一个人来了，但一个人办案不合法，需派一人配合我，连做记录，得找一个识字的。”这样，把派性严重的治保主任回避了。
　　 我审金红军时，他承认确实只有他吸烟，可能就是他弄着的火，该判就判，不冤。但是，单凭他承认一人抽烟就定案，总觉得证据不足……
　　 在大队干部会上我提出了疑问：“铡草机开着，现场一直没离开人，没人闻到烟味，谷草怎么会‘烘’的一下就着起来了？”
　　 没想到话音刚落，会议就炸开了。红鼻子大队长说：“他自己都承认了，还怀疑啥？绑起来送公安局得了。”
　　 治保主任更不客气：“你和他弟弟金红国都是公社干部，不能官官相护吧。”
　　 金副大队长和金红军是叔伯亲戚，见他们非要送金红军进监狱，金副大队长站起来，脸红得像好斗的公鸡，不平地说：“别给人家特派员扣帽子，这不是分析嘛。”
　　 “你还在案子上搞派性，包庇金红军。”治保主任说。
　　 “你才搞派性呢。”大队服不服，两派争吵声越来越大。
　　 我茫然了。文化大革命都五年了，派性还在做怪，并且还把我这个外来户扯进派性里，火案能搞清吗？我使劲拍了拍桌子说：“公社革命委员会派我来的，我保证不偏向任何人，你们也别吵，别提派性了；谁讲假话，阻挠破案，谁就是包庇敌人。”
　　 我利用了特派员的特殊身份和权威，制止了无休止的吵闹，让大家先把着火过程统一一下。出乎我的意料，两派说的过程全都一致。他们宗族派性严重，但都不说假话，是难能可贵之处，也给了我破案的增加了信心。双方都承认金红军抽烟时坐着的谷草已经被铡掉拿走了。着火点是电线杆下的成梱谷草。而且人们听到‘普拉’一声，一道白光（有人说一个白球），谷草从一人高处哄地着起来了，这不符合烟头着火十分慢的特点。嫌疑慢慢集中在还乡知识青年张洪祝身上。他才十八岁，初中毕业，戴600度近视镜。着火时他在着火点最近的地方干活。我问他是否先闻到了烟味，火在什么地方先着起来的，是否听到普拉声，是否看到了白光？他都低头不语。我心中有数了，因为中学学到的物理知识告诉我，在现场只有高压线混电才能产生白光和高热，从而引起谷草迅速起火，而只有他具备使线路混电条件，着火后也只有他把运谷草的钢叉扔在了现场。所以，极有可能是他用钢叉甩谷草捆时钢叉回收，不小心碰到裸露的没有电闸盒盖引起混电着火。可是，没有目击证人，又不能引供、诱供、逼供……正在一筹莫展时，他突然问：“坦白了能抓起来吗？”我说：“坦白一定从宽。”他不说话了。屋里沉静的连轻轻的呼吸声都能听到。我知道，此时任何引导都是多余的，都有可能发出错误信号，使案件偏离事实。他终于耐不住沉默的压力，说：“从屋里往外甩谷草时不知钢叉碰到了哪，‘普拉’一声，一道白光火就着起来了，钢叉崩一边去了，我就跑了，钢叉也顾不得拿。”“钢叉呢？”“队长给我送家了。”不用问，队长和他家有亲有故。我让人从他家把钢叉拿来，叉齿上还有电打的痕迹呢。我又把金红军从反省室提出来，故意问他着火经过，他这次推翻了口供，否认他弄着的火。
　　 “那你原来为什么承认呢？”
　　 “我们这派性严重，不承认还不把我打死？”“我问你时你还承认呀。”“谁知道你是哪派的？我准备到公安局翻供。”
　　 我问：“那你不也将会被五花大绑，到监狱受了罪吗？”
　　 他这次倒挺老实，说：“我好告他们随便抓社员，把他整下去，我哥好当大队长。”
　　 那时，公检法砸烂，侦破、捕人、判刑统一归军管会管。公社治安委员会只设一个公安特派员。我心里一沉，想到我实事求是办案，为他解脱，还遭欺骗，真寒心，差点上当。原来农民老实厚道，可也不少心眼。原来认为农村案子好办的观点顿时化为乌有。文化大革命人为挑起的派性，加上农村固有的宗亲势力，不但影响生产，还常常将事物黑白颠倒，真假难分。这是一个多么惊人而又可怕的现实！为了农村的一个大队长的职位，竟然有人甘愿做一个纵火犯！
　　 不行，我必须用事实让案件得到正确的突破，必须尊重事实，必须排除派性的干扰还原案件的事实真相。第二天我把调查结果在大队和七队干部会上公布后，像捅了马蜂窝，一半人将矛头对准了我。治保主任大声指责我官向官，吏向吏。说混电能有那么大力量？我不能忍受派性胡闹，故意耍起了特派员权威，下意识地摸着腰间的枪，双手叉腰说：“有理不在声高。谁也别干扰破案大方向。现在大家到机井那看个实验就知道了。”
　　 机井那已经围了许多社员，这是我精心安排的一场实验：公社电工用木杆举着小梱谷草，离三米多高的三相电闸约半米。另一电工用另一木杆上的铁丝故意碰电闸混电，只听“普拉”一声，闪过一白光，半米外的谷草一下子全着了，和当时着火发生情景一样。但是，讨论善后工作时，金红军那派活耀起来，高声要求张洪祝赔赏损失，还要判刑。我看着600度近视、低头不语、才十八岁的张洪祝，用电话请示公社书记意见交给社员讨论：（一）此次失火是电闸没盒、保险丝裸露引起的，大队、小队、治保组织、电工都有责任，今后吸取教训；（二）参加劳动的社员都没责任；（三）积极组织副业生产，增加收入，渡过难关；（四）公社组织各队支援谷草，务使牲畜度过严冬，争取明年大丰收。
　　 社员听了，觉得公平，自发鼓掌通过。一个本来简单、处理起来又很复杂的失火案就此结案，也避免了由于派性和阴谋而造成的一个假案和得逞。
　　
　　 【后记】此案是我处理的第一个很成功案件，我高兴地记入法官笔记。但是，文化大革命人为造成的派性的危害，农村宗族势力的负面影响，回忆起来，不知道当时的我国还有多少冤假错案。可是，当法律已经恢复了正常的轨道以后，仍有诸多冤假错案发生，而且发生在全国范围内的一些更大的人名假案、冤案更让人怵目惊心，想到此我的心情仍然觉得很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