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伟大，是被文人政客描述论证千年的题目，无论小说诗歌散文戏曲歌词，以母亲为题，许多纵论女性伟大的作品，都脍炙人口，感人至深，直到把祖国称为母亲，可见对女性崇爱之高。而真正从内心自觉感到自己身边的女性——妻子的伟大的少之又少。对于男人讲，更少，也确实不易。
　　 我也是一样，古稀之年才知妻子伟大，而且是从家务劳动中自觉感知的。
　　 去年九月她动了心脏搭桥手术，女儿护送回来返回北京前，千嘱万咐三个月卧床，半年静养，一年内不得干家务活。于是，我成了全职丈夫。应当说我是自愿的。我俩结婚50个年头，从她带着羞涩的青春靓丽，成为我的妻子，到灰白头发下仍不失美丽的我的老太婆，都是她伺候我，支持我，现在她病了，伺候她不是天经地义吗？
　　 伺候病人难，伺候搭桥手术病人更难。一天三顿饭，刷锅洗碗，打扫房间，洗晾衣服，营养配餐，买肉买菜，酱醋油盐，处理垃圾……忙得晕头转向，腰酸乏力。家务劳动确实不轻闲啊，需付出巨大劳动和耐心。想起年轻时回到家饭还没好时发脾气，斥责过她，心里确实惭愧。后来她参加了工作，当了钢铁厂临时工人，冬夏三班倒，经受风雨，酷热冷寒，伺候两双个女儿，任劳任怨，包揽全部家务，从无怨言。而我除洗手绢，后来加项洗袜子外，从不动手。要知道那时冬季冷的出奇，经常零下三十度，滴水成冰。凌冽的西北风刮起白毛风，老羊皮袄都能打透。冻死人的传闻每年都有。她硬是坚持下来，为了每天一元三毛九的工资补助家庭生活。
　　 看着她脸色苍白，只能仰面躺在床上，不时皱眉忍受咳嗽带来的胸部疼痛，我鼻子酸了。几十年来，我只知工作，挣钱，为完成男人义务自得，没帮她干家务，后悔啊。而她知道我是工作狂，全力支持我，从不抱怨，只说过一句五味杂陈的准抱怨话：“把你卖给法院了，也入不了党”，不知是批评我，还是不满法院领导。她哥哥嫂子妹妹和她全是共产党员，我知道他对我的希望，终于在四十六岁时的国民党的双十节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告诉她时，没有我预想的高兴，只淡淡说了一句：“这下好了，对孩子们将来有点好处。”原来她为孩子们的将来才希望我入党啊，也怪不得她，社会现实就那样。
　　 她深明大义，做到了共产党员应做的一切。1969年2月二女儿还不到两月，她支持我替和我们毫无关系的‘内人党’冤案上访。我有点犹豫，怕被发现打成替阶级敌人翻案的反革命。她说，你是男人，我要是有文化，早去北京向毛主席反映内蒙运动打人情况了。我回来后对她说给周总理写了封信，说了逼供信残状和死了许多人的事，她只说了一个字，好，边端上热气腾腾的饺子。那时候吃顿肉馅饺子不易啊。
　　 第二年我因为把同学分成组劳动，被大字报批判是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继而下放农村当社员，她不埋怨，随我而去。一九七六年批邓时，我又挨了批判，什么反对教育革命，说开门办学瞎胡闹。反对文艺革命，说春苗一针扎好农民老腰痛吹牛等等。她只说了一句话：你成了老运动员，连句抱怨的话也没有。一九八五年我因坚持给冤枉的人宣告无罪被罢官时，她特意给我做好吃的，无声地表扬我不搞错案，敢顶党委一把手。当我被内蒙高院批准立二等功，她没一句表扬的话，认为搞好工作是本分。当我公派留苏进修一年多不回来，工友开玩笑说我找俄罗斯大妞回不来了，她笑着回答：“抱回来小洋孩才好呢。”坚信丈夫一定学成归国……
　　 也许你会问，一个文革前大学生，怎么会爱上一个没文化的农村姑娘？我讲经过，你品味吧。 一九六六年，介绍人让她和我一见面，我的心就跳起来，觉得她就是我等待的那一个。她十九岁，小我六岁，只偷偷看了我一眼，直到走，低着的头再也没抬起来。一见钟情吧。没想到母亲千里迢迢赶来，临走扔下一句话：不同意。常言道，爱是不可阻止的。我结婚了，每月工资四十五元，她每月给母亲邮十五元，过年过节加倍。她从不问我哥和两个姐姐邮多少。她认为我留在内蒙不能侍奉母亲已对不起老人了，寄钱赡养老人是应该的。没钱她借钱邮，不管我们人口增加多少，直到慈母七十五岁仙逝。母亲留下一句话：我娶了个好媳妇，还给她生了个孙子。
　　 看着妻子疲倦的病容，听着她忍着剧烈疼痛的小声咳嗽，仿佛听到了开胸时折断的肋骨摩擦声，我好心痛。五十年的婚姻，虽时不时的锅碗相碰，但相濡以沫，相知相惜，这就是现实的爱情。我祈祷上帝快些让妻子好起来，上帝慷慨大方，经过半年多，妻子面润红润起来，完全能自理，还抢着做饭。这还了得？我对她说，再过半年吧。她说她没那么娇性，活动活动，对身体也有好处。
　　 说实话，她动了大手术，我尽心伺候她，是感恩回报。当我亲身深深体会到家务劳动的艰辛，回忆和妻子度过的日日夜夜，方自觉感到身边女性的伟大。
　　 妻子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