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初，曹禺的《雷雨》震撼文坛，“鲁侍萍”及其一家的非人遭遇揪动着多少良知者的心。五十年后的今天，《罪孽》的发表，又一次引起人们心灵的震颤……这不是戏剧，也不是小说，而是发生在江南某城的一个真实故事——
　　 十八年前，丈夫因擦窗户碰坏了一尊石膏像，被问成“现行反革命”罪，铛锒入狱。妻子在“红色”高压下交出了丈夫的三本日记，不料使爱人罪加一等。丈夫两年内囚死，妻子不堪压迫离婚出走，一家人仅留下祖孙俩打发时世，艰难度日，婆母为人做苦维持生计，不久“归西”，六岁小儿沦落街头……
　　 十八年后，丈夫问题得到平反，儿子做了工人。而现在的她，已经是另有一个家了。在一次出席表弟的婚宴上，儿子意外地与母亲相见了。这位珠光宝气风韵犹存的贵妇人原来就是自己的生母。儿子宿怨已深，不肯相认，忿而离席，在众人的苦苦相劝下方才重新入座。当大家为他们母子的久别重逢而举杯祝贺时，儿子一气之下摔碎酒盏，终于离席。母亲泪水扑簌簌滚落下来……
　　 为了报复母亲，儿子实施了一条残忍的计划，借着表舅的撮合，他主动上门赴S市去见母亲。母亲隐瞒了自己过去的婚史，在家人面前谎称青年人是旧时同学之子。于是一种有预谋的悲剧发生了。他的“出现”，使不知内情的同母异父妹妹一下子坠入了情网，并在公开场合向他表示亲昵。母亲目睹此情此景，十分痛苦，私下给儿子一些钱，打发他走。儿子去了，母亲魂不守舍，不久收到一信，儿子诈称带走了妹妹，母亲痛苦地昏了过去。同时妹妹也收到一信，知道他们不能相爱的原因，姑娘失声痛哭欲绝……
　　 十八年前，母亲被迫离家出走，不久屈就于一位已届不惑之年的男人颔下。后来不断打听儿子下落，也曾不止一次地寄钱助儿，但均因地址不详而被退回。然而这些并未能得到儿子的认知和理解。婆母临终前仍口口声声地将她与“文化大革命”一起诅咒。十八年后，母亲终于有了与生儿相见的机会并再次要求接济儿子聊补前情又遭拒绝……
　　 莫非又一个鲁侍萍？
　　 由此笔者想起了一位哲人的话，称：不管文学作品中的故事和人物怎样惊人，怎样动人，总不如实际社会生活中的真人真事那样令人骇异与震撼。现实生活是真正伟大的艺术家。作家们的苦心经营所能够创造出来的形象其感人程度实在是小而又小。在社会生活面前，他们往往只能是小学生和摹仿者。
　　 对此，鲁迅先生也曾有过确当的论述。他说，艺术真实并不等于生活的真实。生活中有的叫真实，生活中没有但可能发生的也叫真实，这就是艺术的真实。文学艺术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这所谓“高于生活”的正是现实社会生活中最为真实、最本质、最富于启迪意义的的东西。
　　 巴尔扎克则说，“现实也是不大真实的。”
　　 这句话拿我们的传统眼光看也许有失偏颇，然而它却道出了文学创作的实质：不管“反映”也好、“表现”也好，还是革命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乃至浪漫主义、荒诞派、反小说、意识流……都跃不出现实社会的藩篱，而表现现实社会的一个本来要求即“真实”。那么就此意义说，实际社会生活中的那些“不大真实”的“现实”实在是太多了！
　　 何谓“真实”？“生活中有的”放下不说，而“生活中没有但可能发生的”则大有文章可做。后者很大程度上就是指社会生活和文学创作中的哲学用语：“偶然”。鲁侍萍的曲折经历，周、鲁两家的伦理纠葛，可以说是“生活中没有”的，是一种偶然。但我们不能否认这是“艺术真实”——高层次意义上的“真实”—— 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的现实社会生活中最本质、最富于启迪意义的“真实”。曹老作品在当年引起轰动，奠定了作家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即是明证。今天再搬银幕更说明了这一点。而今，报告文学《罪孽》一文的发表，主人公的遭遇与《雷雨》中的“鲁侍萍”何其相似乃尔尤其说明了这一点。然而问题并不这么简单，当年多少人指摘此作结构斧凿，伦理造作，就连剧作家本人在舆论面前也显得有些沉不住气来而自认功亏，此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是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