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张中行先生是个典型的布衣学者，他一生淡泊，博览群书，学识遍及文、史、哲、佛等多领域，世人盛赞其为“杂家”。先生所著负暄系列丛书，我很喜欢读，一有空，就会拿出来翻翻，就“听听”他慢揾慢叙那些故人与旧事。此书系，分《负暄琐话》、《负暄续话》、《负暄三话》三本，有“当代《世说新语》”之美誉。此书系，是先生七十四岁时才开始写的。其中，“琐话”成书于一九八六年，“续话”成书于一九九零年，“三话”成书于一九九四年。纵观下来，基本是四年写一本，十二年总成，难怪耐读。
　　
　　 二
　　
　　 负暄系列丛书内，多是写人之篇。有有名有望者，如：章太炎、胡适、启功、俞平伯等。也有卑微边缘者，如：汪大娘、凌大嫂、刘舅爷等。总归，不论是大人物，还是小草芥，个个写来，皆须眉惟妙，血肉惟肖，好看得要命。
　　 中行先生写人物，多是笔淡而情浓。比如他写朱自清先生，说：“朱先生个子不高，额头大，双目明亮而凝重，谁一见都能看出，是个少有的温厚而认真的人物。”然，这温厚与认真又从何处可印证呢？先生又说了，他在主编某个佛学刊物时，曾怀着有枣没枣打一杆子的想法，试着向朱先生约过稿。不料，朱先生竟不摆架子，真的就写了篇内容很切实的文章寄给了他。后来，朱先生有次去看望亲戚，居然还顺道去了张宅“串门”，与他消时话闲。在朱先生去世二十年后，忽而一天，先生在天津访老友时，不期遇见了朱先生的儿子，个子比朱先生高一些，风神却也是谦恭而恳挚。“能够看到朱先生的流风余韵，我很高兴。”先生的短语长情，读之真是令人动容。
　　 还有，他写顾随先生也是这样，说顾先生为人好，学术成就高。还谈到一件事，说他在办佛学月刊时也经常向顾先生约稿，彼时顾先生常生病，然“每期总是如期交稿。稿用红格纸，毛笔写，二王风格的小楷，连标点也一笔不苟。十二章，六七万字，一次笔误也没有发现。”顾随先生博学，可身体多病，六十岁冒头就早逝了。“我觉得可惜，像这样一个人，竟不让他有个好身体。”你听，这样的话，恳切的又叫人心哀。
　　 中行先生写人物，也多语冷而心热。比如他写其师周作人先生，开篇就举北宋大官吕端“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之典故，借以惋惜其师不能学习吕端，而是与吕端相反：大事糊涂，小事不糊涂。先生以此一语评价周先生，在我觉得，真的是不偏不倚，恰当的很。就所谓的小事上来说，先生肯定了周先生很多。比如学业的刻苦、学识的博杂、做事的认真、待人的温和等等。而就所谓的大事上来讲，先生说，在“七七”事变后，像周先生这样的人，本还是有路可选的。要么三十六计，走为上，要么闭门却扫，宁可死也不出山。而周先生先前还是有第二种想法的，可后来，他“终于还是开了门”，出任了伪职。对于这事，先生文中有一段话说的极痛心：“北大人寒心的是，可以抬出来让国内外看看的人物竟然倒了。日本人呢，是可以借他来说明，可以抬出来让国内外看看的人物也站到他们一边了，可见他们是正义的。对立的看法在一点上是相同的，表态的是‘一’个人，蕴涵的意义却不只一个人。”
　　 是啊！周先生那样一个心智明慧之人，怎么就没想到这一点上呢？
　　 对于周先生的附逆，先生曾还写过劝告信，很多人都写过的，可是这些劝告信都没有起到作用。先生在文中还写了这样一段话，极耐人寻味：“事实上是一定有什么力量超过了劝告的力量。这大力量是什么呢？日本夫人？多年来对留日生活的眷恋？被元旦的一枪吓坏了？生活无着？或者还有其他？”你听，一副满含体恤的古道热肠，在冷冷地笔端，汩汩沸荡开来。
　　 中行先生写人物，还不圣化，也不吹捧，往往认知中肯，见情亦见性。比如《张伯驹》一文。
　　 想来，概世人每有谈及伯驹先生，无不盛赞他收藏丰富、爱好广泛。然，先生又是怎样看的呢？他这样说：“收藏多而精，要有钱，还要有玩古董的知识。张伯驹是河南人，袁世凯时期大官僚张镇芳的儿子。他在社会上活动，头衔和地位是盐业银行董事长，这‘资本’显然是从他爸爸那里获得的。”“他喜好围棋，我的邻人崔云趾教他许多年，据说造诣不高，距离初段还有一大段路。”“他也喜欢京剧，学老生，唱得不怎么样，音量太小，可老师很了不起，是鼎鼎大名的余派创始人余叔岩。”“他喜好书法，常写。字我见过，面貌清秀，只是筋骨少，过于纤弱。”“总之，他是个出于锦绣堆中而并不完全声色狗马的人物。”你听，多有意思，也不怕得罪人。
　　 还有，对于伯驹先生在整风运动中受牵连一事，多有人是怀愤愤之心的。先生到底怎么看呢？他说：“批判之后要处理，听说是离开了北京，到长春大学教词。总有几年吧，还是借了围棋的光，经过某些人的运筹，回到北京，成为了文史馆当研究人员。”想来，先生一生清贫，自小又是苦孩子出生，家族之中也没有什么人脉、后台可倚可行，做什么事都得靠自己的一双手。这样的经历，必然会造就他朴素的情怀，在看人看物的角度上，也就势必会有别于旁人。以此一点来看，先生真真是个血肉具足的人，是个性情中人。
　　 中行先生写张伯驹敢呈真见，其写胡适，更敢直言。他在《胡博士》一文中，说胡先生最和易近人，平常也不摆什么学者的架子，凡有登门者必接待，凡有写信者必答复。当然，他也不忘辩证的看人，也讲胡先生的某些不近人情处：“说起北大旧事，胡博士的所为，也有不能令人首肯的，或至少是使人生疑的。那时他任文学院院长，并进一步兼任中国语言文学系主任，立意整顿的时候，系的多年教授林公铎（损）解聘了。林先生傲慢，上课喜欢东拉西扯，骂人，确是有懈可击。但他发牢骚，多半是反白话，反对新式标点，这都是胡博士提倡的。自己有了权，整顿，开刀祭旗的人是反对自己最厉害的，这不免使人联想到公报私仇。如果真是这样，林先生的所失是鸡肋（林先生不服，曾发表公开信，其中有“教授鸡肋”的话），胡博士的所失就太多了。”
　　 看过这样的文字后，你先不要急着去判断写者是不是误读，或者去追究被写者行事的对与错，仅凭此一点，你就可看见中行先生的耿直与率真，看见他不人云亦云的态度，这，也是现下人身上最缺少的东西，很难得的。
　　 除如上有名望的大人物，负暄系列丛书里还有很多乡下的小人物，中行先生写他们，笔调也都淡淡地，丝毫没有修辞渲染，却多能叫人感同身受他们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多能叫人心下暗暗升腾起的疼惜与无奈。
　　 《刘舅爷》里，先生让我看到了一个黑脸膛、长相不奇、常年光着脚走路的农人，他极会焖饭，还很会种萝卜。除此，这人还很憨耿，他看见有人往准备出售的棉花上喷水，口里竟然骂骂骂咧咧，说想把那人给宰了。后来，居然独自躲在暗处，整整守了那卖棉花人一整天。但有人来买棉花，他都会偷偷告诉说，不要买，那棉花是喷了水的。这样一个朴实的提不起来、赤诚的有点迂腐的人，叫人看过之后，心里倒常会想起。
　　 《刘佛谛》里，先生讲的是位曾与他共过苦乐的朋友。这个刘佛谛很有学问，也很幽默，待人真挚、为人善良，还是个乐天派，禀赋随遇而安、及时行乐的观念。在困难年月，先生与此人常常一起谈天说地，唠些有趣的事，相互陪伴消磨日子。可后来“文革”来了。清查身份时，查出乡下还有几十亩地在此人名下。或者由于害怕，或者由于别的什么，这个刘佛谛居然一个人躲在小房子里，悄悄地喝滴滴涕（农药），死了。唉，可见，人再是乐观，也敌不过时代这个大背景。
　　 《故园人影》里的王二，其家甚贫，其人却实在，曾经用家中仅有的毛驴子送中行先生上过学。后来，他的老婆因下地干活，光脚踩了刺，得破伤风死了。一年后，王二也死了，留下了三个未成年的孩子，孤苦无依，真是可怜。而相比王二的苦凄，长海舅舅则一辈子没个姓氏，病病殃殃地活着，没见过个甚世面不说，连个饱饭也没吃过一顿，依他所想，居然认为天下最好吃的饭，是烙黑面饼（为脱皮的麦粉面）卷小葱沾酱。说要是有这样好吃的饭，他会吃的没个饱。先生说，最后长海舅舅还是病死了。“大概终于没有吃到黑面饼卷小葱蘸酱吧？”先生这猜测之语，像根针，暗暗刺入了人的心，每有热饭到口时，就总会不由想像起那黑面饼卷小葱蘸酱的样子来。
　　 读中行先生笔下的这些个人，大人物里，点微面具，所见不凡；小人物里，看见的却多是活着的艰辛与无奈。当然，负暄琐话系列丛书，除了写人物外，间或还写些个园、刹、市；书、酒、肉的，但总归都离不开人，离不开先生那种温热的怀恋与体恤之情。
　　
　　 三
　　
　　 中行先生写他人的文章好看，写自己的文章也好看，《流年碎影》就是一例。
　　 《流年碎影》里，先生详述了他的一生。先生生于河北香河县的农民家，少时就读于师范学校，后考入北京大学。毕业后，辗转京津几处中学教学，生活很贫苦。抗战时，在北大文学院任教。抗战后，又先后在北京四中、贝满中学教书，也主编过佛学杂志《世间解》。其间为了谋生，还做过不少“爬格子”的兼职。解放后，到国家出版总署工作，后转至人民教育出版社任编辑。“文革”开始后，先生先在出版社内扫厕所，后被下放到五七干校烧锅炉，接着又被单位宣布退职，一直居住在乡下。直到七十岁时才得以恢复退休待遇。返京后，一直挤住在女儿家中。直到八十多岁时，才有了一套三居室的住房。
　　 中行先生一生清贫、淡泊，就像他的女儿张文说的那样：“父亲一生的理想很简单。他自己曾说，一不做官，二不发财，就是希望做点学问，看点书，写点书，安安稳稳地过适然恬淡的生活。”没想到的是，等到耄耋之年，先生忽而出了大名，成为了所谓的“文坛老旋风”。可见，人的内识内质，是遮掩不住、经久而见的。
　　 《流年碎影》里，先生还如实书写了他的感情生活。先生十七岁时，由父母做主，娶了位姓沈的乡下姑娘，是娃娃亲。这姑娘，虽“完全是旧式的，缠足，不识字，貌在中人偏下。”不过，“性格好，朴实温顺。”这样的结合，在那个年代并不算稀罕，然想来却是很无奈也很苦闷的事。又加之先生常年在外求学，遂这段婚姻可谓形同虚设。后来，在念书期间，先生认识了城市里的先进青年杨沫女士，并择寓同居。而这位乡下的妻子，也未另寻佳偶，一直与先生保留着夫妻之名，在婆家生活着。先生说，“对于她，纵使怜悯也是力量有限”，又因自己的状况也不好，只能每月贴补一点钱，以求她生活能够容易些。这样一直延续到八十年代，她去世了。唉，这样的悲剧，能怨谁？怨她？无辜得很。怨他，也无辜得很。只能怨那样一个新旧交替的混乱时代吧？
　　 对于中行先生与杨沫女士的情感故事，大约是尽人皆知的事了。初见杨沫时，先生说：“她十七岁，中等身材，不胖而偏于丰满，眼睛明亮有神。言谈举止都清爽，有理想，不世俗，像是也富于感情。”你听，“不胖而偏于丰满，眼睛明亮有神”，言语里全是溢美与爱慕，抵挡也抵挡不住。然世间好物不坚牢，如此才子佳人的梦仅做了四年，一朝梦醒，人、情两散。由于性情、观念的隔阂，两人最终还是殊途而行分道扬镳了。后来，杨沫女士曾在《青春之歌》一书以中行先生为原型塑造了一个懦弱、落后的知识分子来矮化他，有人曾提议，让他写文章来辩解一下，中行先生则认为，既为小说，自不必当真。先生的这个态度，我是极赞赏的。既然相爱过，又何必相互扯皮，撕咬的两嘴都是毛呢？比之更叫我敬重的是，在“文革”期间，有人找到中行先生，希望他能揭露杨沫的“罪行”，先生却在揭发材料上写下：“她直爽，热情，有济世救民的理想，并且有求其实现的魄力。”
　　 中行先生后来的夫人，是与杨沫女士分开之后，由一位同事介绍的，她叫李芝銮。对于这段姻缘，按先生自己的意思说，一来，是不拒因缘。二来，是这位姑娘的相貌、性格都甚合其心。三来，是非此即彼，传统婚姻的路不想走，新风气的自由恋爱又没走通，遂就选择了相亲结婚。四来，是人大了，不论从生理还是心里上讲，都需要有个妻子有个家了，遂才结的。怎想得，这位銮妇人温婉、善良、知礼、护人，还吃得苦、耐得劳，风里雨里不离不弃，与先生一结就是百年之好，还为先生先后生育、培养了四位千金。先生自己曾就赞说：“我的夫人人品非常好，待人忠厚，对谁都非常好，很难得。我们虽然没有卿卿我我的感情，但一生平静。夫人能忍，无论环境如何、境遇如何，都能泰然处之。”正是因了这位銮夫人，才有了日后的儿孙绕膝，这，在中行先生来讲，也算得是种圆满了。
　　 其实，如同负暄书系不只写人一样，《流年碎影》从单一的视角来看，是中行先生的自传类文字，可从广义上来看，却是一个时代的缩影。所谓的“流年”，是他个人的流年，也是时代的流年，是社会的流年，实在是不凡，值得一观，再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