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四月二十三日，天降异象。先是气温陡然升至三十余度，艳阳暴烈，午后突然乌云密布，电闪雷鸣，如注大雨夹杂着弹珠似的冰雹袭击了整座城市。黄昏从办公室出来，全城交通堵塞，每一辆汽车哀哀其鸣，无法动弹。我骑着摩托车，见缝插针，回旋于小街陋巷之中，好不容易才得以回家。上楼之时，居然见楼梯口伏三尺绿蛇一条，心顿时骇然大乱，不由竟有了贾谊乍见鵩鸟之胡思。
　　 这几天，我饮食出行，与平时无异。稍有异动的，是我打算写一篇有关屈原的文章。这篇文章乃应酬之作，我本想随便拿一些大话道话搪塞一下。众口铄金，屈原早已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榜样丰碑，是中华民族的精魂之所在。我无论怎么夸赞他，都不为过。而且凭借对古人天花乱坠的褒扬和推崇，还可以像别人那样成就了自己的德名和才名，把自己打扮成这个社会的道德典范。孰料举笔半晌，竟是难置一词。我知道，这实在有违自己的心性。
　　 在我看来，所谓的历史文化大散文，并不是要我们把历史人物粉饰成一具金光闪闪的菩萨。而是要借对历史的批判和感悟，呈现出作者自己独特的思想、人格、才情、喜好，甚至偏执，浅薄、愚陋、虚妄来。那样的散文才属于自己一个人的。
　　 基于这种原因，我只想写出我自己对屈原生平一点感悟。如果今日天降异象，是老天因洞悉我即将的胡说八道而大发雷霆之怒，我也将去而不顾。言为心声，谁能阻挡我说真心话的权力呢？最多是让世人骂我无知狂生罢了！
　　
　　 二
　　 窃以为，屈原（约公元前340——公元前278）的成名在很大的程度上得归功于司马迁。因为在《史记》之前，其余没有任何史书有过关于屈原的介绍。就连厚厚的一本《战国策》，屈原的名字都没提一下。可见屈原在他那个社会，是一个默默无闻，或者说作为不大的人。在时代的大风云中，他并没有什么丰功伟绩值得在史书上留一笔。晚他二百余年的司马迁尽管在列传中写到了他，但马上觉得他的事迹与其余诸子相比，太过薄弱，便只好把贾谊拉进来与他共列一传。这在《史记》中是非常罕见的。
　　 从《屈原贾生列传》来看，屈原生平的事迹只有二三件是清楚的。一是与上官大夫争宠，被楚怀王疏远。上官大夫对怀王说：大王让屈原制订法令，每每法令一出，屈原就在外面自吹自擂，说这件事不是我就再没有人能够完成了。怀王大怒，就这样疏远了屈原。但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屈原的确曾给楚国制订过法令。至于司马迁说他“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出则应对诸侯”之事，就多属道听途说，没有具体事例作为佐证，只好含糊其词，一笔带过了。
　　 二是秦昭王打着联姻的幌子，想把楚怀王扣押作为人质。屈原一眼识破秦昭王的阴谋，力劝怀王不可入秦。可怀王听了他小儿子兰相反的建议，仓促之间就去与秦昭王相聚，结果真的被扣押了，秦昭王要求他割让土地作为交换。怀王不肯，最后落得个客死秦国的下场。
　　 三是屈原到处散布怀王忠奸不辨的传言，使得令尹子兰火冒三丈，便找上官大夫到顷襄王那里告了一状，顷襄王一听，就把屈原远远发配去了汩罗。屈原披头散发来到汩罗江畔，被一个渔夫认出来了，就问：你不是三闾大夫吗？怎么到了我们这个穷乡僻壤来了？这句话触发了屈原一腔悲愤之情，于是对答说：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所以被放逐到了这里。渔夫诘问他何不同流合污，屈原一连用了几个比喻，表达了自己的高洁之心，并临江赋《怀沙》一曲，然后抱着石头投江而死。
　　 曾经以自己的言行干预或影响历史进程的人，在司马迁以前的历史长河中可谓车载斗量，数不胜数，屈原的那点事迹根本算不了什么。可司马迁最后为什么就把屈原归于七十二列传之一呢？这应该跟司马迁本人的遭遇不无关系。司马迁在作《史记》之前，因替降将李陵开脱罪责而得罪了汉武帝，被处以腐刑。这种奇耻大辱，让司马迁痛不欲生。想着自己的一腔报国报君的热血竟落得如此下场，左思右想，不得其明。恰好看了屈原一系列忠君爱国、幽怨悲愤的文章，感同身受，不禁潸然泪下。于是就有了替他立传的心思。替屈原立传，从另一方面讲，也是隐性地替他自己申张冤屈。不知各位读者有没发现，整篇《史记》中，司马迁都是以局外人的姿态介入到历史人物和事物之中，只在文章的最后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唯独《屈原贾生列传》不同，屈原的事迹还没叙述多少，司马迁就忍不住大段大段对屈原的遭遇发表自己的看法。把屈原的为人为文夸上天了。“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皎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这些溢美之词，与其说是在夸屈原，不如说是在夸他自己。“其文约，其辞微……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这些话，用来评价《史记》算得上恰如其分。而用来概括屈原的文章，却不相符。屈原的文章直抒胸臆，饱含激情，以絢丽浪漫见长，长篇累牍表达的仅仅是自己的高洁之心高远之志和忠君爱国的抱负，让人读之颇嫌其繁，其文并不约，其辞也不微。
　　 相对屈原政治作为的平庸来说，屈原的文章在那个时代可算得上独树一帜。这种独树首先表现在文本的建设上，吸取《诗经》的精华，屈原创造了一种从未有过的骚体，为绚烂多姿的楚辞拉开了划时代的序幕。这种骚体好就好在能借物咏怀，直抒胸意，摧肝裂胆，反复吟咏，把叙事、抒情、议论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而丝毫不显得造作。给人在阅读上造成一种排山倒海却又九曲回肠的气势，将读者的情感一下子就俘获了。特别是与他遭遇相近的人，更容易感同身受。可以说，司马迁先是从屈原的文章中找到了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才决定替他立传的。屈原的文章成就了自己的不朽之名。
　　
　　 三
　　 大学时我学的是中文，所以《九歌》、《离骚》、《九章》、《天问》等篇章都在老师的引导下有过系统阅读。那时年纪小，并没有自己的价值评判标准，或者说，并没有形成自己的价值观。不免人云亦云，被书本和老师对屈原的溢美之词唬得一愣一愣。这几日重读这些篇章，才发现除了在文本上具有开创意义外，屈原的思想境界并不显得如何高远。内容和主题也非常重复，用现在的行话来说，就是重复写作。屈原所有文章的主题无非是说明自己有经天纬地之才而得不到重用，希望贤明的君主能将他重新召回，让自己的才能为国所用，为民所用。而他就在这种漫长的等待中，一边怨天尤人，一边梳理自己受伤的羽毛。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悲愤中无法自拔。以致沅湘之人邀他作祭祀之礼、歌舞之乐，他一写一写，就把自己的忧愁焦虑全写进去了。《九歌》十一篇，写得几乎全是等待君王召他回都的主题。好在愚蛮之地的人们识字断义的并不多，不然谁有兴致拿《九歌》在祭祀上歌之舞之呀？
　　 屈原无疑是一个语言大师。且看他的《湘夫人》开篇几句，“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嫋嫋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我相信只要稍通文墨的人，读了他的这几句话，内心都会像被针尖尖给挑了一下。那个绝美绝伦、超凡脱俗的美人，只稍微几笔，就勾勒得栩栩如生。这样的美人，就算是山高水长，道险路崎，我们也想目睹其芳容一回。
　　 可惜的是，有如此神韵之笔的屈原，在刻划这个美人时，心里想到的却是皇帝那个糟老头子。在他的绝大多数篇章中，他都把皇帝老儿当美人对待。而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怨又不敢怨、恨又不敢恨的等待垂青之人。知道了这一点，屈原文章中那些再绝美的意象也不能使我迷醉了。我不喜欢那些爱政治像爱美人的人。美人是人世间的珍宝，而政治只是垃圾。美人需要怀着一颗虔诚的心去敬爱呵护，而政治只需要像清理垃圾一样去搬弄就可以了。把政治当美人对待的人，注定成不了什么大器，所以屈原失败了，在现实生活中撞得头破血流。事实上像屈原这样心无城府、不懂权谋之人，纵然有盖世之才，也不会得以施展。举个例子来说，就像那些杂耍演员能把十几个乒乓球在手中耍得七上八下、眼花缭乱，可给他一张乒乓球台，一副乒乓球拍，让他对付一个乒乓球，他完全可能不是一个普通人的对手。屈原的悲剧就在于他狷狂的个性不适合在口蜜腹剑的政治舞台上呆。水至清而无鱼，就是这个道理。晚他几百年的诸葛亮就做得比他好多了。从品格、德行和人文关怀上讲，诸葛亮丝毫不比屈原差，两人都是处在乱世之中，诸葛亮却能从中脱颖而出，成就了自己的盖世霸业。原因就是诸葛亮比屈原多一颗兼收并蓄之心，懂得择主而事。
　　 在《屈原贾生列传》之尾，司马迁就曾经叹过，“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的确，我也有类似的感叹，真正的大情怀，应以天下苍生为念，学得屠龙术，不是“货与帝王家”，而是要“左右帝王家”，这才是大气魄、大襟怀。春秋时候的孔子、孟子、荀子及苏秦、张仪等人在这方面就开了个很好的头。此地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只要有真本事，走到哪里不能“为自己服务，为人民服务”啊？现在看来，春秋战国史，几乎就是一部思想家的历史，那些所谓的帝王好多都只是些傀儡罢了。这样做的好处还有，可以树立文人和思想家独立的心性、人格和价值观。可惜屈原不懂这些，把个楚怀王当作他“一切的一，一的一切”了。
　　 写到这里，我突然发现，先秦诸子大多以思想闻名于后世，独独屈原是以他自我标榜的道德或者说“牢骚”立于后世。连与他共列一传的贾谊都有《过秦论》、《论积贮疏》、《陈政事疏》等充满理性之光的政论文流传下来。可屈原的思想竟见不到一鳞半爪。屈原真像他自己所说的有治乱之才吗？这恐怕是一件值得怀疑的事情。屈原有三句话流传得最广。一句是“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再一句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第三句是“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仅这三句话就可以确立屈原高标的胸怀和高洁的品性。我在《一日洞庭》中就曾经说过，笔下“先天下之忧而忧”是没用的，而要心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其实心中“先天下之忧而忧”也没多少用，得要自己的能力担得起“忧天下人之先忧”。不幸的是，屈原并没有给后人显示出他为生民造福的能力和实例。楚国的法令就算是他修制的，在当时也并不显得优于其他诸国。至于“路漫漫”一句，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将它背叛了，他没有像文天祥那样去不屈不挠地求索，而是一听都城失陷，就自毁而亡。至于“浊清醉醒”之句，完全是梦呓之语，只有不知天高地厚的少年，才会发出那种感叹。中学时，包括我在内的少年，都喜欢把这句话抄录在语文课本的封面，以明其志，居然一点也不脸红。到了大学，就再没有人敢这样做了。举世皆浊，唯有自己清；众人都醉，唯有自己醒。天啊，六十余岁的屈原还敢喊出这样的口号，让人不得不佩服他这种“磕了脑壳”的气魄。事实上，当时楚国为国而死的仁人志士多不胜数，在各种史书中流传下来的侠肝义胆之人也比比皆是，何独只有他屈原是清醒的呢？从这句话中，倒可以看出屈原偏执的个性来。宦海沉浮，乃人生常理。为什么他屈原一旦含冤受挤，就好像天塌下来了一般，认为全世界的人都在与他为敌呢？
　　
　　 四
　　 鲍鹏山先生在《屈原，无路可走》中认为屈原影响中国历史，不在于他的思想也不在于他的业绩，而是因为他的失败。这“是个人对历史的失败，个性对社会的失败，理想对现实的失败。”这句话的确具有高度的概括性。
　　 屈原的“成功”正是因为他的失败。历史的天平已向秦国倾斜，屈原就算不被排挤，让他把自己的才能发挥到极致，也不一定能挽救楚国灭亡的结局。那样的话，屈原在历史的黄卷中根本不可能发出如此强劲的光芒。屈原的成功得归于他那些自我标榜的文章，而这些文章正是他在被疏被贬之后才完成的。在春风得意的时候，屈原似乎忘记有著书立说这回事了。他每天写的都是官样文章，就是现在所说的汇报材料。并且为这些材料的出语不凡而沾沾自喜（我想上官大夫也不会空穴来风，从屈原后来的文章中也可以看出他自视甚高，在《离骚》中一开始就说自己有高贵的血统高贵的姓氏；在《涉江》中又说自己喜欢穿奇装异服，标新立异。后来的国画家们一画到屈原，就让他的头仰得高高的，云帽崔嵬，宽袖阔袍，一副视天下英雄为无物的架势）。
　　 有了屈原的被贬，才有屈原的文章，才有司马迁的感动。如果说给屈原立传是司马迁用木头给屈原雕塑了一座神像，那么司马迁对屈原的溢美之词就是撒向那个神像的第一层金粉。从屈原到贾谊，再到他自己，司马迁以为他们三个人所受的冤枉，在中国的知识界定是空前绝后的。可他没想到的是，在君权至上、毫无人权的中国社会里，历代以来“个人对历史的失败，个性对社会的失败，理想对现实的失败”的知识分子实在太多太多。而他们一旦失势，每每就自比屈原，下笔千言，抒情明志，将七分给予屈原，三分留给自己。这样一来，屈原身上的金粉就越撒越多，越涂越厚，那神的面貌就越来越清晰，那神的光芒就越来越辉煌。已故作家江堤在他的《绝途》中认为，“屈原的痛苦是高层知识分子的痛苦，是上层知识分子的集体失意，其主题是失宠于帝王，落魄于官场。屈原是这一部分知识分子的精神代表，是他们用来抗拒堕落、战胜自我的一种话语武器。”他说得太好了。屈原正是一个失败的神祗。“恨天低，大鹏有志愁难展。”屈原成了天下失意知识分子心灵的慰藉，而他的文章就像一杯暖暖的烈酒，让千古以来那些失意的知识分子，在凄风冷雨的夜里，伴着青灯，痛饮不休。到后来，几乎发展到每个少年在“强说愁”的时期都要经历一个“屈原情节”。他们都是高呼“举世皆浊唯我独清；众人皆醉唯我独醒”的口号长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