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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徽州多山。不过，在行走皖南的这几天中，我关注的重点却逐渐转换成了徽州的水；我甚至开始认为，相比牌坊、祠堂或者马头墙，水承载了徽州盛衰的更多秘密。
　　 从地图上看，蓝色的河流如同粗细不等的蛛网，覆盖了整个皖南。但坦白说，作为外人，要将一块陌生土地上的复杂水系梳理清楚极其困难，实际上也缺少意义。我只需要知道，眼前出现的任何一泓山涧、一截沟渠、一脉溪水，最终都会汇聚成一条名叫新安的大江。
　　 除了江名，新安也是徽州的古称。因此，我将这段自始至终与水相伴的旅程称为“出新安”。
　　 2
　　 首先引起我注意的是一条普通的乡野小溪。
　　 此次徽州行的起点，我选择了黟县的宏村。首先是因为古徽州一府六县，黟县最处深山，似乎最具根源意味——仅是意指黑色的“黟”字，就已经散发出神秘幽暗的气息；其次则是宏村浪漫而独特的规划。
　　 这个黄山脚下的村落，竟然被构筑成了一头牛的形状。牛头牛舌牛蹄牛角牛胃牛肠一应俱全。但我无意于对照着导游图一一比对，因为更令我感兴趣的是，有条小溪因为绕村而过而被喻做了“赶牛鞭”：
　　 到底是什么机缘，抑或是什么力量，将一头原本悠然于家园的卧牛鞭打起身，一步一步赶成了一匹步履遍及天下的骆驼——
　　 徽骆驼。
　　 的确，若要以一种动物来概括徽州商人，甚至全体徽人，无疑只有骆驼。
　　 然而，在之后对徽州的探访中，我却发现，除了骆驼，徽人从牛开始的蜕变，原本还有其他可能性的——
　　 其他相比骆驼，对于徽州、乃至整个中国，更具意义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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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正启发我对徽州之水的思考的，是在绩溪龙川的胡宗宪尚书府。
　　 明嘉靖年间做到兵部尚书的胡宗宪，是一个不易简单评价的人物。一方面，他雄才大略，是平定倭患的第一功臣，谭纶戚继光俞大猷等名将都出其帐下，被徐渭誉为大明王朝的郭子仪；另一方面，他却与严嵩父子眉来眼去纠缠不清，也因此在严氏倒台后被政敌攻击，革职问罪死于狱中。
　　 胡宗宪生活相当奢侈，所营造的府宅占地五千平方米，气势雄伟构造复杂，号称“徽州第一家”。
　　 尚书府巷弄曲折盘旋，厅阁错落萦回，置身其中时有迷失方向的感觉。惊叹的同时，我还在其中发觉了几处与普通徽派民居有别的细节。
　　 首先是一个拱形屋顶，被设计成战船形状的书房；其次是一座“位协三公”的木牌坊，坊梁上精心雕刻了鲤鱼与波涛；还有一对据说色白则晴、色黑则雨，被称为“气象鼓”的门鼓——
　　 其实，这对门鼓只是由海岛上的礁石打成，随着天气潮湿度变化析出不同数量的盐分，因此造成了颜色的变化。
　　 这些点缀看似无心实则有意，显然是胡宗宪为了纪念抑或说炫耀自己平倭的赫赫战功而设；然而近五百年后，它们却提醒了我，尽管僻处深山，但脚下的土地、扩而大之整个徽州，其实始终联系着海洋：
　　 入浙之后，新安江最终归入了东海；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徽州的任何一个角落，通过宽窄不一的河流，都能感受到千里之外带着咸味的潮汐。
　　 相比其他村落，胡宗宪的族人应该对此有更深的体会。他们祖祖辈辈聚居的龙川，整个地形就像一艘巨大的帆船。
　　 因此，胡宗宪的成就，或许早在他们意料之中——
　　 他早已熟知水性，一生的沉浮起落，不过是从山中走向海上，一艘船到另一艘船罢了。
　　 4
　　 对于水，徽人有自己的理解。他们通常都会把水视作财富的象征，因此“肥水不流外人田”：在所有徽派建筑中，收集雨水流入自家私有的天井，即所谓的“四水归堂”，是一条牢不可破的铁律。
　　 此外，对于身边的任何水流，他们也想尽办法，引导、改道、折曲，尽可能使其围绕着自己的住宅多盘旋一段。
　　 随时随地，徽人都用不同形式表达着对水近似于图腾的喜爱、乃至崇拜（如屯溪老街便用横竖交叠的弄堂构成了一架鱼骨）。不过，另一方面，徽人的潜意识中，却也深埋着一种对水的畏惧。
　　 龙川胡氏宗祠，始建于宋，在胡宗宪主持下，进行过大规模翻修，恢宏雄壮，被誉为“江南第一祠”。在胡姓祠堂东侧，有一间不起眼的小边房，其中供奉的却是丁姓。这种奇怪的布局源于一个祈求平安的谐音：为了给船形的村落配上一支有份量的锚，胡氏先人特地从外地挑选了一户姓丁的人家，恭恭敬敬请入村中住下，以便将这艘大船牢牢钉住，从此再凶猛的风浪也不必担忧——
　　 这一住就是十六代，而且丁家世代单传，颇有些一根铁锚钉到底的决绝。
　　 除此之外，胡氏先人还不放心，又在祠堂前的河沿栽下一棵榆树，用来维系想象中大船的缆绳。如今，这棵榆树高达二十多米，树阴参天，成为了龙川一景。
　　 某种意义上说，对于当时的中国，胡宗宪起到的作用，也类似于丁姓人家或是护祠榆树，都是出色地压制了有可能翻船的危险风浪。
　　 胡宗宪安定海疆的功绩，紫禁城里的皇帝心知肚明。瘐死狱中后的第七年，隆庆帝便赦免了他的罪责，并将其平倭功勋录入国史；下一任皇帝万历，思及宗宪时也是感慨万千，赐谥号颁祭文，情深意切地悼念起了这位前朝重臣。
　　 朝廷如此天恩眷顾，故乡更是大张旗鼓纪念宗宪。据粗略统计，绩溪县城南门头历代共修建了十六座石牌坊，其中为胡宗宪所立的便有五座；徽州很多地方，甚至将宗宪抬上了神坛，纷纷建起“胡公庙”祭祀。
　　 在龙川，除了尚书府中的胡公庙，胡氏宗祠旁的少保府内还专门为他设置了一个纪念馆。
　　 纪念馆详尽陈列了胡宗宪一生，尤其是其抗倭的事迹。然而，有一个名字却总是吞吞吐吐影影绰绰，实在无法回避时，也只是一笔掠过，从来未曾加以哪怕只有片言只语的注解。
　　 这本来就在我意料当中。因为我清楚，对于徽州，这是一个遭受过诅咒的名字，几百年来很少有人愿意提起。
　　 这个人就是汪直，史籍记载的倭寇头目，胡宗宪在海上最大的对手。
　　 另外还有一个极其吊诡却又不可更改的事实：他还是胡宗宪的徽州老乡。
　　 歙县人汪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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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倭寇，中国史书的解释大抵如此：“明时骚扰中国沿海一带的日本海盗。十四世纪初，日本进入南北朝分裂时期，在长期战乱中失败的南朝封建主组织武士、浪人到明朝沿海一带走私抢掠，进行海盗活动。”（《中国历史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版）
　　 不过在日本史学界，关于倭寇却有不同的解释：“在朝鲜半岛、中国大陆沿海与内陆、南洋方面海域行动的、包括日本人在内的海盗集团。由于时代和地域的不同，倭寇的含义和组成是多样的。”（《日本史大事典》日本平凡社1994年版）
　　 后世是非暂且不论。倭乱最烈是在嘉靖年间，不妨看几条这一时期官方或者亲历者留下的记载。
　　 “盖江南海警，倭居十三，而中国叛逆居十七也。”（《嘉靖实录》）
　　 “大抵贼中皆我华人，倭奴直十之一二。”（明人郑晓，时任兵部侍郎）
　　 “大抵艘凡二百人，所谓倭而锥髻者，特十数人焉而已。”（被掳入倭的一位昆山人的回忆）
　　 既然倭寇中至少有七成以上是中国人，那么这些中国人究竟是什么角色呢？
　　 “寇与商同是人，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则商转为寇。”（明《虔台倭纂》）
　　 “店家明知是海贼，但贪图其厚利，任其堆货，且为打点护送……近地人民或送鲜货，或馈酒米，或献子女，络绎不绝。”（明《海寇议》）
　　 不必再引。嘉靖倭寇的本质已然显明。而汪直，便是这个被冠以“倭寇”名号、亦商亦盗的组织中，影响力最大的首领——
　　 当时曾有一位大臣上书朝廷，列举了最著名的倭寇头目：“臣询访在海贼首约有百人，其雄狡著名者，徽州王五峰、徐碧溪、徐明山，宁波毛海峰、徐元亮，漳州沈南山、李华山，泉州洪朝坚。”
　　 八位上达天庭的龙头老大，排名第一的“徽州王五峰”，便是歙县人汪直。
　　 徽州明清地方志极盛，然而对汪直的介绍，大部分都语焉不详，反倒《明史》中留下了他纵横东海的很多事迹。
　　 根据有限的记载，我们可以得知，汪直出身贫微，但从小就有豪侠气概；长大后“多智略，善施与”，很受人拥戴，是宋江一类的好汉；与大部分同乡一样，从少年时起，他就外出经商；不过与普通徽商不同，他更热衷于走海路，常年将硝磺、丝棉等物销往日本、暹罗等国，以获取暴利；由于他做买卖公道，深得各国商人的信任，被尊称为“五峰船主”。然而汪直的事业已经触犯了明王朝“片板不许下海”的海禁国策，等同走私，终于招致了朝廷的重兵清剿；汪直不甘束手就毙，组织力量奋起反击；于是一场由受雇佣的日本落魄武士打头阵，实际上是帝国与海商之间的持久较量，就此拉开血腥的序幕。
　　 记录汪直事迹最多的章节，被《明史》的修撰者归入了《日本传》。
　　 汪直人生的巅峰，的确是在日本。嘉靖二十一年将大本营转移到平户后，他自称“徽王”，大摆王者威仪：“绯袍玉带，金顶五檐黄伞，侍卫五十人，皆金甲银盔，出鞘明刀”（当时日本混战，通常拥兵三千即可做一方诸侯，而汪直至少有五千以上配备精良火器的私人武装，其威慑力可想而知）；麾下舰船如林，多有能容两千人、甲板上可驰马的超级巨舰；鼎盛时期，日本“三十六岛之夷，皆其指使”，“海上之寇，非受（汪）直节制者，不得存”，往来船只如若不悬挂汪直旗号便不得通行，俨然开创了一个庞大的海上帝国。
　　 由于资料欠缺，我们已经无法知晓这位称霸东瀛的枭雄的具体生年，然而他的死，却被明王朝视作一件如释重负的军国要事，郑重记入了各种史书。
　　 明世宗嘉靖三十八年，即公元1559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腊月里，一个寒冷而阴沉的午后，汪直被斩首于浙江杭州。
　　 将汪直送上刑场的，正是他的徽州老乡胡宗宪。
　　 6
　　 无论怎么开脱，胡宗宪都对不起汪直。
　　 嘉靖三十三年四月，胡宗宪挂帅总督东南抗倭军务。一到任，他便敏锐地判断出，汪直是此役胜败关键：“海上贼惟直机警难制，其余皆鼠辈，毋足虑。”
　　 以汪直的谋略与实力，硬碰硬正面围剿，胡宗宪实在欠缺信心。深思熟虑之后，他决定利用乡情，实施一番不见刀枪的攻心战术。
　　 首先他将汪直滞留大陆的老母妻儿从苦牢中放出，锦衣玉食伺候着；接着又千方百计结纳汪直的姬妾和义子，通过他们向汪直频频传达乡党的善意，同时也刚柔并济地对其进行劝说：
　　 “君在海岛称王能否百年？”
　　 “君若能降，封为都督，置海上互市；可去杭与母亲、妻子团聚。”
　　 如此直中软肋，饶是百炼钢也成绕指柔。那时的汪直已经不再年轻，故乡的召唤，对任何一位日渐垂暮的游子都是致命的诱惑；孤悬海外多年的汪直果然抵挡不住，几次小心翼翼的试探后，他终于相信了胡宗宪的诚意。先是调转枪口，派遣义子帮助官军剿杀昔日的同伙，随后率精锐乘巨舰回到舟山大兴土木建造商港，最终亲自来到胡宗宪军营谢罪，表示从此洗心革面，“报效朝廷，立功赎罪；”还积极为朝廷出谋划策，乘内乱降伏日本列岛。
　　 掉入陷阱的猛虎，下场可想而知。嘉靖三十七年二月，汪直在杭州被诱捕。经过近两年的三司会审，由嘉靖皇帝亲自裁决判处死刑，妻子儿女发配为奴。
　　 平心而论，胡宗宪起初并不想违背诺言，也曾上疏朝廷请求赦免汪直。但随着朝野各界要求处死汪直的呼声越来越高，甚至得知有人准备举报他与汪直勾结谋反，终于再也承受不住压力，转而送上了“乞将（汪）直明正典刑，以惩于后”的奏章。
　　 从此，胡宗宪再也不敢与汪直见面，只是命人天天将好酒好肉送入狱中，直至他如同一条枯鱼般被按倒在砧板上。
　　 五天之后就是除夕。因为巨枭伏诛，那年的春节，帝国的东南似乎过得比其他地方格外喜庆。
　　 至于胡宗宪，则在那个举国欢庆的正月，得到了紫禁城用最快的驿马送出的“太子太保”赐封。
　　 金光闪耀的匾额并不能安宁一颗愧疚的心。无疑，这份失信于同乡的隐痛必将会伴随胡宗宪终生。实际上，直到今天，对于龙川胡氏，究竟该如何直面汪直依然令人尴尬——
　　 在彰示先人功劳的展板上，胡宗宪的后人们，尽可能用重重叠叠的海波纹，代替当年法场上的朱笔，轻轻抹去了这个曾经叱诧一时的名字。
　　 胡宗宪的绩溪与汪直的歙县紧邻，我乘坐一路揽客的中巴车，也只用了四十分钟。
　　 歙县是古徽州府所在，天下徽商的故里。早春游览徽州，的确是人生一大快事。青山、碧水、绿树、油菜背景中的灰瓦白墙，令人心情湿润而松快。不过说实话，过程中我也经常会感到一种压抑，比如行走于著名的棠樾牌坊群时，竟忽然产生一种穿行于岁月铡刀下的幻觉。
　　 除此之外，徽州的明清建筑中，很多比如用把门窗开成葫芦状谐音“福禄”、把厅堂建成“昌”字形寓意“家道昌盛”之类所谓的巧妙构思（尤其是胡宗宪尚书府内的一口井，竟然用石阶与井栏构成了一个隐蔽的“胡”字），以及一些细致到发丝的砖雕木雕，赞赏之余也令我心情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