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据说，上古时代最浪漫的邂逅就发生在这里。
　　 一双跋涉万里的脚，竟迟疑着停了下来。那泓粉色的浅笑，骤然间令禹记起四季中还有春天，而自己，正当壮年。
　　 英雄与美人的爱情故事必然会成为传奇，他们相遇的地点，也被郑重地载入了史册：在涂山，禹，迎娶了他一生的新娘。
　　 “涂山者，禹所娶妻之山也，去（山阴）县五十里。”（《越绝书》）
　　 几千年后，涂山仍叫涂山。只是洪水早已退去，涂山脚下不再是禹曾经见过的那片汪洋，而是一座始建于北宋、名叫安昌的绍兴古镇。
　　 直到离开安昌，坐上返回市区的公交车，我才意识到，极有可能，此行最具暗喻性质的物象与我擦肩而过了。
　　 的确是擦肩而过，没有丝毫夸张。所谓的路，其实只是两三米宽的青石河堤，而路的内侧，则是一堵十几米长的墙。经过时，为了避让几位一路嬉闹、学生模样的游客，我几乎是贴着墙根，匆匆走完了这段堤路。
　　 就这样，我错过了“仁昌酱园”，一座开业已经一百多年、仍在按照古法运转的酱菜园。
　　 南方的酱园大同小异：已显斑驳的白墙后面，无疑会有一块平整宽敞的空地；而空地上，应该摆放着数百口半人多高的巨大瓦缸，每一口都扣着尖顶的缸盖；横平竖直，日晒夜露，肃穆，凝静，就像一个披甲戴盔的重装兵团。
　　 我本该一见的，就是这个由酱缸组成的军队。因为柏杨先生，这些原本极其寻常的瓦缸被赋予了一种沉重的象征意义，数百年文明淤滞造成的悲剧，至今还在一顶顶黝黑黏腻的缸帽下持续发酵。
　　 不过，除此之外，我还认为，在这个河畔的古老酱园中，很可能还隐藏着解读中国历史的另外一种方式。
　　 ——假如将禹和酱缸，分别视作一段文明的两端，那么，涂山脚下的这座古镇，愈发显得意味深长。
　　 2
　　 因为有一座好酱园，酱油浸渍而成的腊味顺理成章成了安昌最醒目的风物。腊肠、腊肉、酱鸭、酱鱼，或挂于桥栏，或悬于门上，或摊于竹匾，安昌人用各种方式展示着他们的美食，以至于整座小镇都被抹上了一层略显油腻的褐色。
　　 但我也知道，安昌最著名的出产并不是腊味，而是一种行当。
　　 俗话说“无绍不成衙”，如同山东的响马，徽州的朝奉，河间府的太监，扬州的妓女，绍兴籍的师爷也是天下一绝。而在绍兴，师爷大多数都出自安昌，据说仅清朝的后两百年，走出去的师爷便不下万人，安昌也因此被称为“师爷故里”。
　　 师爷云云，其实只是民间的叫法，这个行当的正式名称应该是“幕僚”，即官员聘请来辅佐治事的参谋或者助手。
　　 不过，相对于书面化的“幕僚”，口语中的“师爷”更精确地体现了这群人的特殊气质。
　　 官员自有朝廷核准的品级身份，而凡游幕者，都是功名不就的潦倒布衣，尊卑高下原本壁垒森严。但一经聘用，两者的关系便发生了微妙的变化。长官一般都会尊称幕僚为“先生”或者“老夫子”，自称“晚生”或“兄弟”；幕僚也无须称长官“老爷”，而是“东家”、“东翁”。彼此平礼相见，很多时候还得长官屈居卑位：很多清人笔记都曾经提到，长官如若与幕僚共餐，须得幕僚动了筷子酒席方可发动。
　　 一言以概之，双方是主人与宾客，事主与顾问，甚至学生与老师的关系；幕僚对于长官，名副其实亦“师”亦“爷”。
　　 起码明后期起，“绍兴师爷”就已成了一块响当当的品牌，甚至还出现了许多冒籍的假货。有这样一则轶事在安昌广为流传：某位知府履新，为了从众多候选师爷中甄别出真正的绍兴人，竟煞费苦心布了一局，每有应征者，便大鱼大肉招待，最终如愿以偿地锁定了一双屡屡舍弃山珍海味，却对一碟霉豆腐情有独钟的筷子——绍兴人对于各种口感怪异的霉腐类食物的强烈嗜好，早已世所共知。
　　 将籍贯作为选择幕僚最重要的标准，数百年后听来似乎有些荒唐，不过在当时，这番机心却大受赞誉：
　　 某种程度上，如同世俗人家安放于门楣的“泰山石敢当”，明清以来，一个“绍”字，已然被奉为一道隐秘的镇符，与紫禁城颁发的印绶互为表里，共同护持着天底下的每一座衙门。
　　 3
　　 绍兴并不太大，安昌更是弹丸之地。雇主们对于师爷行当近乎固执的地缘挑剔，究竟如何形成？寻常的解释不外是此处人多地仄，稻粱得从书中谋出，故而文风甚盛；然又僧多粥少，科举名额有限，大量高素质的铩羽者需要另寻饭碗；而游幕佐治，正是这群求官不得的失意人退而求其次的出路。
　　 如此一套说辞言简意赅，不过我却以为尚未点到要害。对我更有启发的，还是绍兴在历史上用得最久，最为人所知的古名，会稽。
　　 会稽本是绍兴城区东南的一座山，也是大禹的埋骨之地。可以说，禹是以会稽山为背景被历史郑重定格的。然而在我想象中，会稽山上的大禹，与其说是再造九州的治水英雄，更像是一位心思缜密、谋略深远、甚至有些阴骘的算计者。
　　 会稽者，会计也。会稽山原名茅山，因禹治水功毕，召集天下诸侯于此，一一检校业绩，赏功罚过而改名。《史记》言之凿凿，当天大禹还杀鸡儆猴，处死了一个姗姗来迟的部落酋长。
　　 自然，论功行赏天经地义，恩威并施也是开国立基所必要，但我更愿意把同属一郡的会稽山看作涂山在文化上的延续；进而我还猜测，很可能正是因为涂山的那次偶遇，禹的形象才悄然开始了变化。
　　 先秦典籍中，禹的妻子涂山氏被神话为九尾狐仙，当然，更为合理的诠释是他娶了一个以狐狸为图腾的南方部族的少女。而狐狸，自古便被视为百兽中最具聪慧的灵物，寄托着族人对于智谋的至高崇拜。
　　 禹与涂山氏的目光对视，是否可以理解为一次北人与南人、阳刚与阴柔、粗狂与精明的剧烈碰撞？而他们最终的结合，是否就此改变了彼此的性格，以及这块土地的基因——
　　 直到今天，我们还可以在檀板鼓钹中清晰地辨别出这对夫妻各自的遗传。绍剧与越剧，同样都是绍兴地区最富盛名的地方戏剧，而一种铿锵似铁，一种柔媚如水；前者的代表剧目是《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而后者则是《梁山伯与祝英台》。
　　 因为是涂山氏的娘家，一个原本寻常的动作，在安昌显得别有深意。镇上的商铺，铺门都以多爿木板拼凑而成。这其实并不特殊，而是明清之后的普通店铺样式。不过，我却在这些叠放于墙角的门板上察觉到了某种历史的隐喻。
　　 每间铺面的门板至少都有八到十扇，甚至更多；而每一扇的背面，都会在角落里标注着不同的数字。因为所有的门面，门板安装都有严格的次序，只要有一扇错位都得卸下重来。
　　 也就是说，每天晨昏，这些以狐狸为图腾的古老部族的后人，都会进行一场小小的会计；
　　 其审慎程度，并不会亚于当年会稽山上他们引以为豪的女婿。
　　 4
　　 日出日落，装上卸下。时间如门板般被层层叠压、收纳。
　　 为了纪念那上万名此处走出的师爷，安昌为他们设了一座世间独一无二的“师爷博物馆”。博物馆所依托的，便是一位名叫娄心田的师爷的故居。
　　 灰瓦，低门，天井，小楼。娄师爷的家与我所见过的大部分江南平民老宅并没有什么不同，甚至还更显逼仄。家具陈设亦简单至极，卧室的眠床方凳据说是娄家原物，不雕不饰，也只是寻常物件。
　　 娄心田是清末民初的名幕，曾做过黑龙江省主席马占山的秘书，若以资历而论，这三进小宅院，实在有些过于低调。而在所有介绍他的资料中，除了简略的几处履历，具体事迹几乎空白。实际上，虽然名为博物馆，陈列的资料中，关于真实人物的详细介绍，其实相当稀少，绝大部分的还是一些笼统的幕僚知识普及，或者未注明出处、类似于民间传说的简短故事。
　　 当然，这些感触应该只是因为我对一座面对大众的小博物馆要求过高，但我又注意到，师爷馆的位置原来在古镇的最里处。如此种种，不免令我猜测是否刻意为之，抑或，某种遗自师爷的天性，至今还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安昌人的思维。
　　 每位师爷都会本能地躲避着各种形式的曝光。就像鼹鼠，只有地底无穷无尽的黑暗，才能让它们感觉到安全。
　　 某种意义上，师爷几乎是一种不见天日的职业。所有的师爷都会被请入地下，朝廷颁布的花名册，不会出现他们的名字，官修的史书，也不会收录他们的任何事迹。而各级官府公开进行的绝大多数行政仪式，如升堂宣判、视察农耕、奖励学子、出席集会、朝廷庆典，师爷们也会自觉回避，遁迹于大众的视线之外。
　　 对于外界，他们几乎是隐形人。惟一可能暴露身份的，或许只有一到饭点就会飘出的酒气酱香：只要循着这股地域特征鲜明的诡异味道，每座衙门最机密的办公室便会水落石出。
　　 师爷起居的“夫子院”，在官衙中的位置一般都在正堂之后的第二进屋舍；通常而言，长官坐堂治事时，师爷只能坐在隔屏背后听审，过程中即使出现了紧急状况，也只能通过衙役传递条子彼此联系。
　　 一座完整的官衙被隔屏切割为明暗两部分。阴影掩盖了师爷的呼吸、心跳，以及全部表情，他就像一个在深夜随风飘浮的幽灵，无处不在却又无迹可寻。
　　 这种种令我想起了绍兴的另外一个古名，山阴，一个缺少温度，幽秘、森冷的词汇；同时，还有一柄大禹与涂山氏的后人用过的、因隐忍复仇而载入史册的利器，越王勾践剑。我曾在湖北博物馆见过原件，其短小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剑身长竟不过一肘左右，只能算是一把稍大的匕首。
　　 ——数千年后，那柄从山阴挥出的古剑依然寒光隐隐，我甚至还能感觉得到，剑鞘朽腐之后，它再也裹藏不住的那种怨毒、冷酷，毒蛇身上才会有的戾气。
　　 还有绍兴最著名的黄酒。这种琥珀色的南方米酒，吴侬软语般的甜糯下，埋伏着翻江倒海的力量，不知放倒了多少疏于防范的北方豪杰。
　　 从娄师爷的故居出来，再次看到了乌篷船。与其他江南古镇一样，也有一条小河横穿安昌而过，民房倚河两岸曲折而建，家家户户出门横穿廊棚，下了石阶便是泊船的埠头。窄小的船身，低矮不容直立的船舱，桐油漆成的乌黑竹篷，我突然发现若要隐藏些什么，这种绍兴独有的交通工具其实具有极佳的私密性。
　　 这条名号不明的乡间河道，因为师爷而连接着整个中国的水系。数百年来，无数如娄心田那样的安昌子弟，被封藏严密的乌篷船，顺着河水源源不断地送往天南海北的“夫子院”。要过很多年以后，他们才能趁着夜色返航。当船帘被颤抖着掀起，阳光当头射下，重新出现在故乡的游子，原来已是白发佝偻。
　　 就在这一往一返间，乌篷船不动声色地载回了帝国某块版图数十年内所有的秘密。
　　 5
　　 安昌多桥。短短三里许的沿河古街上，就有十多座，号称“彩虹跨河十七桥”。
　　 安康桥、普兰桥、三板桥、弘治桥、横桥、安普桥，桥旁有桥，桥外有桥，形状各异，年代不一，从元明清直到当代皆有。
　　 查阅资料方知，这些石桥中，一大部分皆为返乡归老的师爷所捐建，即乡人俗称的“师爷桥”。桥之外，“师爷亭”、“师爷路”在安昌也是随处可见。
　　 落叶归根，修桥铺路造福乡梓，本是人之常情。只是，因为那位用一生积蓄捐门槛，“给千人踏万人跨”的祥林嫂，这类义举在安昌，却不免给我以某种心灵救赎的意味。
　　 无须讳言，“师爷”名号并不能算是褒称，而带有洗刷不去的负面、阴性的感情色彩。鲁迅的老师寿镜吾就说过，“境况清贫，不论何业都可改就，唯幕友、衙门人、讼师不可做”。一般概念中，师爷往往被归类为刁钻奸猾、贪婪狠毒、睚眦必报的小人；即使绍兴本地，乡野闲谈时也常对师爷加以嘲讽奚落。
　　 如此推论也在情理当中：一辈子躲在黑房间捣鬼，伤阴骘的勾当想来免不了少干。清人笔记确实曾提到有师爷做了亏心事而夜夜噩梦，最终惊吓而死。周作人也指出，鲁迅《狂人日记》的原型，就是他们的一个表兄弟，在西北游幕时得了“迫害症”而精神失常。
　　 这种印象，固然有失偏颇，但也不完全是空穴来风。人心良莠不齐，害群之马暂且不提，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中提到的被师爷奉为圭臬的四句口诀，倒也能让外人对这个行当的性质有所了解。
　　 “救生不救死，救官不救民，救大不救小，救旧不救新。”所谓救生不救死，指的是处理杀人案件时，反正被害者已死，还是尽可能不要处死罪犯，避免再闹出一条人命的好。救旧不救新，指官员交接，如有罪责，尽量推给后任，毕竟他有时间去填补。这两句虽有和稀泥之弊，但出发点倒也不失仁厚。至于另外两句，则毫不隐讳地表明了师爷的立场：如果需要做出抉择，他们一概以保全官员，而且是级别高的官员为准则，曲直是非百姓冤屈只能放在一边。
　　 有一个现象值得思索。师爷晚年，多有著书立说者。清代三大尺牍经典之一的《秋水轩尺牍》，作者许思湄便是一个安昌籍的师爷。传世的师爷著述，比如《刑幕要略》、《幕学举要》、《居官资治录》、《审看拟式》，为数不少。几乎每一部，作者都会极力强调幕僚应该恪守的职业道德，如“立心要正”、“尽心尽言”、“勤事慎事”、“不合即去”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