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的开头和结尾要好，而中间主体部分内容安排得好更为重要。好的开头和结尾，主要是为了文章结构形式上的美，从而吸引并抓住读者，实现审美接受的目的；而主体部分内容安排得好，则是出于文章中心思想表现的需要，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初学写作者往往急于要说出自己心中的话，内容情节展开不够，乃至出现直奔主题的倾向；高明的作家不是这样，好的文章总是调动一切艺术手段，通过渲染、烘托、映衬、比喻、象征等言在此而意在彼，或复章回环，或有效详略，使之柳暗花明、曲径通幽。这种文章追求早在上古时代就有了，如先秦诸子散文、历史散文，如楚辞、诗经，而且也不仅限于纯文学领域。
　　 已故著名史学家、教育家陈垣教授，生前经常鼓励学生以《史记》、《汉书》相同的传记相对勘。他认为，这样可以看出两位史学大家剪裁字句、安排史料的异同来，他还主张将《三国志》与《后汉书》也作同样的对比。受陈教授启发，福建师大中文系陈庆元先生在讲授《左传?曹刿论战》时，与《国语?曹刿问战》对读，一样给我们以启示。
　　 《左传》是一部编年史，《国语》是国别史，都属于历史散文。崔述《洙泗考信录余序》称：“《左传》记事简洁，措辞亦多体要；而《国语》文辞枝蔓，冗弱无骨。”虽然后者的文学价值不如前者，但《国语》也不乏“甚厚甚精处”（刘熙载《艺概?文论》），如《勾践灭吴》等片段，千载为人传诵。因此，从文学角度说，两部著作都应该受到重视。
　　 《国语》与《左传》所记述的年代相近，两书所载内容不少相同、相近之处，而它们的思想性、叙述手法、剪裁等艺术表现手段如何呢？
　　 《国语》178字，《左传》212字。前者比后者多了一大段“惠本和民”的议论，却少了“齐师败绩”和战后“曹刿论战”两段文字，还少了“乡人”这样一个人物，而人物形象之于形象塑造为特征的后世文学发展则是十分重要的。当然，古今“文学”概念含义之差当别论，此姑且不谈。正是由于乡人的发问：“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左传》才道出曹刿“肉食者鄙，未能远谋”的深刻见解。所以才有“入见”，才有“问何以战？”才使得故事情节之发展摇曳多姿和表现手法之婉曲。《国语》则不然，开篇便是“曹刿之所以战于庄公”，很平直，很难即刻吸引住读者。《左传》的三个“公曰”，三个“对曰”，才使得曹刿有“可以一战”论，并照应了前文“肉食者鄙，未能远谋。”并且引出下文“战则请从”的战时、战后的精辟分析与论断。和《左传》相比，《国语?曹刿问战》则显得十分平弱，人物形象也嫌苍白。两个“公曰”，两个“对曰”不仅比《左传》少了一层曲折，况且“惠本和民”的议论也未免失之空泛，文字也稍长了些，远不如《左传》“必以信”、“必以情”来得简洁，直截了当，切中要害。它不仅从艺术表现手法上看逊色得多，平直、冗弱得多，而且就揭示肉食者鄙的本质及文章思想深度方面也显得远远不及。
　　 文似看山不喜平，作诗文贵曲。《左传》“曲文”于此可见一斑。《诗经?关雎》写青年男女喁喁求偶，以“关关雎鸠”言之，文尽婉曲之妙，也或表现才学之士待价而沽情形不得而知。《三国演义》写战争，时而刀枪剑戟、擂石劲矢，时而小桥流水、柳浪闻莺。《红楼梦》写宝、黛爱情，或喜或悲，亦嗔亦怨，且躁且柔，一似踅进大观园的刘姥姥眼中的怡红院、潇湘馆、稻香村内剪剪曲径，弯弯勾栏。文学大千世界，不同文体章法可曲，用语亦可曲。一如前文例举鲁迅先生写《秋夜》文中的两株枣树，也如伏契克记述《二六七号牢房》的监狱布局，让你如临其境，人同此心。
　　 由上观之，文章要有一个好的开头和结尾，更要有一个好的主体部分内容结构安排乃至语言表现。郭启宏先生有“曲文三美”之说，一般诗文也有“三美”。不同文体章法之美不同，且不同读者审美观点又各异，但有一个最基本的共同点：即婉曲美。陆游诗云：“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庶几即言此。袁枚《随园诗话》卷四称：“作诗文贵曲”，不单是诗，作文叙事绘景抒情记言起伏跌宕、抑扬婉曲，也不失为文章作法之一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