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间，我回了四次老家。
　　 记得第一次我带女朋友回家，还在读大四。
　　 火车到站时，已经是后半夜。
　　 进家门的时候，女朋友的眼神里流露出了不安的神情。就像是一只兔子，来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多少有一些恐慌。
　　 昏暗的灯光下，家里的四面墙泛着黄，房间里只有几样老物件。
　　 南方的冬天，室内阴冷而潮湿。女朋友望了望我，抖动着双肩，往我这边靠了靠，父亲披了件棉衣下床，忙着说：进屋坐，快进屋坐。
　　 父亲那年，六十出头，身体各方面都可以，一年下来，不打针不吃药，四五十斤重的煤气罐，扛到肩上，一个人就能背上楼。
　　 母亲把桌子底下的电炉子打开，屋子里顿时暖和起来。父亲新沏了两杯茶水，递到两个孩子冰冷的手上。母亲起身去厨房，开始“当当”地剁肉，不大一会，四碗热气腾腾的米粉端到了桌上，女友的那碗，份量最重，肉沫上尖，母亲还在里面特意加了一个黄澄澄的荷包蛋。
　　 中午饭菜丰盛，海碗装的啤酒鸭，上面泼了一层厚厚的红辣椒，油汪汪地，看着就有食欲。一盘红烧鳝鱼丝，香味扑鼻，也是我多年没吃过的。陆续上桌的还有湖藕炖排骨、梅干菜扣肉和珍珠丸子，最后一大盆是老母鸡炖桂圆，鸡是年前老妈从乡下带回来的，没舍得吃，一直留到了现在。
　　 梅菜扣肉最好吃的是焦黄的扣肉皮，香。老妈用筷子头给女朋友撕下来一片扣肉皮，女朋友以前没吃过，连着吃了四五块。我乖巧，忙不迭也将自己碗里的扣肉，用舌头将皮撕了下来，连带着口水一起塞到对象的碗里。桌上的珍珠丸子，女朋友没少伸筷。女朋友最爱吃的青菜是红菜苔、白菜苔，这个菜东北没有，厨房帮忙摘菜时，女朋友觉得新鲜，连着问了好几遍。
　　 酒足饭饱，一家人开始围着火炉子玩麻将，女朋友矜持，扭捏不肯上桌，母亲一声令下，我抱了女朋友的头，母亲抱了她一双脚，费了好大劲才把她摁在了椅子上，“新修的茅厕三天香”，因为头一次上桌，女朋友手气椰风挡不住，一吃三，竟连多年的麻婆也甘拜了下风。
　　 晚饭后，女朋友没好意思上桌，跟老爸在里屋闲聊，初次见面，父亲成了“叛徒”，揭我的短，说我小时候犟得跟头驴一样，十头牛也拉不回来。当了外人的面，父亲不往自己儿子脸上贴金，反倒泼了“脏水”，没有一点藏着掖着的意思。十点多，父亲用火钳在那边用炭火，为女友烤糍粑，南方的糍粑，女朋友还是第一次见，兴趣盎然，糍粑要在炭火炉上不停的翻捡，中间会扑哧扑哧地鼓起大泡，父亲用筷子在上边戳了一个天窗，放进去不少的白糖，糍粑吃在女朋友的嘴巴里，却甜在我的心里。
　　 烤好了的糍粑透着一股焦香，传到了外屋，我央了父亲再烤一块，父亲却不愿意代劳。“胳膊肘往外拐”，父亲拐得邪乎。
　　 这一年，女友在我家，住了半个多月，乐不思蜀。
　　 结婚后，有一次跟岳母说起这事，岳母嗔怪我不给她打电话报一个平安，并把她当年写的日记翻出来给我看，岳母这样写道：“姑娘呀，姑娘你这是去了哪呀？”我红着脸跟岳母解释，岳母当时的想法指定是在担心我，把她姑娘拐卖到了云南、贵州一个不知名的小山沟。
　　 那个时候，电话还没普及，打电话得去邮局排长队，因为想着再有几天就要回去了，也就没有去邮局费那个事，说来真是不应该。
　　
　　 过门的媳妇，跟着我一起第二次回家，是两年后的事。
　　 在中国，很多地方都有“新人结婚头一年，回男方家过年”的说法。我也不例外，结婚的当年，我带着过门的新媳妇直奔老家，这一次我托门子，找关系，买的是卧铺。
　　 新媳妇穿一身的红呢子大衣，脚上蹬一双高腰的红皮靴，走在老家的青石板路上，发出“咯噔咯噔”的声响。父亲领着我们逛南岳坡，上岳阳楼，父亲走在前面，脸上泛着红光。
　　 我在街上的烧烤摊前，买了十块钱的羊肉串，媳妇辣得直咂嘴，看到媳妇的窘样，父亲张罗着要去给媳妇买些水果，让我在这边等着，水果摊在我们刚才路过的巷子那头，巷子很深，来去来回差不多十多分钟，我本来是要去的，父亲却不肯，让我陪着新媳妇，街里人多，还是多注意点好。父亲过了马路，很快地消失在人群中，十多分钟后抱了一串香蕉回来，递到我的手里，我撕下来一根，让给父亲，父亲却不吃，要我赶紧喂给媳妇，看到父亲满头大汗，我的眼泪有些收不住，我总不能让人说成：“娶了媳妇忘了爹呀！”父亲买回的香蕉，媳妇连着吃了好几根，却还在一门地招呼“辣、辣辣”，那吃相一点都不像是个新娘子。
　　 第二天，我特意领媳妇去了趟君山，君山最出名的景点自然是湘妃墓、柳毅井，还有满山的斑竹，当我跟媳妇说起关于湘妃和柳毅，两段不同的爱情故事时，媳妇眼泪汪汪地看着我，她知道：我这是在给她上革命历史教育课。
　　 媳妇在老家的日子里，体重明显地胖了许多。
　　
　　 后来的几年中，父母过来帮着照顾孩子，孩子在父亲的手里，从几个月一直带到了小学毕业，因为父母一直跟着我们在一起，也就很少回老家。
　　 大前年的冬天，我带母亲去哈尔滨看冰灯，母亲不小心摔断了左臂。祸不单行，父亲在当地的一家医院检查，查出来癌细胞，为了不耽误父亲的病情，年后，全家三口领两位老人坐火车回家。
　　 在出站口见到大哥时，我的心情一下子沉重起来。一边是骨折、吊着膀子的母亲，由媳妇搀扶着；一边是老爸，儿子牵着，我自己背了大包小包在后面相跟着，一大家子人就象是刚从前线撤下来的残兵败将，我觉得自己没有尽到责任，“无脸见江东父老”。
　　 第二天，我和媳妇带了父亲去长沙湘雅医院复查，在走廊，我坐不是，站也不是，就好像是在等着法院的宣判结果。到了下午四五点钟，一位戴了眼镜的医生才过来，负责任地告诉我们：父亲得的只是一般性的前列腺炎。一块石头，总算是落了地。
　　 不到二十天，吊了膀子的母亲又重新活跃在“麻坛”上，母亲单手码牌，一点都不比人家慢。
　　 这是我十多年，第三次带了媳妇回家，这一次，对于我来说，肩膀上的担子无比的沉重。
　　
　　 这一年的下半年，父亲因为脑血栓连着住了两次医院，一次比一次严重，医生私下里把我的大哥找了去，面色凝重地告诉他：父亲的病，多则一年，少则半年。
　　 因为担心父亲，我一家三口请了假跑回来，陪父亲一起过春节。
　　 一年间，父亲苍老了许多。饭前饭后，父亲将一粒粒药丸从不同的药瓶中倒出，我不知道自己的父亲如何咽得下去。一粒药丸从父亲无力的手心滑掉，正好滚落到我的脚下，我噙了眼泪，弯腰帮父亲将药丸捡起，放到嘴边吹了吹，递给父亲。我心里清楚：滚落的药丸，对于栓了的父亲来说，该是何等的艰难？
　　 和父亲说话，父亲点头的时候多，说的时候少。口水从父亲嘴角边时不时地流下来，父亲走道时，腿抬不起来，只能在地上蹭着走，发出“嚓嚓”的声响，他坐下来时，“嘭”的一声，屁股结结实实地触到了椅子上，听得出来，父亲没有二两肉的屁股一定会很痛。而父亲每次从坐位上，试着要站起来时，因为脚上没多少劲，必须反复好几次，我越发地担心父亲，可千万不要摔倒，人老不经摔呀。
　　 吃饭时，父亲跃跃欲试，端了酒杯连着跟我、我的媳妇、我的孩子，分别干了三杯啤酒，杯杯见底，老爸还特意把自己的杯子，扣过来，验货，无不骄傲地和我说：“滴酒罚三杯”。
　　 老爸的身子骨不比年轻，我给父亲倒酒时，倒得飞快，杯子里沫子多，啤酒少。
　　 下午，我陪父亲出去散步，厂子里熟悉不熟悉，认识不认识的人，都扭了脖子冲着我们看，说父亲气色好了许多。父亲指了指我，逢人就跟人说：“这是我们家的老二，大庆油田的那个。”父亲说话的语气，听得出来，高兴着哩。
　　 父亲像是一堵颓废的城墙，我不敢想象：这堵墙，还能在这个繁华的世界里坚持多久？在父亲面前，我觉得自己理亏，我算哪门子的孝子贤孙。
　　 过完年，眼瞅着返程的日子一天天临近，父亲开始变得烦燥不安起来，“喂、喂”地喊我，去他房间里坐，却又没有多少话说，我摸着他那双早已没有多少知觉的手说：“爸，假期快放完哒。”
　　 “嗯，你们都是工作上的人，早点回去。”
　　 我说：“你在家，好好地照顾自己，缺什么，用什么，就跟哥哥、妹妹们吱一声。”
　　 “嗯、嗯。”
　　 父亲抽烟时，“吭吭”地咳不停，因为口水多，每次不等一根烟抽到头，剩下的半截早已经湿透，当儿子劝父亲听医嘱，少抽烟。
　　 父亲固执得很：“七十多岁哒，还能抽几年了？”
　　 我知道，多说无益，也就不往深里说，父亲开心才是最重要的。
　　 离开父亲回单位的那天晚上，老妈跟着大哥、妹夫送我们去车站，父亲因为行动不便，只能送到门口，父亲冲我挥了挥手，什么也没有说。
　　 看着自己风烛残年的父亲，我“扑腾”一声跪了下来，失声地说：爸，明年春节我再回来看您，嗯要保重好，霸蛮等我回来。
　　
　　 从老家回来后，三天五头，我总往家里去电话，每次还没等我问，父亲先开了口：“这一向，我身体好得很”。“知子莫若父”，父亲所言正是我所要问的，他的意思我也很清楚，他这是不想让我掂记他，按他的话说，“莫操空心”。在我面前，父亲的打法历来就是 “报喜不报忧”，这一点，老妈跟父亲差不多，麻桌上，我还从来没听她说过输了的时候。
　　 我今年也是小五十岁的人了，每次一想到自己的父亲母亲，心里隐隐地作痛。父母年纪越来越大，即使自己年年回去，还能回去几次呀？
　　 我知道：父母在，家就在，父母百年后，家也就不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