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总是分不清国槐和洋槐。那个鲁西北小村庄的奶奶家，用作院墙的是什么槐？那个邢台近郊农场的四周，我们被扎得“啊啊”直叫唤，但依然抗不住白色小甜花的诱惑，爬上去的是什么槐？这仿佛是我记忆的盲区，这么多年，未曾认真研究过，也没有想过，弄清楚到底有何意义。
　　 那日，儿子大树指着一棵开满一嘟噜一嘟噜白花的树，问：这是什么树？我答：槐树。大树追问：什么槐？我直言：不清楚。
　　 不是国槐就是洋槐。我在脑海中搜索对它所有的记忆：这花是甜的，树枝有刺，跟小时候在邢台吃过的一样；老家槐树上的花不能吃，树枝没有刺。大树听过之后，思索片刻，慢条斯理地说：无刺花不能吃的是国槐；有刺花能吃的是洋槐。
　　 是吗？混乱了这么多年，被大树一语点破，仿佛简单至极，让我不由佩服。
　　 大树又问：妈妈，这两个地方，你都曾生活过，那么你的故乡到底是哪儿？
　　 额，妈妈的故乡，自然是我奶奶生活的那个村子；不，曾经生活的邢台，也是妈妈留恋的地方，应该也是故乡。
　　 两段自相矛盾的话，将大树弄混了。他又问：妈妈，什么是故乡？
　　 故乡，是我们心心念念牵挂的地方。
　　 大树说：哦，那你的故乡，必须是我的故乡吗？我感觉那都不是我的故乡，我更喜欢我现在的家。
　　 听到大树一席话，联想到我曾经分不清的国槐和洋槐，我想，或许对于大树这一代人来说，他们已经模糊了故乡的概念。那么，随着时代变迁，故乡会逐渐消逝吗？
　　 还说槐树。奶奶家的是国槐树，母亲叫它“笨槐”。关于那些槐树的由来，母亲曾说过无数次。那时还没有我，父母倾其所有盖了四间里生外熟的房子，姥爷帮着挖了塘泥垫高了院子，为了固守这得来不易的土，母亲去哧溜哧溜地爬着蛇的野地里，砍来手指粗的槐树枝，密密地插了一圈。来年，有的竟熬过寒冬生根、发芽了。逐渐浓密的树荫下，我们姐妹依次到来，母亲被重担压弯的身影，不时在其间走过。我们或三或俩地跟着，向右是去地里干活，向左是去姥姥家讨吃食。
　　 我没记清笨槐的生长过程。小妹刚会走，我们就跟随父母走出了这个院子，偶尔回来，发现它又长高了，长壮了。它像小伙伴似的，陪伴了我们的童年。我曾将绳子拴在两棵树上打秋千，被母亲呵斥，躲到屋里不敢出来，那树不停地摇晃着，仿佛也在笑话我。很多夏夜，我们端着油灯，绕着它转，去照知了猴。它总是用细碎的哗哗声，给我们鼓劲儿，叫好。
　　 不知觉，我们姐妹都已经成家，回来的次数更少，陪奶奶守望我们的槐树也越来越少。我知道是哪一棵不见了，它或许成了谁家的檩条，或者是谁口袋里的零花钱。没关系，跟它有关的回忆还在；簇拥的树冠，还可以带给奶奶足够的阴凉。
　　 奶奶的生活细节我也记不清，一年中的相聚仅有几天，多数时候还因为奶奶的严厉，而跑到村东头的姥姥家避难。印象中，一直独自过得有滋有味的奶奶，就像一棵笨槐，虽然年轮在证明她的苍老，但她依然很强壮，依然迎风沐雨，树枝向着天空延伸。
　　 可突然而至的疾病，就像一阵龙卷风，将奶奶彻底打垮，奶奶趴伏在窗台上，看笨槐间隙中的人来人往，度过了她最后的时光。
　　 送奶奶离开时，时年三十岁的我，像奶奶平素一样，坐在院子一角，笨槐树下。风吹过，干枯的槐豆轻拍枝桠，似乎在诉说奶奶的不舍；树下的枯草中钻出蒲公英的嫩芽，仿佛在说春的消息。守寡47年的奶奶，终于和爷爷相聚，或许，对于奶奶来说，这是她的圆满。或许自打走出去的那天开始，我们就是断了线的风筝，注定与这个村庄，只能遥遥相望。
　　 笨槐绿了又枯，枯了又绿。村庄里值得挂牵的人，越来越少。可挂牵的深度却在无止境地加深。这应当缘于我的成长。父亲，母亲总是跟我们唠叨过去的事情，那些我们未曾看到的时光，那些笨槐见证的事件，在父母的叙述中重复上演，这份清晰的记忆，足以证明——那个院子，那个村庄，是父母不管身在哪儿，都不会忘却的故乡。
　　 因着父母的牵挂，我也将那个地处鲁西北的村庄，不仅写成档案、户口上的籍贯，更是我心中的故乡。心中的故乡又是一个原点，投向从未被忘却过的那抹时光。
　　 我们姐妹四人，只有我出生在邢台。临近腊月，借住的平房里只有一个蜂窝煤炉，冰冷硬板的大铁床，成为我的诞生地。母亲身子底下没有农村的热沙土，只有父亲买来的粗草纸。她感觉身下汩汩地流着热乎乎的东西，却羞于启口。直至脸色煞白，身子像抖筛糠一样，才被发现她在大出血。
　　 为了我，母亲可是遭了罪，为了我们，父母决绝地背井离乡。这个地处邢台郊区的农场的每个角落里，印刻着我的童年。
　　 真记不清第一次吃到洋槐花是几岁。对，那甜甜的白色小花，真是不可多得的美食，贪吃到赖在树杈上不下来。父母忙于生计，哪儿有空管我们，我们常过了饭点才想到回家。
　　 若母亲心情好，就装作没看到；若心情不好，就扯过来打一顿。我们皮糙肉厚的，也不在乎，依然故我。洋槐花开过了，椭圆的叶子更有吸引力，将它折叠，就变成小笛子。吹的并不成音调，可我们却以之为天籁。
　　 对于我来说，洋槐是秘密盒子。当心情说不出的郁结时，就会独自跑到农场边上，爬上一棵洋槐树，躲在树叶间。知了就在耳边“知了知了”地唱个不停，却怎么也寻不到；远远近近的人，缓缓或匆匆地走过；有的搂着跑到了玉米地里，有的相携走着，仿佛在说着不为人知的事……我并不关心那些，一层层椭圆绿叶子在我的眼前重叠、晃动，一根根褐色小刺使劲地往我身上凑，一只只裂开后背的蝉蜕，静伏在枝干上，像极了我沉默的样子。这突然其来的共鸣，瞬时冲淡了我像云朵一样飘忽的迷茫。当看到炊烟高高升起齐齐地向一个方向飘去时，我会悄无声息地溜下树，哼着带有山东味的邢台儿歌向家跑去。
　　 说实话，我曾对比鲁西北的那个村庄和邢台的这个农场，到底哪个更好。但这对比就像两种槐树的不同一样，我没有用心，也没有记住结果。
　　 我也没有纠结多少次，因为在一个冬天，在毫无预示的前提下，一辆大黄河，拉着我们一家六口，老旧家具，甚至包括父亲种的仙人球，母亲养的鸡，来到现在生活的沧州。
　　 一切都太匆匆，甚至忘记和那列洋槐树告别。只记得，老邻居、小伙伴们送出来好远，我探出头使劲摆着我的小手，可车一转弯，他们就被槐树掩映。我将童年丢在这里，还有那些槐树上的小秘密。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的沧州，还很荒凉。我们借住在一栋毛坯的办公楼中。两间像教室一样大的房子，空荡荡的。家的前面，是一块连一块的水塘，水塘的四周，种着奶奶家的笨槐，也种着承载秘密的洋槐，让我有点恍惚，不知道这个叫做沧州的地方，对于我们到底有什么意义。它没有山东老家的归属感，也没有邢台农场的无拘无束。我们一家像一颗种子，被命运带到这里，不得不生根，不得不发芽。
　　 渐渐地，我们从一家六口，演变成了五个小家；慢慢地，我也年近不惑，方懂得，父母亲，心心念念想着，老了，可以回到鲁西北的那个村庄，那里是他们的故乡。
　　 我想，那里应该是我的故乡，虽然对于它的记忆，我需要在父母那里不断印证。
　　 那么对于我的孩子呢？
　　 他说，我们的家就是他的故乡。那么故乡，难道已经与时俱进地变成流动的了？或者，在孩子们的心里，他们概念里的故乡，就是父母，就是家？
　　 其实，又何尝不是呢？
　　 我分不清国槐和洋槐时，故乡一直都在，逝去的时光一直都在；大树将我们当成他的故乡时，我们仿佛变成了一棵树，国槐亦或洋槐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爱，在一起。
　　 而此刻，遥望故乡，她是否会理解我们这些游子的情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