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富是我童年的好伙伴，比我小一岁零一天，也就是说我们是血族第五代上的弟兄，即他的太爷与我的太爷是亲兄弟。他的父亲在他们那族排行老满，我们叫他细伯或猛伯（绰号叫老猛），他的母亲我们常常称她为细大大，他的母亲大概1910年出生，比我母亲长十五岁，猛伯可能更大些；他的母亲在四十八岁上生育了他，可以说是高龄产妇晚年得子，所以他的宝名叫得子，后演变叫德徠子或德伢子，德富是上学时老师取的名，叫书名。德富在他们那族的“良”字辈份上排行第十三，与排行第一的相差三十五岁，有四五个晚辈都要长他三五岁，所以现在他是那族最年轻的长辈。
　　 我与他真正的相处在一起时是我两岁多的时候。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我们那里兴修一座中型水库，我的母亲于1959年要去参加水库的附属工程即水渠、马路等设施修建，队上就把我安排给她母亲看管，因为他的母亲正是哺育期又是身体不健壮的高龄产妇，就不能参加体力劳动，我与德富就成了名副其实的发小了。那时正是吃公共食堂饭，到点了，我的细大大就牵着我俩到领饭的窗口排队，把饭取出来我们就狼吞虎咽地吃起来，虽然他只有一岁半，自理能力却很强，吃起饭来像大人一样，没有掉一粒饭于地上，吃完后，又主动地将饭钵轻轻地放到洗碗盆里。我们常常一起玩泥坨、玩蚯蚓、捉蚂蚁、抓蜻蜓，有时也会与大一点的小孩你追我赶。
　　 1962年下半年，我开始上学了，一放学，我把书包往家中一丢，就匆匆忙忙往他家跑，去陪那还没有上学的弟弟，尽管还有家庭作业没做，都要与几小时没见面的弟弟玩耍，那才真叫做形影不离。这一年，我们也开始为家庭分担责任了，放学后或星期天，我们常常背着小背篓或提着小竹篮，去周边的山上拾那已经干枯了的柴棒，多多少少也为家庭的能源供给作贡献了。
　　 1963年农历6月19日，这天叫做“观音报”，是我们一生中最难忘记的日子。这天下午，原本烈日当照的天空陡然乌云翻滚,空气很沉闷，人们被压得喘不过气来,眼看就有一场倾盆大雨来临；我与德富坐在他家大门前两旁的青石墩上玩耍,他的母亲与姐姐坐在房门旁做针线活儿，正在外间房睡午觉的猛伯已经醒来了，他准备去解大便，手里还拿着一团纸但还没有起床；突然外面下起了很大的雨点，刹那间，一道电光划破天空，紧接着一个通红的火球冲进纸糊的窗户直接击中猛伯的胸口，并且发出不是很大的“砰”的声响,顿时房内一股烧焦的浓烟溢入大厅，大家被这突如其来的场景惊呆了。有人叫猛伯被雷打死了；我们冒着浓烟，挤进房间看猛伯：猛伯的脖子歪着，嘴巴微张，整个面部染成墨黑色，就连全白的头发也有些许被熏黑了，右手紧紧地攥着那团解手纸。
　　 猛伯于解放前就跟着其岳母家的亲戚颜亨亚在川口钨矿从事矿业工作，解放初又调到了郴州的香花岭锡矿工作；刚解散吃公共食堂饭那年，物价猛涨，涨到一个月的工资只能买到十市斤大米，恰逢那有“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的好政策，猛伯立即辞工回家务农，按他的原话说，我不能一人享清福,饿死全家人；他一回来,家里的日子虽然过得清闲，但不会饿肚子了。现在这棵顶梁柱倒了，苦难的日子自然就光顾他家了。
　　 德富的姐姐比他长十五六岁，不久，在川口钨矿工作的姐夫倒插门来了，这样，多多少少也为他那苦难的童年带来些许幸运。德富大概在八岁以后才上学，上学以前就与我们一起上山砍柴；那时，我们队上的柴山几乎是禁止砍伐的，要到三公里以外的野岭（邻村的山）去砍柴，我与德富经常是结伴而去又结伴而归的，别看他比我小，但砍起柴来却比我又快又好，重量比我的多，捆绑得既整齐又结实；他的姐姐是家中主要劳动力，常常要出集体工，家中煮饭菜和煮猪潲所用的柴草几乎是德富一人揽下来的，小小的年纪就扛起了家庭的重担，为我们那帮年纪的小孩做出了榜样，许多长辈们都很称赞他。
　　 1969年，因复课闹革命我还在上小学，在那教育要革命学制要缩短的年代，我的小学上了七年半。那年，我们队上因田少人多，稻谷产量又低，仅大米是不能糊口的，于是开垦许多荒山种植红薯，红薯作为主粮进入每个家庭。我与德富家从队上分得的红薯，先是借人家的地窖一起收藏，因量多又不方便，于是我俩商量自掘地窖，就在这年暑假动工了。我们在一块离家较近、黄土比较坚硬的山坡上，选择一块比较平整的土地作为地窖的出口，我们挖的地窖俗称“猴子窖”：地窖的表面是个圆台形弧面即中高边低，四周有一道排水沟；从弧面中心往下挖一个直径为80厘米的圆柱体，当圆柱体的高度在1.3米时，从此处往四周开喇叭花，这喇叭花也酷似于与表面平行的弧面，再将这个弧面往下深挖一米左右或随主人意愿（看窖藏的量而定）确定大小，窖底是一个圆形。那时，我们还不会使用锄头，说句实话连锄头也挥不起。首先开挖时用长柄锄头，当圆柱体挖到一定时，长柄锄头不适用了，就得改用短柄锄头，当开喇叭花时，机灵的德富弟竟找来栽菜苗的栽把子，这栽把子既灵巧又锋利，操作很方便；当喇叭花开到一定程度时，又改用短柄锄头，直至挖完。取泥一般采用吊绳和箢箕，挖泥的戴着草帽并装好土。如果拉吊绳的力气不够，挖泥的就用一根木棒顶着箢箕底部，两个同心协力就把泥巴拉上来了，把泥巴倒在周边的小凹里。在那个暑假，我们常常是清早就上山砍柴，砍完一担柴就吃早饭，然后就上工地挖地窖，中午睡上两小时，又继续挖窖，作息时间像出集体工的大人们一样。这样周而复始地轮作，不到两个月，我俩就把两口地窖挖成了。小小的年纪担负着不是一般成人所能干的活儿，这两口地窖，凝聚了我俩的智慧、凝聚了我俩的血汗、更凝聚了我俩的创作才干、凝聚了我俩团结合作的团队精神、凝聚了我俩纯洁而又深厚的友谊。
　　 1970年，我们队上购了第一台机械化农具——脚踏式脱粒机，这是我出生以来见到的第一个机械。这脚踏式脱粒机其实也是半机械化，它不用电，是滚筒两端的小齿轮与脚踏板连杆相连的大齿轮相互啮合而使滚筒转动的简易工作原理，若转动时间长了，啮合的齿轮相互摩擦，产生一定的热量，这时就要添加机油或润滑油减少摩擦力。脱粒机的出现，基本上结束了以扮桶脱粒的历史。这年暑假，我与德富是以学生的身份参加义务支农活动，才与这台脱粒机结下了缘分。那时，我们队上的主要农田集中在岭背垅，这是以泉水为灌溉的双季稻农田，大约五十多亩。那时我们把这个季节活动也叫做“双抢”即抢收抢种，一般是喊着“插完晚稻过八一”的口号，首先要把岭背垅这五十多亩能种晚稻的农田排在前面收种，其他垅的田大部分只种早稻，收割后也只能种秋红薯、秋大豆类的作物。到了“双抢”季节，队上就会把参加活动的人们分成几大组，即收割组、犁耙组（含担撒有机肥料）、插田（含扯秧）组、机动组，组内人员基本上是固定的，若要缺员或加人，就到机动组调人补充。过了“八一”以后，这些组就自动解散，人员由队上统一调配。一般参加支农活动的学生都是安排在机动组，而我与德富首先就被组长相中进入收割组，组长是看中我俩活波灵巧，那台刚买回来的脱粒机也是组长亲自操作，所以组长必须要选好搭档。在使用传统的扮桶脱粒时，一般是六人一个组，即四个割禾两个脱粒，割禾者将割下来的稻用落枝叶一手一手地扎好，然后堆成等高的垛摆在扮桶的两旁，脱粒者就从垛上取出扎好的稻一手一手地打在脱粒板上，谷子就与枝分离了。而使用半自动脱粒机收割时，组长要力求快，就改变了传统的收割模式，十人割禾两人脱粒两人搂禾一人装谷。割禾者再不要把禾扎好堆垛，只将禾一手一手有序地摊在田里。脱粒者用一腿踩脚踏板，使滚筒自内向外逆时针旋转，两手掌掐着禾的蔸端，把禾的尖端和中端的谷粒用手掰开成扇形状并按压在滚筒上，四五秒的时间谷与枝就分离了，谷粒也全脱干净了。搂禾的可就更累了，要把那遍地的小禾堆一手一手地捡起来并迅速地递到脱粒者的手中，每一手禾从走路到递到脱粒者手中只有四五秒钟，一句话脱粒者在脱粒时不能有空手的现象，距离有远近，水田里的稀泥有深有浅，所以搂禾的几乎都是跑着走的。
　　 我与德富虽不是拿工分的社员，用当时的组长的话说，任何拿工分的社员干这种活都比不过我俩，我俩身手敏捷，像燕子一样在稀泥田里来回地飞着，无论距离远近都没有耽误脱粒者的时间，非常人所为。在那伏天我常常头戴草帽，光着膀子，只穿一条短裤衩，尽管满身泥水满身汗，但不觉得很累，渴了，只喝一勺泉水，就能解除疲惫。德富因为常常患“电蛇疮”（是一种溢脂化脓性皮肤病），经常以紫药水涂摸，他穿戴很整齐、很严实，尽管满身泥水满身汗，都要裹着长衣长裤，防止细菌侵染体内。我俩合作默契，若是我去远地他在近地，他会主动地递上一手禾到我这边，以解燃眉之急；当脱完一大片，机桶内的谷子还没有铲出多少时，为不耽误时间，脱粒者也会拉着桶往前走，这时我俩不须商量，会主动地到后面帮着推桶。尽管有禾蔸阻挡，稀泥不能止滑，机桶像快艇一样向指定地点飞奔。那时我俩个儿不高，收工时大人们都要担着谷子回家，而我俩就没有这个任务，就会到附近的水塘里洗一个澡。一来游泳可以锻炼筋骨，二来可以洗净身上的泥水和臭汗水，驱逐疲惫，使紧张的身子轻松起来，回家时我们就不是一个脏兮兮的模样了。
　　 通过暑假的支农活动，使我们从小就懂得“粒粒皆辛苦“的道理，还学会了干农活儿的本领，这为我们后来回乡务农奠定一定的基础。回学校上课时，队上也会在劳动鉴定一栏内写上优美动听的评语，虽然辛苦，但我们还是乐滋滋的。
　　 1974年春，我高中毕业后回乡务农，恰巧，德富也上完了初中回乡务农了，两个从小一起长大的兄弟同时面临复杂社会的考验，同时挑起养家糊口的家庭重担。同时来这广阔的天地接受锻炼，也同时为社会主义大厦的建设添砖加瓦。来到社会实践的大熔炉里，随着年龄的增长，两人的思想发生了变异，兴趣爱好都不会一致。务农的第一年，我们的个儿都不高，许多活儿都要去探讨去学习，不管工分高低，能学会就好。第二年，我干起了记工员的活儿，虽不是脱产，但不是全身心地投入生产。而后又当起了理论辅导员、大队植保员、大队企业会计、跟着公社干部去外地蹲点等等，这一系列的差事，把我养成了一个游手好闲、好逸恶劳的坏习惯，几乎是成了一个残废的农民。而德富弟他很钻研业务、勤劳好学，插秧、犁田、耙田、烧石灰窑、榨油等等，几年时间就把所有技术含量高的农活学会了，并且还当起了老师傅。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参加了工作并且又去了外地，很少回家与德富见面，接触时间甚少，对他的了解甚少，随着各自忙于生计的奔波，来往就自然生疏了，直至五年前的一天接到他的一个电话，我俩通过电话、短信和空闲时间相聚聊天、相互走动，又重新玩到一起了。这时对他又了解了些许。他在九十年代初当队长时，进行过农电知识培训，并取得了电工上岗证，凭着那张没有年审的上岗证，于1998年带着全家去闯深圳，直至现在全家都在深圳创业，他说要干到六十岁，拿回他所得的养老金，才能陪我这个不思进取的老兄继续玩，并且玩到底。我想，德富弟在南国的十多年中肯定吃了不少的苦，从一个泥腿杆子跃升为一个公司的技术骨干，这里就包含着他很多的智慧、很多的辛酸、很坚劲的毅力，而这些劳动的付出，与他那从小就有“吃得苦、霸得蛮”的强劲精神分不开的。
　　 今年正月初四，德富弟上岗前来向我拜年来了，那晚，我们聊到深夜。从中得知，他又改了行，在一个港商老板办的一所有900多医务人员和2000多张床位的大型医院从事餐饮工作，年近花甲的老人还有这股精神，真令我汗颜。他干的工作是蒸饭菜，并且是他一人所为，菜一般是厨子切好了的，但要来蒸，就还有许多事要做。譬如酿豆腐，将肉丸子调料塞入油豆腐中也是很麻烦的事。还有东坡肉、剁辣椒蒸鱼等等，这些都要有一定厨师经验的人才能干得下的。对于原来没有厨房经验的他，肯定又要去自学罢了。他说，还干三年，就可以常常来陪我玩了，我很期盼这一天。
　　 我与德富弟从小到大再到老能一起玩，这是上天就给我俩安排的，是我俩的福分。这份友谊是很珍贵的，是值得珍视的，更值得珍惜的，继而可以珍藏的……
　　 早几天，在《江山文学网》上看到山水神韵社团一则以“友谊”为主题的征文喜讯，便写下此文以记之。
　　 2015.0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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