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连海有广泛人脉，有许多人帮他，他还是被判处死刑。执行前他不失尊严，穿着整齐，谈吐自然；问他有何遗言，他说论罪该死，服判。又吟出两首诗：“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并要求把这两句话记在宣判笔录上。又补充说：“告诉八个孩子，千万别贪财”；他死后不进祖坟，挖个冰窟窿，塞进东大河，洗净灵魂后归大海；又说请转告金花，他不恨她，好好抚养孩子，不枉夫妻一场。说完，戴着铁镣，在武警的押解下走上了刑场。
　　 实际上这是一个贪腐的案件。
　　 连海贪污案并不复杂，他原是土畜产公司羊毛仓库保管员，也算个小干部，一表人才；妻子金花苗条漂亮，大户人家出身，在他们的生活圈内诗歌有名的美女。他们结婚二十年接连生了八个孩子，可见夫妻感情之深。连海原本是很敬业的保管员，他管理的仓库不但不缺库，还有升溢，都如实申报，年年都是先进工作者。但文化大革命期间，天下大乱，没人查库，门卫也参加两派斗争，出入拉毛车辆没人认真检查，同派的招招手就能凭“革命友谊”自由进出。
　　 连海并没有参加任何派别，但却和哪一个派别都保持友好。他看到当权派“靠边站”了，受到监督的压力没了，自己家里孩子多，生活拮据，打起了歪主意。先是利用送羊毛的马车夫带出些羊毛卖，两人分赃。后来觉得风险太大，而且数量太小，虽然有他开的出门证，但1968年秋两派争斗已趋于尾声，门卫一旦认真起来，难免被发现，便有收手之意。但一年来的捎带盗窃勾当顺利和带来的利益，又使他不甘心就此罢手，手心刺挠得甚至睡不着觉。他犹豫着，朝思夜想着……
　　 事有凑巧，有一天，他和收购部检斤员杜顺、技术员“八十一”、主任江云推牌九，他大获全胜，赢了三家各一佰多元。那可是相当于当时的两个月工资呀。江主任连连叫苦，他又是个有名的“妻管严”。连海看在眼里，就灵机一动，说：“算了、算了，把钱拿回去吧，算我倒霉，碰上了穷鬼。”然后从兜里又掏出十元钱，到门口饭店一元二角买了一瓶纯粮草原62度白酒，三元钱买了猪头肉、酱猪肝各一斤，五元要了一荤一素两个炒菜，让服务员拿到收购部里，四个人喝了起来。其实四个人酒量都不大，这高度白酒一下肚，不免话多起来，一齐称赞连海“够哥儿们意思”。
　　 连海也忙感谢大家多年来没少照顾他，使他的八个孩子有饭吃，又拍着桌子说：“你看人家造反派头头，不但一步登天，还盖起来五间大砖房，老婆孩子穿的那个鲜亮，哪像咱们家穿得补丁落补丁……”说着还哭了起来。
　　 检斤员杜顺年轻，脸也喝红了，说：“他们也是靠羊毛发财，哪像咱们主任这么老实。”江主任已听出弦外之音，打断杜顺的话说：“喝多了净瞎说，喝酒吧。”
　　 技术员“八十一”老谋深算，说：“老连，你为人仗义，今后有困难尽管吱声。”
　　 连海说：“那我就不客气了。”杜说：“客气啥，说吧。”“我家在农村，经常有穷亲戚赶着毛驴车拉点羊毛到仓库找我卖羊毛，有时你们下班了，就把羊毛放在我那。这不，我弟弟连江放我那九十多斤哈秋毛十多天也不来取，虽说和门卫打了招呼，但往外拉时，是不是换了好毛呀，也让人怀疑。愁死人了。能不能这样：你们开个手续，我开个收到条，就几十元钱，我弟弟来了直接到取款处结算不行吗？你们哥儿几个就帮老哥一个忙吧。”
　　 这可是违反制度的事儿，一时难住了三个人。连海见他们面带难色，怕“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把以前的事也露了馅，急忙收口说：“算了，八、九十元的事儿难成这样，还没“两肋插刀”呢！我只不过开个玩笑，能让你们违反制度吗？哪天弟弟来了，把毛拉到这，分等检斤，你们照顾点就行了。”
　　 吃了人家的嘴短，拿了人家的手软。就几十元的事儿不答应确实面子过不去。江云看着杜顺和“八十一”说：“你们俩意见呢？”杜顺说：“我听主任的。”
　　 八十一说：“这事儿就咱四人知道，千万保密，否则要出事的。”
　　 江云干脆把话挑明了，说：“老连，咱把丑话说在前头，可别骗咱们，亏库可不是小事，出了事责任可是你保管员的。”
　　 连海接着对江云说：“放心吧，亏库责任当然是我的。你手里有我开的收到条三联单，就证明你把收购的羊毛送仓库了，还怕我推责任吗？我老连从来不干对不起朋友的事儿。有福咱哥们儿同享，有难我一人担当。再说，几十万斤的库，泼进去几桶水，第二天就升溢几百斤。你们检斤时多扣点杂质，还能亏库？”
　　 连海一席话，让三人吃了定心丸。杜顺拿出检斤单，写上：重量98斤，“八十一”写上哈秋毛：二等，每斤1.03元，计100.94元。主任签字，予以确认。连海从兜里拿出入库三联单，写上：收到二等哈秋毛98斤，交给江主任。
　　 江云说：“老连，你得写“收到”条，要不我们在这检斤就没有凭据了。”
　　 连说：“光顾高兴，忘了程序。”说完给蒋云写了空白收到条：“江主任，我收到哈秋毛98斤，请办手续”后，江才在检斤单上签字。
　　 第二天连海让弟弟持检斤单和入库单从收购部支走了100.94元。连海分别给每人20元，都心照不宣地收了。从此，只要四个人碰到一起，一个人说“整点”，便如法泡制，从几十斤到几百斤，从最次的哈秋毛，到价格高的改良细羊毛，胆子越来越大了起来。
　　 人的欲望是没有止境的。一九六九年三月，珍宝岛事件爆发，全国备战形势骤然紧张，特别是东北地区人心惶惶。一天晚上，四个人打麻将凑在一起，刚开赌第一局连海就和了个“清一色”，但他却把牌洗了，说：“别打了，现在这么乱，毛主席要关起门来打狗，不是要把大鼻子让进东北消灭吗？大鼻子一来，天下大乱，谁还管谁？咱们也得准备点钱，以备后患吧。”
　　 他这一说，江云和八十一立即回忆起一九四五年苏联红军进东北，日本鬼子狼狈逃跑、市面破败混乱景象。杜顺虽记不起来那时情况，但也听老人们说过商铺被抢，兵匪一家情景，便点头表示同意。
　　 连海说：“别小打小闹了，干把大的吧，每人分三四千元，够逃难的了。”于是把窗帘拉上，开始作表：一等二等哈秋毛多少，本地、杂交细毛羊毛多少……总计价格七千五百多元。连海让连江穿着蒙古袍到结算处取款。过了十多天，又以同样买空卖空手段，骗取七千多元羊毛款。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口张大了难免噎着。正是穿着蒙古袍的牧人连江两次大额取款引起了现金员的怀疑：个人没这么多羊毛；生产队卖羊毛为什么写个人名字？……于是她报告了已经进入外贸局的军宣传队领导，经旗公安机关军管会、人保部秘密侦查，将连江拘留，一夜突审，真相大白，其余三人无一逃脱。连海还交待了和马车夫勾结贪污的事实。经过一年多的内查外调，核对证据，连海利用职务便利，勾结他人，采取空中飞条子手段，利用职权，共贪污人民币24065.05元。但一笔4000.00元的贪污没有直接证据（连云写的入库单），且四犯口供矛盾，连云不承认，依照可定可不定的不定原则，案子转到审判组审查时，经讨论未定。这样，连海共计贪污20065.05元。根据当时政策，贪污万元以上，态度恶劣，又拒不退脏的，就可以判处死刑。延边和长春贴出的死刑布告，贪污一万四千元的两名罪犯已执行死刑。所以动员连海家属退赃是挽救他性命的唯一办法。我赞成积极动员金花退赃，除有人做工作外，我是从心里反对为一、二万元判死刑。美国人一年工资合人民币好几万元，中国人的命就那么不值钱吗？但是我碰了钉子。几次谈话，我苦口婆心地对连海的妻子讲退赃从宽政策，为了丈夫的生命，应当把她转移出去的装满赃物的黄提包赃物交出来。但连的妻子根本不承认有黄提包，更别说拿出来了。
　　 我有点不耐烦：好多案子等着结案呢。我决定找乌云老审判员帮我再审一次。乌云说“金花铁心不要自己丈夫了，再审也没用，除非用鞭子抽她”。我说“可别抽，让她赖一下犯不上，证据会让她开口”。
　　 警察把金花带来了。她穿得很整洁，完全不像八个孩子的母亲。
　　 我说：“金花，隐匿大量赃物也是有罪的，你应当讲实话。你得为你丈夫想想。我们不隐瞒你，他贪污两万元，已搜缴五千元，再退几千元和鹿茸、人参，剩七八千元，不至于判死刑和无期徒刑，投入劳改后，表现好点，八九年也就出来了，连海才五十五岁，一家人还可以团圆，否则……你看长春布告了吧，一万四千元都毙了。别错了主意。”
　　 乌云用蒙语接着说：“我们完全是好意，把不该交的底儿都交了，你还有什么怀疑？你和连海生了八个孩子，他宠你爱你，此时不能坏良心，不管他的死活吧。”
　　 金花沉默了，坐在凳子上搓着修长的双手，脸上的表情不时变化着，有时还叹气。此时我才发现她漂亮的瓜子脸上的皱纹已经很深了。正当我和乌云以为她有感于我们的真诚可能在沉默中觉悟时，她抬起头，目光变得很坚毅地说：“没什么黄提包，你们认为我撒谎，把我抓起来吧。”
　　 乌云一听，勃然大怒，把五四手枪放在桌上，抽出武装带要抽她。我用尽力气才把武装带抢下来。乌云不解气，骂道“你比石砬子上的毒蛇还毒。你够狠，还敢和我们叫号！”
　　 稍稍平静后，我问金花：“你娘家大哥能诬陷你吗？”
　　 “不能。”
　　 “那为什么他说你在连海被捕后半个月把一个大黄提包埋在他家沙果树下，埋之前还验看了里面的东西：三米毛料、一架鹿茸、一根鹿鞭，一颗人参，五千元人民币，二十天后你又去起出来拿走了？”
　　 “他瞎说。”
　　 “坑的痕迹还在呢。你是他亲妹妹，他能瞎说诬陷你吗？”
　　 “他为了立功呗。”
　　 “你和连江关系如何？”乌云问。
　　 “一般叔嫂关系。”
　　 “他能害你吗？”
　　 “不能。”
　　 “他交待说你把黄提包从你哥那转移到他那，十多天后拿走了，对吧？”
　　 “不对。”
　　 “你敢对质吗？”
　　 “敢。”
　　 警察把在另屋候审的连江带进来。这是最后的杀手锏了。我还没交待权利和义务，连江就扑通跪在了金花面前，哭着说：“嫂子，救我哥一命吧，把黄提包拿出来吧，我都交代了……”
　　 “我没从你那拿过什么黄提包。你跪着也没有用，起来吧。我也没让你哥贪污。”金花平静地说。
　　 我K弄得出金花铁了心，便草草结束了对质。第二天提审时把结果告诉了连海，他“唉”了一声说“她是怕八个孩子挨饿”，又“唉”了一声说“她要了他的命了”！
　　 后果正如他预料，此案在省革委会讨论时，承办人汇报到黄提包没下落，金花拒不交代时，主持人说：“还讨论啥，什么无期、死缓，他老婆都不要他了，咱们还留着他干啥？再说，趁珍宝岛事件作案，企图变天，具有反革命性质”。于是一锤定音：死刑。会议记录很全，连“乘战备紧张之机妄图发战争财，情节极为严重”都有。
　　 执行枪决那天，看着他麻木地走向刑场，枪声以后，他的灵魂走向奈何桥的沉重的脚镣声，让我想了许多许多，不知“无毒不丈夫”和“最毒妇人心”哪个是对的。后人谈起此案时，为连海惋惜的，说死得不值。有理解金花的，也有破口大骂的，但都一定重复死刑犯那句“大难临头各自飞”的话。